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非洲两百年】不一样的非洲

提到非洲总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我曾经在许多场合说过,我认为非洲是整个世界良知上的一块伤疤。 ——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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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20:完成初稿

读后感

一个地方只有恢复了长期和平,人们不再担心安全,放心地过日子,才能为将来的生活做出长远的打算。失去了和平与稳定后,无法建立经得起考验的政治架构,才是马里、西非,乃至非洲最大的悲剧。

这本书的作者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向西方的,比如在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内容部分,主要竟是以电影剧情为准的,但实际上只是一个西方捧起来的“英雄角色”而已。面对历史书籍,我们一定要多方对比,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读书笔记

在非洲地区,除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这四个国家一直以来有着统一的传统之外,其余国家的疆界都是在最近一百多年才形成的。

经过了种族屠杀的卢旺达人摆脱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种族梦魇,新总统卡加梅也意识到,种族冲突虽然是个社会问题,但根子上还是个经济问题。只有经济大发展,才能让人民摆脱对于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和愤怒,抛弃掉为了生存而引发的焦虑,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

“如果你非要去廷巴克图,我建议你只待一个晚上。”索博巴建议说。 他告诉我,廷巴克图的确很危险,但我可以打个时间差。武装分子并不住在廷巴克图城里,而是在城外的沙漠里,城内名义上由政府控制。当恐怖分子的眼线发现有外国人到来,他们必须把消息传递出去,沙漠里的人再做好准备在晚上实施绑架。要想策划好,需要的时间绝不止一天。 到了廷巴克图后,找当地最好的酒店居住。头一天进城,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就可以赶在他们准备好之前安然逃脱。

非洲是卖淫和恋童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许多非洲国家我都碰到过类似的场景。本来应该习惯了,但每一次遇到,还是会让我感到心疼。西非作为非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更是猖獗。卖淫往往和偷盗、绑架一同出现,我决定不再和他谈话。

“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于北方的突尼斯,席卷了阿拉伯世界。利比亚是运动爆发最激烈的国家之一。经过了卡扎菲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各个部落突然间爆发出巨大的反抗精神,共同反对他。但把卡扎菲推翻之后,人们才发现,所谓的部落力量并不是民主的象征,他们之所以推翻卡扎菲,只是为了划分势力范围。许多反叛组织随后激进化了,成了“基地”组织与ISIS的外围组织,这些激进组织随后开始了扩张,影响到周围国家,比如埃及、苏丹、乍得等。

利比亚战争是西方思想中民族独立的产物,却演变成部落之间的混战。这种思想到了马里,让曾经的民族团结消失了。在非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民族混合体,如果实行民族自决,立刻会变得四分五裂。

疟疾曾经是一种致死性疾病,发病后,人体在冷热交替中消耗致死。到了19世纪,人们发明了奎宁,疟疾才逐渐成为可以治疗的疾病。真正让非洲战胜疟疾的却是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我吃的药就是青蒿素的变种。 遗憾的是,屠呦呦虽然发明了青蒿素,但占据非洲主流市场的并非中国药品,而是欧美的原创药和印度的仿制药。

他对中国了解不多,却羡慕中国拥有稳定的社会,这几乎是他对中国最大的了解。“非洲的命运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当我们试图拿回决定权时,不是想团结一致,反而是想分裂。于是,和平没有到来,非洲反而成了战乱之地。”

一个地方只有恢复了长期和平,人们不再担心安全,放心地过日子,才能为将来的生活做出长远的打算。失去了和平与稳定后,无法建立经得起考验的政治架构,才是马里、西非,乃至非洲最大的悲剧。我同意他的说法。

我暗自责怪自己太胆小了。但我仍然告诉那个青年:我决定等船长回来再走,或者明天过去,在城里只住一天。劝说无效后,青年礼貌地告诉我他就在岸上等我后,便离开了。 事实上,这艘船在中午时就离开了。就在我躺在床上等船长回来时,船身突然一震,起航了。如果我跟着青年离开,或许就永久地留在了廷巴克图的土地上。 当我再见到船长时,对方斩钉截铁告诉我:调度经理索博巴不会找人关照我,他们也从来没有计划过推迟两天再走。 那一刹那的犹豫让我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我才知道,马依噶为什么如此小心翼翼地照顾我了。

西方殖民体系虽然离开了非洲,却给这儿留下了一个最大的包袱:西方人统治时期任意划分国界,强行把不同的民族拉在一起;到了非洲独立时代,非洲人继承了这种疆界和政治架构,产生了巨大的磨合成本。非洲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无法建立一套稳定的政治秩序,让每一个部落、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巨大的摩擦几乎让非洲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强烈的颠簸。

