那些为了身体苟活而不择手段的人，终究难逃一死；而那些为了生的希望而冒险奋力一搏的人，才真正有机会生存下来，并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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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1：完成初稿

读后感

看这本书是很挣扎的，一方面为受难者难受，一方面为幸存者悲哀。用这种方式幸存真的谈不上光彩，给自己套一个角色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读书笔记

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历史，然而，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无论如何不应被忘却，它隐藏在我们极力想要忘记的两件事情背后：一件是在 20 世纪，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曾经把数百万人送进了毒气室；另一件是数百万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走向死亡的时候毫无反抗。在布痕瓦尔德，我询问了成百上千的德国籍犹太人，他们在 1938 年的秋天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当我问他们为何遭受歧视和侮辱却不选择离开德国时，他们回答说：“我们怎么能离开？如果离开就意味着离开我们的家园，离开我们苦心经营的生活。”他们心里想的全部都是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们根本不想离开。他们并非利用自己的财产，而是完全被财产控制了。实际上，歧视犹太人的法律意在驱使他们净身出户，离开德国。长期以来，纳粹党的意图就是驱逐所谓的“不受欢迎的少数人”离开德国，比如犹太人。只有当这种驱逐政策不能奏效的时候，纳粹党才制定灭绝政策，其背后的逻辑是纳粹的种族主义。

弗兰克医生被关押期间，一直不断地思索他作为集中营囚犯的经历，并寻找到他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生的意义。而其他像尼斯利博士一样的幸存者仅仅在乎能否苟活，甚至不惜为此帮助纳粹党卫军做极端恐怖的人体实验。他们虽然活着，却由于双手沾满了鲜血，经历了最可怕的一段时间，最终一事无成，人生毫无意义可言。他们终日惴惴不安，噩梦缠身，受到良心的谴责，人虽活，心已死。

整本书应证了一个古老的警句：那些为了身体苟活而不择手段的人，终究难逃一死；而那些为了生的希望而冒险奋力一搏的人，才真正有机会生存下来，并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焚尸场是 24 小时运转的，他还告诉我说，在焚尸场工作的小分队叫做特别派遣队，其含义就是做着特别工作的派遣人员而已。他们好吃好喝，穿着便装而不是囚服。他们不可以离开焚尸场的地界，每隔四个月，当他们已经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并且享受到一切特权之后，他们就被屠杀了。从集中营建立到现在，所有特遣队员的命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何这么多年来，这座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从来没有外泄的原因。

在交谈中，我了解了焚尸场的历史。数以万计的囚犯用石块与水泥搭建了这个地方，建成的时候，正是极端寒冷的隆冬时节。每块石头都染上了他们的鲜血。他们夜以继日地劳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才按期完成任务。所以，在这座死亡工厂里，建造者们成了第一批受害者。

淡紫色的颗粒物直接就落到水泥管的底部。它所产生的气体通过铁皮管上的小孔释放出来，几秒钟后就充满了被放逐者们所处的房间。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所有人都死了。

对于所有被押送到这里的人来说，发生的都是同样的事。红十字会从外面送来了毒气。焚尸场里从来不会存放这个东西。预先警告是可耻的，但更可耻的是毒气居然被一辆国际红十字会的汽车送进来。

尸体并没有在房间里东倒西歪，而是混乱地堆在一起，一直堆到天花板，原因是毒气从最低层开始扩散，先是最下面的空气被污染，然后慢慢向上，直到天花板。这会让遇难者们彼此踩踏，疯狂地向上爬，试图逃脱毒气，但很快他们都会被毒气淹没。这是何其惨烈的生存竞争啊！即使只能延迟一到两分钟死亡。要是他们有机会想想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就会意识到，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是他们的孩子、妻子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但是他们根本来不及想，他们的姿势表明，那只是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罢了。

我注意到，在人堆底部的尽是些妇女、儿童、老人，而在顶部的则是最强壮的人。他们的尸体彼此交错，浑身都是抓痕和瘀青，那是由于他们在挣扎的时候彼此乱抓造成的。血液从鼻孔和嘴巴里流出来，他们的脸肿胀变形，几乎变成蓝色，畸形到无法辨认。即使是这样，有一些特遣队员还是能够碰巧认出他们的亲属。相遇并不常见，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我没有理由再待在这里了，我已经到达了死亡谷底。我觉得我有责任将我所看到的一切详实地记录下来，为了我的同胞，也为了整个世界。我心血来潮，觉得我应该逃离这里。

门格勒博士将双胞胎和侏儒从被驱逐者中单独分出来。这就是为何这两类特殊的群体被分在右手边一列，幸免于难。这就是为何他们吃得好、喝得好，居住的地方环境卫生，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互相传染疾病，不会有人先走一步——他们必须同时死亡，而且身体健康！

