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 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
历来改革一靠政策,二靠执行力。而大清国“官场如赌”,大家都在试身手,鱼龙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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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3.04:完成初稿
读后感
清末这段历史,因为过于屈辱,一般来说我都选择快速跳过。这次从不同的小小侧面切入,发现及时是那么绝望的年代,依然有很多人带着希望,哪怕最后在历史上一点影子都看不到。我们不仅要看到那些台前光鲜亮丽的成功者,更要从失败者身上学习,创造属于我们的突围。
读书笔记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更何况,将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伟大形象。武则天与慈禧太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孙子更争气,整出了一个开元盛世的好局面,连带着那颇有争议的奶奶也大为争光;而慈禧的孙子却弄得江山“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历史评价就更顾不上了,最后连老奶奶的坟墓和遗体都被蹂躏和侮辱。
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能发现:如果没有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决策层的明断和远见,清王朝就不可能从咸丰年那样深度的内忧外患中恢复过来,就不可能驾驭那些文武全才、个个堪为人杰的曾左李等能臣,就不可能有“同光中兴”,就不可能在甲午战争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局面中继续挺过17年的艰难岁月。
大清国的改革抉择,对于执政者来说相当艰难:内忧外患,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条,这在甲午战争后,尤其在经过“极右”(戊戌变法)和“极左”(义和团)两场大风波后,已经成为共识。问题是,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种推翻,更是一种建设,这就需要在“变”的同时必须保持“稳”。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推进平等和进步,但其路径要求却有一定的矛盾: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权力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治的发展则要求不断的权力分解与分享。这其中,分寸、角度、时机的拿捏,在在都是对改革者的严峻挑战。
更为严峻的是,自镇压太平天国以来,大清政府为了应急而打开的放权闸门难以关上,地方不仅在一般行政上获得了巨大权力,甚至也干预过问军事、外交等代表国家主权、理应掌握在中央手里的“禁脔”,历朝历代最为忌讳的“问鼎”在大清国似乎成了普遍现象。在权威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中央虽对改革的节奏、步伐有着相当成熟(未必完善)的考虑,比如设定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却不得不俯就民意的要求,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跑步前进。
历来改革一靠政策,二靠执行力。而大清国“官场如赌”,大家都在试身手,鱼龙混杂。敷衍了事的人,雄心勃勃的人,或钩心斗角,或与世无争,或逆流而上,或就坡下驴,唱高调,唱反调,荒腔跑调的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这些国之栋梁、人中之龙忙着拨弄自己的小算盘,而他们掌管着的是大清国“上令下达”与“下情上传”的要道,一旦堵塞,颟顸无为,后果可想而知
反腐败与政治改革,的确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一方面,腐败不除,依靠这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部队伍,任何改革都会变形走样,成为新的寻租工具;另一方面,普遍的腐败已经表明了旧的体制和机制不具备自我代谢的能力,不改革就无法消除腐败。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如何下手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保皇党与革命党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特征:矛头永远只指向政府和政敌,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当权者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打扮成了永远正确、不需监督的天使。这成为今后中国一切反对势力的固定操盘模式。
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主义与思潮就不断流行,但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力的质疑与约束,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上垒”的政治反对者们所真正接受。对于旨在改朝换代的改革(或革命)而言,反腐败无非是手段、手腕和策略。贯穿在这些改革(或革命)中的,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另一方面“施于人者,己必不欲”。当自己总是凌驾于改革(或革命)之上,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收获的绝对依然是跳蚤
司法独立 vs 私法独利
善耆曾经为那个时代作了精辟的总结:“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
国家信用这样的“猛药”被轻用,最后造成了国家根本性的“肾亏”。1911年,当革命的地火开始蔓延时,大清政府再度发行公债,名称取得更为响亮——“爱国公债”。但是,人心已散,覆水难收,公债还没发行多少,大清国就轰然而倒,“爱国”公债成了“哀国”公债。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对国家信用的纵欲滥用却并没有随着大清国的覆亡而消失,民国时期的公债名称一个比一个响亮、光荣,信用却越来越成为中国稀缺乃至濒临灭绝的资源。