马里曾经是颠簸较少的国家,但在几十年后,随着应力的增大,终于产生了强震。而在其他国家,比如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更是造成了巨大的悲剧。非洲人在一次次尝试着将西方人留下的不平衡释放掉,但这释放的过程,却如同一次次超级地震,将无数的生命埋葬。

在另外一些国家,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强人们开始上台维稳。他们上台的初衷并不是暴政,只是为了维持住殖民体系留下的不稳定架构。但维稳产生的高压最终带来了巨大的统治成本,让政权本身也难以维持。在扎伊尔(即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强人蒙博托成了非洲形象的代表。乌干达的阿明、中非的博卡萨,他们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只能依靠条件反射式的高压进行统治,将国家变成了超级监狱。

最近下台的穆加贝声名狼藉,但他也曾经被尊为民族英雄。他既完成了从白人到黑人的改朝换代,又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殖民地时期留下的社会结构的稳定。但最终他维持不下去了,必须依靠高压进行统治。在前半段世人将他捧得过高,在后半段又将他贬得太低,但他其实是连贯的人。他曾经努力维持,却又被他维持的社会体系拖住,要想继续下去,只能更加强硬,否则,这个社会依然会崩塌。

我认真地听着他的抱怨,却不忍心戳穿他的真实感受:这个马上就要去往陌生国度的青年在怀念即将离开的祖国。他多想留下,找个女人过日子,可是祖国却养活不了他,逼着他去别人的国家,还必须偷渡过去。他试图贬低祖国的一切,为自己的离去提供正当性,但却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雅各布走后,我才知道,从莫亚莱到内罗毕的道路是肯尼亚政府特别关注的一条路。由于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接壤,索马里的恐怖分子、埃塞俄比亚的偷渡客都从这里乘车前往肯尼亚的中心地区,所以政府对这里的检查力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当一个国家让他的人民被迫背井离乡时,它的国民会遭受多少歧视?那些离乡的人即便在异国他乡,也仍然被自己的国家所拖累,他们没有选择,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强加给他们的规矩。他们是一群无处可逃的偷渡客。

但长久的独立却让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产生了幻觉,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强大,以及上帝的保佑。于是,皇帝的统治是以绝对的集权为特征的,没有想过要搞改革,更没有打算施行君主立宪制。非洲联盟的总部也设在了埃塞俄比亚,这是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争取来的,因为毕竟它曾经是两个非洲独立国之一(另一个是利比里亚),非洲都承认它是最强大的。表面的强大与人民的极度贫穷,构成了埃塞俄比亚的两极。

由于社会没有经过人文主义运动,皇帝被推翻后,另一个统治者门格斯图上台了,人们只是把门格斯图当作另一个皇帝来供奉。这种逆来顺受的特征带给人们极大的悲剧,他们吃苦耐劳,很少反抗。也就是说,只要让他们活着,谁在台上他们并不在乎。

在基督教得势之前,亚历山大是世界的学术中心,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以研究希腊哲学著称。希腊本土衰落后,大量的希腊著作都被转移到了这里收藏。

但是,亚历山大的学术地位却随着基督教的得势而告终。这座城市突然间变成了世界迫害异教徒的中心。由于图书馆保存的是异教徒的思想,所以它也被付之一炬,所有的文献都化为了灰烬。

亚历山大城的人们在信仰上表现得非常极端,却对基督教的思想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基督教诞生后,人们对于耶稣和上帝的关系一直争论不已。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悖论:第一,上帝是唯一的神;第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请问:耶稣是不是神? 如果回答耶稣是神,那么就有了耶稣和上帝两个神,违背了上帝是唯一的神的论断。如果回答耶稣不是神,那么作为神的上帝,怎么会生出一个肉眼凡胎的儿子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分成了两大派别,这两派别的学术带头人都和亚历山大城有渊源。其中一派的带头人叫阿里乌斯,他虽然不是埃及人,却在亚历山大担任过长老。他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神,就是上帝,耶稣不是神,只是神的创造,所以才会经受那么多苦难,最后被杀死。另一派的带头人叫阿塔纳修斯,他在亚历山大担任主教,官职比阿里乌斯大。阿塔纳修斯认为耶稣是神,但是耶稣这个神和上帝这个神是同一个神,他们是神的不同化身,这就是所谓的同一“体”格,不同的“位”格。到后来这个理论发展成了三位一体理论。

双方斗争得极其残酷,动不动就要置对方于死地。最初得势的是阿里乌斯派,但后来阿塔纳修斯咸鱼翻身,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阿里乌斯派则成了永久的异端。