一阵机关枪声响起，半个小时后，新的特遣队员到达了。他们脱下尸体的衣服，又过了一个小时，只剩下一大堆骨灰。每个特遣队员的第一次任务就是将前任特遣队员的尸体火葬。以往在我“拜访”期间，总会有人将我拉到一边，恳求我给他一种快速有效的毒药，我总是会拒绝。但今天，我却答应了。他们都死了。他们的死快速而决绝，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选择的自杀，而是死于纳粹屠夫手中。

六月到七月间，数万张明信片被分发给集中营关押的囚犯，他们被告知这些明信片可以寄给自己的朋友或是其他相熟的囚犯。有一件事情被特别地强调，那就是明信片上的地址绝不允许写“奥斯维辛”或“比尔克瑙”，而要写“瓦尔德塞”，那是一个位于瑞士边境不远的度假小镇。 明信片被按时寄出，并收到大量回复。我看到这些回复都被堆在焚尸场的院子中间烧掉了，根据可靠情报，大约有 5 万份。把这些回信按照地址分发出去根本不可能，旧的还没有投递完，新的回信就到了，意思是说，回信上的地址已经没有接收者了。这种事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这种小伎俩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息公众的恐慌，用来对付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谣言”。

在筛选工人的时候，党卫军委员会优先将那些志愿者放到队伍里，只有在人数不够的时候，委员会才会随机选择一些人补充到队伍里。然而，志愿参加的人数寥寥，因为没有人愿意放弃现在这种不需要劳动的处境，而到另外一种处境去。没有人愿意在配给的口粮都不足以维持集中营的生存的情况下，还得被迫劳动。可怜而又目光短浅的女人们啊，要是她们知道了第三帝国集中营的心态，她们就会明白不劳动的人没有活命的机会。

我觉得我从一名验尸官变成一具尸体可能就差了一根头发的距离。诚然，门格勒博士把我从将死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也把我从那一排必死的人中“解救”出来，但只是回到了这个令人伤心的房间，等待着一个新的四个月的缓刑周期。我想让他承认，我们昨天下午和晚上所经历的是令人多么难以忍受的境况。就算最糟糕的情况已经结束了，我还不得不给两名党卫军处理伤口，他们在五个小时前还对我毫不手软地拳打脚踢，并用他们的手枪指着我的头，等待着扣动扳机的指令。 这些就是我准备向我的上司抱怨的内容。但我主要还是想说服他把解剖室及相关人员调动到集中营里更适合研究的某个地方去。就在我沉思这一点的时候，门格勒博士推开了门。遵照制度的规定，我起身立正站好，当高级成员出现的时候，大声汇报：“长官，三名医生与一名实验室助手正在他们的岗位上工作。”

在毒气致死、柴堆烧死、氯仿注射致死、子弹射入后颈致死、磷弹致死之后，这里用了第六种我以前没有见过的杀人方法。夜晚，我的伙伴们被带到附近的森林里，然后被火焰喷射器烧死了。我们四个还活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饶过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来说不可缺少。在允许我们继续活着的事情上，门格勒博士只不过给了我们另一个缓刑期限。这种想法再一次使我们心里非常不舒服，也高兴不起来。

在我们停留的第三天，一名上将在一个党卫军的陪同下查看了我们的营房，他命令任何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人站出来。 我的血液凝固了。日耳曼民族真是“严谨”的民族，他们肯定有一份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人的名单，上面记载着人员的名字或编号。好像的确有这样的名单。但是……想到这里，我意识到这些不过是诡计罢了，只是试着从一大群人中挑出那些可能泄露焚尸场肮脏秘密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有名单的话，他们只需要检查我们的文身编号就可以了。这里没人认识我。我等待着，血液在我的耳边澎湃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营房中一片寂静。接着他们离开了，我又一次赢了。死亡的车轮又一次旋转着与我擦身而过。

在过去的近 70 年中，这部“现代经典”已成为人们了解奥斯维辛苦难的必读书，但也引发了争论无数。为本书作序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而普利莫·莱维在反思大屠杀幸存者的名著《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也把“特遣队”放置在人类的道德天平上，进行痛苦的称量。处于“灰色地带”的这群人，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共同的加害者？这是一个道德难题，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公认的答案。但正如美国作家迈耶·莱文所言：“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的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我们宁愿相信，经历了奥斯维辛而幸存的人，他们比死去的人承载了更多的痛苦。也许，他们是凶手的帮凶，甚至是凶手。但作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用卑微的存活和内心的煎熬换来了一份应世代铭记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