晚清的财政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摊派的财政,中央向地方摊派,大官向小官摊派,官员向乡绅摊派,乡绅再向农民摊派。这种实际上的摊派体制,与“仁政”的大旗相互矛盾,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不敢改口,做的不敢声张,演变为全社会心照不宣的集体黑箱操作,给各级官吏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摊派是个高难度的工作,自然是专拣软柿子捏。商人捐官,基本目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柿子的硬度,多少减轻被捏的力度、频度。
在爱民及爱国的大旗下,胡雪岩动用了其钱庄的大量存款抢购生丝,其中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也有不少贪官污吏的赃款,甚至有暂存于此的国有资金。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在黑白两道(胡雪岩是青帮的“空子”)的保驾护航下,胡雪岩抢购生丝十分顺手,几乎搜尽了当年的新货和此前的存货。 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于是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价很痛快:加价1000万两白银!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当年北洋舰队购买主力舰定远、镇远号,每艘才180万两。也就是说,“胡总”此时只要立马将手中的货转手,就可以赚出大半个北洋舰队来。更何况,胡雪岩的所谓收购资金,大量来自借贷或挪用,属于“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运营成本很低。
如果胡雪岩见好就收,这笔业务无疑会成为中外商战史上一交激动人心的过招大捷。外商开出了盘子,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乃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赚来的钱分给蚕农们,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或者干脆全部捐给国家,再购买5艘主力战舰,那日后的甲午海战结局也或许因此而改写了。
对于大清国第十二代领导核心来说,最为郁闷的事情,就是自己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
在对付康有为的问题上,上一任领导核心理应传授给载沣的一个重大历史经验及教训就是:敌人往往是自己制造出来,并且是自己将他养肥的。 已经为中外史学界公认的是,康有为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反叛者的分量都是被大大地夸大了的。戊戌年间其出逃海外后,无论日本人和英国人都认为此人大言不惭、作用有限。
艰巨而漫长的社会革命被简化成匕首与炸弹的快餐式操作。暗杀这种短平快运作,似乎很容易令人上瘾,从肉体上剪除异己的习性牢牢地渗透到了革命党的血液之中。
外交,是晚清最大的伤痛,“国”与“民”的口碑都降到谷底。外交看嘴皮子利不利索,更看枪杆子硬不硬实,究竟是国家实力的博弈。近处的朝鲜和日本,远处的大不列颠和美利坚,独舞、群舞,威胁逼抢、拉拢利诱,大清国竭力周旋,费心劳神,偶然的胜利,短暂得像烟花;不时一个趔趄,尴尬四顾,刺破的不只是面皮……这是对智力及体力要求都很高的危险游戏,一旦握不住操控杆,就只能被玩。
回眸历史,除了本身就是“异族入主”的元、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神武事迹,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骠姚的《胡无人》,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
这个世界,谁都不是省油的灯,即使是弱者。上天给了所有人下棋的能力与机会,这就叫博弈。大清国尽管积弱,但从来没有停止过突围的挣扎与崛起的努力。1909年年初,载沣就下了一着相当生猛的棋,矛头直指大清国最为凶狠的两大劲敌——北方的俄国熊与东方的日本狼。这一外交突围的核心就是:左挽美利坚,右携德意志,共同对抗英日俄法的松散同盟。
宪政改革最为关键的中央权威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在混乱的改革中日趋分散,导致国家机器功能性紊乱,各种势力纷纷以改革为口号竞相自肥。高喊宪政或者高喊共和的人未必真心相信自己的所谓主义,但绝对相信这是很管用的口号。政治实用主义成为主流,大清帝国果然如伊藤博文预料,不过两年就轰然而倒,中国的宪政乃至共和没有及时出现。
着眼于扩大执政基础的政改,最后却挖空了执政的墙脚;着眼于民主的地方自治,最后却推动了地方离心;着眼于提高民生的各项改革,却演变成了扰民的各种法术;着眼于政治和解的宽容,却被解读成了软弱无能……这究竟是一个王朝的悲剧,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呢?
可以肯定的是,清亡之后,民国并没有变得更清明、廉洁、宽容、和解。相反,一个大规模的赤裸裸得连潜规则都不屑拥有的痞子运动时代到来了……
《中国经营报》:有人说,读您的文章,感觉您对清末体制内的精英颇多溢美之词,但对体制外的各类“革新势力”却以批判居多。为何会有这样的倾向?您的这种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
雪珥:这并非我的倾向,而只是读者的感觉反差而已。自晚清以来,每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取而代之的人,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只喊号子不出工,当然永远正确了。一旦这些批判者得偿所愿,自己挑上了担子,又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
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所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百年来,所谓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在他们那些华丽的词藻背后,其苟且、阴暗、腐化、猥琐,与体制内的被批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百年来,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以至于连“真小人”都显得十分可贵。
没有任何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种弊病是无端地被某种力量强加的,它一定来自一片肥沃的土壤,而构成这片土壤的就是你、我、他。因此,千万别因为没照到镜子,就以为自己居然不是猪八戒。如此势禁形格,你凭什么断言,换了你就一定更伟大、光辉、正确呢?
百年之后,我们不仅需要真正的建设者,也需要真正的批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