年轻人扎堆,有说有笑,看不出与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有什么区别。直到太阳落山,我都感觉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就在太阳落下的一刹那,伊斯兰世界熟悉的召唤人们礼拜的声音响起,突然间,人群安静下来。女人们默默地坐着,不再说话。男人们如同听到了口令,全都站起来,朝着旁边的空地走去。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走。 接着,他们排成队,所有的人都面朝麦加跪下,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站着。我仿佛成了这个星球上的异类,孤立无援。 就在这时,一群小伙子站起身朝我逼了过来。“你为什么不跪下?”为首的一个人义正词严地问我。 看到他们愤怒的眼神,我才知道,作为异教徒的我永远无法融入他们的群体。由于常年行走于中亚—中东—非洲的伊斯兰区域,我对每个地方世俗化的程度都有所体会。

在努瓦迪布,我在内心里给他们定了位:即便在最虔诚的巴基斯坦、埃及,也不会强迫异教的朋友下跪。但在这里,如果我不跪下,很可能会被他们痛打一顿,甚至有生命危险。

当我把这种感觉告诉穆罕默德,他叹了口气:“你一定以为他们都是“伊斯兰国”那样的极端分子,对吧?”接着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只是借此作为反抗的手段。因为只有信教这件事,是不会被管的。”

安拉是青年们心中的寄托,被用来对抗世间的不公。穆罕默德总结说,实际上,越不公平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信仰越强大。

事实上,在非洲的许多伊斯兰教区域,即便到了现代,伊斯兰教的控制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特别在那些贫穷的地区,清真寺是穷人们能够得到安慰和帮助的唯一指望。政府是指望不上的,外国人也提供不了帮助,但在清真寺中,穷人和富人一起朝拜聊天,不分你我。清真寺还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医疗,这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它们。

因此,即便到了现代,伊斯兰教依然影响了非洲大陆近一半的区域,并没有萎缩,它抵抗住了现代文明的“侵蚀”。

在现代沙特的历史上,它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张,得益于一个叫瓦哈比的教派。这个教派提倡艰苦朴素,战斗力强。沙特王室皈依了瓦哈比,突然爆发的战斗力让它成了中东豪强。

伊斯兰教历史上有著名的四大法学学派。伊斯兰教采用教法制,也就是说,人间的法律都是根据《古兰经》来的,不管是判决人们结婚离婚,还是惩罚杀人偷盗,都要从《古兰经》中寻找依据。如果《古兰经》中找不到依据,世间还流传有许多先知穆罕默德当年说过的话(叫圣训),也可以用来做法律。与中国的典籍作对比,《古兰经》相当于中国的五经,而圣训则相当于中国的《论语》。

但由于人间事务过于复杂,必然还有很多情况是《古兰经》中没有提到,并且圣训中也没有说过的,这些事情该怎么判决呢?

围绕着这个问题形成了两大派别:意见派和圣训派。意见派是温和派,认为如果找不到依据,就由教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类比,或者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进行判决。圣训派则是死硬派,认为经文和圣训中必然包括了一切情况,因此必须紧扣圣人言,不准发挥。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伊拉克人艾卜·哈尼法,后者代表人物是沙特人马立克。意见派演化成了哈乃斐派,圣训派演化成了马立克派。 后来,围绕着这个问题又形成了四大派别,按照从保守到自由的程度分别是罕百里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和哈乃斐派。 最温和的哈乃斐派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派别,作为斗争失败者的马立克派却保留着强硬的姿态,他们来到了非洲,开始传播。

走进这家超市,商品琳琅满目,但价格上却透露出一丝古怪。比如,1升牛奶的价格折合人民币不过六七元,但一小杯(150毫升)的酸奶却价值10元以上。为什么两者的差别这么大?原因在于牛奶是本地产的,而酸奶则是从法国或者西班牙进口的。 这样的价格差异随处可见,当地产的袋装水1升折合人民币不到1元,而外国产的瓶装水1升则高达6元。罐头的进口来源有两个,分别是欧洲和同属于非洲国家的利比里亚,前者价格是后者的三到四倍。

以饮用水为例,一位超市经理告诉我为什么当地生产不了瓶装水,不是水的问题,而是当地生产不了合格的塑料瓶。就因为瓶子的问题,瓶装水只好进口。整个超市的商品,在国内生产的不会超过10%,大部分都要从原来的宗主国法国进口。

布基纳法索只是非洲国家的一个样本,许多国家都存在类似的现象:一个国家越缺乏工业,进口的工业品越贵,当地产的初级品越便宜,两者的差价越大。

如果这只是经济学的一个现象,那么还可以通过贸易拉平。但对殖民地时期的非洲来说,更不公平的是,它们的贸易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强迫的。

非洲大陆在东方的红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角,人们习惯上称之为非洲之角。这里现在以索马里海盗闻名于世。之所以海盗们能在这里聚集,是因为它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旁边就是红海,而红海的顶端就是著名的连接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大量的船只都要从这里经过,于是非洲之角海域成了海盗们的狩猎场。

2017年,中国的第一个海外保障基地设在了非洲之角的吉布提,也是看上了这里的重要战略地位。

对于西欧的国家而言,非洲的国家只是一粒棋子,它们没有思想、没有尊严,到底怎么用它们,完全看西欧人的心情。 埃塞俄比亚的两次抗意战争也注定了这个国家的悲剧。在抗意战争中涌现出的偶像就是它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他保持了国家的独立,也看清了欧洲人对非洲的蔑视。他想尽一切办法加强非洲的实力,联合非洲兄弟国。但他的轻举妄动也耗干了国家财政,从此埃塞俄比亚陷入了二十多年的混乱之中。

非洲从来不缺乏这样的传奇人物,他们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突然成名。这种想法有励志的一面,也带着急功近利的因素,由此带来了一出出悲喜剧。

殖民地管理的难点,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以及如何处理殖民地政府与位于本土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英国人摸索出了一套“联邦制”的架构,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国王和议会派出总督作为殖民地的行政领导。可另一方面,总督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却也不是大权独揽,殖民地往往会设立一个类似于议会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权力也许没有真正的议会大,但总督必须尊重它,从而对总督形成一定的制衡。

与英国的间接管理不同,法国推行的是直接管理。英国的每一块殖民地都是一个拥有健全功能的小政权,有一个总督代表着行政分支,也有一个类似于议会的机构负责立法事务,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法国的殖民地却和法国本土的其他地区一样,是法兰西帝国里的一个不能独立运行的零件。

如果用人体来比喻殖民地和帝国,那么英国的殖民地就是一个个单独的小孩,英国是这群小孩的托管人;法国的殖民地却只是法兰西这个庞大身体里的一个个器官,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身体,共同维持法兰西的运转,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

但与阿尔及利亚有石油资源、足以自立不同,法国西非和中非的十四块殖民地却都是典型的“器官式”穷国。这给了戴高乐足够的信心,他认为这些地区离开了法国根本无法生存。

塞古·杜尔是一名坚定的非洲本位主义者,又是恩克鲁玛的强烈支持者。戴高乐为了表现出各个殖民地是自愿加入共同体的,在宪法的条款中规定,每个殖民地都可以举行全民公决,选择是否批准共同体宪法。如果批准,就加入法兰西共同体;如果不批准,这块殖民地就将独立出去。

为了避免大家选择独立,法国在投票前加了许多威胁:如果选择留在共同体,就可以继续享受法国的补贴与帮助;一旦选择独立,法国将立刻撤走一切人员和资本,不再对独立国家提供任何帮助。

绝大部分殖民地都明白,一旦法国人撤离,当地连会写字的人都找不出几个,更何谈组织政府?他们都乖乖地投票留在共同体。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

非洲殖民地中,最糟糕的是由比利时控制的。它们在独立之前遭遇了敲骨吸髓式的压榨,留下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结构失衡的局面。比利时人不情愿地离开后,留下的仇恨立即毁掉了这几个国家。

比利时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包括一个巨大的殖民地(比属刚果)和两个保护国(卢旺达和布隆迪)。两个保护国是从德国手中继承来的,由于国土面积较小,它们并没有成为比利时关注的焦点。但比利时人仍然把仇恨注入这两国的不同民族之中。

在两国执政的是一个叫图西族的少数民族,而被统治的多数是胡图族。比如在卢旺达,胡图族的人口大约是图西族的四到五倍。非洲的种族界限大都是模糊不清的。也许在几百年前还是同一个部族,只是后来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或者生活环境,形成了较为(不是完全)封闭的通婚圈子,分化成了不同的种族。

德国人到来后,经过测量,他们认为图西人是高大瘦弱的,拥有更高的智商,胡图人则较为矮胖,且智力低下。自从欧洲人这么说了之后,当地人也逐渐接受了这种荒唐的理论。

德国人退出后,比利时人由于与这两个保护国更加疏离,决定采用制造分裂的方法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在初期,他们依靠图西族人来统治。在允许两国独立之前,布隆迪仍然维持着图西人的统治。卢旺达由于采取了民主制,人口众多的胡图族人突然成了统治阶层。

由于胡图人长期处于社会劣势,在经济地位、教育背景上都较为落后,无法实现有效治理,他们统治的方法也只好越来越依赖仇恨和民族主义,将美丽的千山之国卢旺达变成了冲突频发之地,注定了后来的悲剧。

刚果(金)由于疆域太大,民族过多,独立之前比利时人留下的基础太差,成了非洲国家悲剧的代表。但从另一面看,这样的悲剧并不由非洲人所决定,在非洲众多国家独立之前的殖民地时代就已经注定了。不管是卢蒙巴还是蒙博托,以及后来的卡比拉,都只是为了将这个庞大的国家捏合成型,让四分五裂的疆土上成长起民族主义的凝聚力;不管是用鼓动的方法,还是暴力的手段,都是为了塑造所谓的民族性。刚果(金)虽然经历了战乱,但并没有分裂,这本身就是一定程度的成功。

当然最好的塑造方法还是利用经济,只有当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日子好过了,才能避免分裂和战乱。经过几十年的混乱之后,刚果(金)也走上了这样的一条发展之路,尽管比别国走得要慢,因为它有太多的历史缺陷要靠时间去弥补。如果卢蒙巴能知道他的时代之后的国家走向,也许会感到一些安慰。

穆加贝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也反映了世界思潮的变迁。二战之后,人们强调的是民族独立,那些领导民族独立的人受到了全世界的追捧。这些人包括了古巴的卡斯特罗、埃及的纳赛尔、利比亚的卡扎菲、越南的胡志明和朝鲜的金日成。

但随后,世界潮流转向,人们更加强调民生,那些能搞好经济的人得到了赞扬。非洲第一代领导人往往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在经济议题上普遍缺乏必要的技巧,鲜有成就。如果他们活得更久,到了老年,又会被世界过度丑化。

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当初世界把他们捧得过高,后来又贬得过低。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太多改变,改变的只是世界潮流,以及人们对于人权和主权矛盾的困惑。

恩克鲁玛一生的成就在于他是一个梦想家和行动家,能够敏锐地发现机会,帮助祖国完成独立。但他的知识缺陷注定了他无法带领国家完成第二次转型,从独立转到发展经济上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地位,因为他对于殖民体系的认知,对于非洲联合的梦想,至今仍然在鼓舞着非洲人,只能说他过于超前了,超出了时代能提供的舞台,他想做的事也太多了,超出了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

非洲的铁路都有这样的特点:刚刚建成时,铁路可以维持每天跑一趟的频率,但随着年久失修,运行能力大大减弱。从一天一趟,到三天两趟,再到一周两趟,最后一周一趟,直到完全停运。

在西非有一条法国人修的著名铁路,从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开往马里首都巴马科。当我访问时,这条铁路已经走完了它最后的旅程,从一周一趟过渡到了彻底停运。那条锈蚀的铁路线仍然嵌在大地的肌体里,但已经被垃圾填满,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中。

不能因为管理问题就否认了铁路对于非洲的重要性。事实上,一条铁路的出现,是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生活习惯的。它连接的许多小村子在铁路出现之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就因为有了铁路,人们突然间和遥远的大城市联系起来,从最偏僻的地方去往首都最多也就两三天时间,这样的时空转变对于非洲人尤其重要,将他们从遥远的过去拉到了现代化的今天。

在东非,有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永远处于混乱之中,却又总是能够在混乱中保持最基本的秩序,不发生动乱。它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连续性,至今没有发生过政变和大的对内镇压。它的官员很腐败,社会贫富差距巨大,但是经济却非常活跃,一直处于增长之中。

它周围的国家中,坦桑尼亚曾经陷入过发展的泥沼,卢旺达发生过种族屠杀,乌干达也发生过内战,苏丹发生了国家分裂,埃塞俄比亚有过两代领导人的独裁,索马里四分五裂,只有位于中央的它泰然处之,在一片混乱之中悠然自得。它的人民似乎永远在吵架,却从来没有大打出手。

这个国家就是肯尼亚。如今,外国资本要想前往东非地区,首选的落脚点就是肯尼亚。虽然人们都知道这里的警察和官员非常腐败,时常要靠贿赂才能通行,但这里至少还有规则存在,只要努力,事情都可以走通。

埃及与西方的纠纷主要在苏伊士运河,这条河对英国太重要,英国想方设法不把控制权交出去,而是将运河交给一个公司管理,而这个公司又由英国政府控制。公司甚至拥有驻兵权,在苏伊士驻扎了英国士兵。纳赛尔上台后,和英国人协商不成,便宣布强行收回苏伊士运河。世界都等着看英国人大发雷霆,但是英国人喷了半天口水,灰溜溜地撤走了。之后英国虽然暗地里支持以色列,但至少不敢明着与埃及人翻脸。埃及的做法告诉发展中国家:西方已经成了纸老虎,对于新的秩序无能为力。卡扎菲乘机再下一城。

卡扎菲却并不信这个邪,他单方面宣布,石油价格不应该由石油公司定,而应该由产地定。为了实现这个原则,他不惜减少产量,以提高价格。世界又等着看西方国家怎么惩治利比亚,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西方又让步了!

从此以后,石油的定价权从石油公司转移到了产油国手中。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OPEC)从此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产油国发了大财。

这一切都是从卡扎菲上校的抗争开始的,他无意间让世界知道,西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第三世界只要足够强硬就能够夺回商品定价权。从钻石、黄金、铜、钴、铁,到咖啡、可可、花生、象牙,非洲的原材料都曾经被人为地压低了价格。卡扎菲实际上给其他国家指了一条出路:抬高价格以获得更大收益。

第三世界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人,是由于之前他们受到了太多不平等的对待,却又无能为力。当西方世界需要非洲市场时,他们祭出了自由市场理论,可是非洲的市场没有一个是完全自由的,大都是宗主国设定的。这时恰好有一个人打破了西方理论的神话,他便成了万众瞩目的对象。在非洲,只有利比亚能承担这个角色,这也和利比亚拥有大量石油却人口稀少的自然禀赋有关,否则,卡扎菲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他的泛联合主义。

但是,第三世界的关注又无法为卡扎菲和利比亚带来足够的利益,他们每一个国家都太弱小了,最多只能替利比亚说句话,却帮不上任何忙。直到老年,卡扎菲才意识到他只不过是个被利用的角色。他撒出去的钞票换来的成果极其有限,即便成功帮助对方上台,但只要一上台,对方就会立刻和他拉开距离。

至于所谓的各种“泛”,也都无果而终。人们谈论各种“泛”,只是为了要他的钞票。阿拉伯、非洲的每个国家都各打自己的算盘,他们走向了更加分裂,而不是联合。可惜的是,等卡扎菲认清这一点时,一切都晚了。他开始转型向西方靠拢,不再刻意把自己打扮成反潮流的英雄。但他的钱袋子却扎不住,最初是撒向了第三世界,后来改成了撒向西方的各种体育、慈善活动。直到他被人民抛弃,死在枪下,他都没有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个没有被世界接纳的孤独者。

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谈起阿明总是带着古怪的成分,将他当成一个怪人。但在乌干达,当我提起阿明时,许多人的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兴高采烈地和我讲阿明时期的逸事,如他如何赶走了不受欢迎的奥博特,如何揶揄西方,他刚上台时怎么样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狂欢情绪。当然,舞会总有结束的时候,由于缺乏治理能力,阿明最终带来的,还是战乱和衰退。

在非洲,大部分国家在经过了数十年的颠簸之后,往往会找到一条弥合之路。到这时混乱也就过去了,国家将开始另一个建设时期,虽然有的建设慢一些,有的快一些,但整体而言,人民会逐渐感觉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的安定。到这时,国家才算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但中非寻找的过程却更加复杂,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原因就在于这个缺乏资源、远离海洋的国家是如此封闭、隔绝于世,它没有成为一个稳定国家的资源和资本,只能依靠法国的支持勉强支撑着。从这个角度看,博卡萨的出现,也许只是非洲悲剧的一个缩影而已。

博卡萨也成了非洲统治者的一个特例样本,其余统治者,比如阿明,即便在治理上并不擅长,却依然热情地投入到黏合国家的工作中,但博卡萨的统治却很少表现出正面意义;还由于与法国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不仅将本国折腾得底朝天,还将法国的政局搅乱,让人们看到了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与前宗主国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的窗口,当一个国家从贫穷突然变得富有时,到底会发生什么。首先,当石油被发现后,大量的石油收入并没有惠及普通人,而是被以总统奥比昂为首的少数人瓜分,这增强了奥比昂对国家的控制力,以及对政敌的镇压。看到了赤道几内亚的情况,才知道所谓国富并不等于民富。

既然和美国的架构类似,那么利比里亚是不是应该成为非洲最繁荣的国家?答案却并非如此:利比里亚一直不温不火,难以步入发展的轨道。它的民主是一种沉闷而缓慢的民主,与非洲急需的经济发展绝缘。

在非洲,流行着四大独裁者的说法,人们习惯于把阿明、博卡萨、恩圭马,以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称为四大独裁者。人们谈起非洲,首先想到的是独裁、落后,这也是这些独裁者留给世界的印象。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所谓的独裁者,只是政治形势的产物,当一个国家国内矛盾找不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时,就会出现荒谬的方案,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合格的人被推向前台。不仅是在非洲,在其他任何大洲、任何国家也一样,一旦出现了政治退化,上台的往往都是庸人。他们手段强硬,善于抓权,对于真正的政治却一窍不通。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苦难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也经历过混乱,但是埃塞俄比亚既经历过独裁,也经历过另一种极权的蹂躏,饥荒、战争、分裂纷至沓来。但它又是个骄傲的国家,在非洲,它的历史最悠长,信仰最坚定,即便在西方殖民的年代里,也依旧傲然地保持独立。如果说加纳和利比里亚是独立的象征,那么埃塞俄比亚就是非洲永恒的象征

1985年,歌曲《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席卷了全球,它的制作阵容强大,由天皇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创作,演唱者更是几乎囊括了美国第一流的歌手,其中独唱者就达到了21人。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慈善曲目,将世界的目光引向非洲的一个国家,它正遭受着最严重的饥荒。但奇怪的是,这个国家本身却不仅不承认饥荒的存在,还千方百计阻止人们为那些即将饿死的灾民提供帮助。这个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

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有一个规律:经过了太多灾难的民族容易变得温顺,带着一点怯懦和听天由命,但它们的生命力又非常顽强,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生存。埃塞俄比亚人由于碰到过太多的波折,是非洲人中最有韧性的民族。只要和平一恢复,他们立刻擦干眼泪,开始建设新的生活。虽然仍然有无数的短板,但埃塞俄比亚的恢复速度也是惊人的。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援助的到位,首都的面貌在短期内已经出现了极大的改观;乡村仍然贫穷,却也不会轻易饿死人了。

在他之前,非洲被当作一个希望渺茫的大洲,人们最缺乏的是信心。桑卡拉把建设天堂社会的信心教给了当地人,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桑卡拉的鼓励下,人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努力工作,每个人都勤劳、乐观,而不是靠天吃饭,懒洋洋地等待着世界银行的援助。

卢旺达是怎样保证经济发展的呢?

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年里做了很多事情,但还有更多的事情没有做。作为非洲兄弟战争的代表,我们有必要围绕着卢旺达和非洲的种族竞争问题认真剖析一下。这就进入了非洲最难以弥合的一个话题:如果仅仅是政治问题,那么和平会来得更加容易,可一个非洲国家一旦由殖民主义带来严重的民族不平衡,就必然产生更加激烈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残酷的兄弟战争是殖民主义留给非洲的最大的负面遗产。

虽然索马里兰的金融秩序很不规范,人们生活得也很穷苦,但几乎所有索马里兰人都对我表示他们对生活很满意,原因在于:他们至少维持了和平与安定,不会因为战争而死去。他们东南边的索马里,仍然处于战争和恐怖袭击的状态中,人们随时会死。 在这里,我询问了几个人,关于索马里兰与索马里为什么会分裂的问题。一位年长者告诉我:“索马里兰与索马里其实是一家,索马里兰之所以要分开,是因为我们无力保持整个索马里的和平,只好先自救,在索马里兰区域内保持稳定。

索马里对世界和平的另一个影响是,在几年内,维和这个光荣的任务突然间不受待见了。原本对维和最卖力气的美国人首先开始反思,认为并不值得用美国人的命去换取其他国家的和平。更何况,维和部队并不见得受当地人的欢迎,反而成了受攻击的对象。美国人放弃之后,其余国家也不再出力。两年后,同样是非洲的小国卢旺达发生冲突时,所有的国家都奉行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作为一个偏远的小国,卢旺达在世界的忽略中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刻。

在墓园的一面墙上,刻着几排遇难者的名字。按照设计的本意,是要把所有死难者的姓名都刻上。但这项工程并没有完成,大概死亡人数太多,搜集人名的工作不易进行。墓园中埋葬的主要是从首都附近寻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其数目超过了10万。同等规模的墓地在全国还有六处,至于小型的丛葬墓更是不计其数。没有人知道屠杀中死亡的具体人数,但普遍估计死亡人数在80万上下。墓园里有个关于大屠杀的纪念馆,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不让拍照。里面搜集了许多照片、遗物,讲解着事情的来龙去脉。纪念馆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民族和解的产物,它的资料中一个核心的观点是:杀人者与被杀者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分支,是兄弟,而不是敌人。

人们常常把民族想象成静态的群体,但其实民族是动态的。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分化的历史。也许几个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群体,到了后来,由于他们分布的地区不同,产生了地理上的隔离。这种隔离又造成了各自内部封闭的婚姻,从而有了少量的遗传独特性,加上封闭产生的文化差异,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另外,同一个社会中不同的阶层,如果中间缺乏婚姻流动性,也会形成一定的差异,也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民族。这个过程是缓慢进行的,很难说哪儿是起点,哪儿是终点。即便进程开始,也很难说结果会怎样。比如在印度,阶层隔离已经数千年,但是上层的婆罗门和下层的首陀罗仍然是一个民族。蒙古人分散在整个欧亚大陆,在阿富汗的蒙古人就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哈扎拉族,但在中国云南的蒙古人还叫蒙古人。云南蒙古人与北方蒙古人的差异,也许并不比哈扎拉人与北方蒙古人小,只是因为习惯问题,人们把哈扎拉人当成外族,却把云南蒙古人当作本族。

西方人到来之前,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转换关系的。人们将某家人称为胡图人,而将另一家人称为图西人。但也许过些年,随着社会地位的升降,这种称谓就会改变。但西方人到来后,为了区分民族,采取了更加精确的记录系统。比如,比利时要求他们在身份证上都要写上每个人的民族,一旦身份证件上写上了民族,那么这个人就再也摘不掉被强加的身份了。

卢旺达和布隆迪本来是德国的属国,德国在一战战败后,比利时接管了这两个地区。作为保护国,它们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国王。 卢旺达与布隆迪命运的不同,源于两个地区的国王对待民族的不同态度。总结起来,就是越开明的国王带来的灾难越大

1961年,卢旺达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废除了国王,实行民主制。在一个文盲占据了领导层的国家,这等于是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判处所有图西人死刑或者流放。从1959年开始,随着胡图人得势已成定局,图西人开始了大逃亡。他们逃向了与卢旺达接壤的四个国家:乌干达、坦桑尼亚(坦噶尼喀)、布隆迪和比属刚果。到了1963年,一小支图西武装试图打回卢旺达,胡图人开始了对图西人的第一次系统迫害,这次迫害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也是图西人的第一次受难。

1993年,各方终于在坦桑尼亚城市阿鲁沙签订了《阿鲁沙和平协议》。即便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并没有准备履行这个协议,但他仍然被极端胡图人视为种族的背叛者。与此同时,邻国布隆迪的第一任胡图族总统被杀,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更让“胡图力量”认为是时候行动了。1993年,屠杀图西人已经成了一种阳谋。几乎每一个人都预料到这样的屠杀将会发生。“胡图力量”公开呼吁杀人,胡图人开始有计划地下发砍刀,并统计生活在周围的图西人人数。

从这一天开始,卢旺达被淹没在了血泊中。几乎所有的胡图人都成了谋杀图西人的罪犯或者帮凶。他们手持砍刀,有计划地将所有遇到的图西人全部杀害,试图将这个兄弟民族从地球上抹去。除了杀害图西人,他们还杀害温和的胡图人。当时国家的总理是一位胡图族女性,当她试图恢复国家秩序时,也一并遭到杀害。联合国部队派了10名比利时士兵去保护她,这10名士兵也遭到杀害。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就在图西人最需要保护的时候,联合国却突然决定撤兵。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时士兵的死亡,让比利时政府决定撤兵了。随着比利时的撤兵,联合国认定无法完成维和任务,决定将维和部队全部撤出。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有一个著名的饭店叫千山饭店。到达基加利后,我的同伴一定要去拜访这家饭店。美国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卢旺达饭店》,原型就是这里。在屠杀发生时,千山饭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一共保护了1268名避难者,让他们活了下来。他是一位娶了图西女人的胡图男人。

但不久,外国人就全撤离了。各国大使馆在撤侨时规定,不允许带走一个图西人。到这时,饭店里剩下的就只是灾民和维和士兵了。接着,维和士兵也在联合国的命令下撤走了。卢旺达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灾民聚集点,它们大都在军营或者教堂里。但随着维和士兵和外国人的撤走,胡图人立刻进入聚居点,将避难者屠杀干净。那么,千山饭店的避难者如何避免了死亡的命运呢? 路斯沙巴吉那通过贿赂,以及与杀人者的私人关系,加上不断地隐匿避难者,一天一天拖延,直到北方的军队打过来,才让避难者找到机会逃走。

虽然救出了妻子和孩子,但路斯沙巴吉那的岳父一家却惨遭屠戮。妻子的父母、兄弟、外甥、外甥女都遭到了杀害。他的岳父甚至要付钱让杀人者快点把他杀死。如果不付钱,杀人者就先砍掉一只手,然后离开。等受害者受够了罪,再来砍另一只手。如此往复,直到受害者最终死亡。

图西人受难的日子持续了一百天,才由于北方游击队打过来而告终。胡图人屠杀图西人时,他们已经无力抵抗北方游击队的进攻。指挥北方游击队的就是后来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卡加梅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极其复杂。一方面,“胡图力量”还在南方屠杀图西人,他不得不尽快进军,避免图西人被杀绝;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仅不指责杀人犯,以法国为首的集团反而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杀人犯,指责是卡加梅的进攻造成了局势的混乱,辩称卢旺达没有大屠杀,只有战争。

屠杀开始两个多月后,法国人终于行动了。他们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向卢旺达出兵。此刻,联合国正愁没有国家愿意出兵,便做了个顺水人情,给法国军队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但法国出兵,却是去解救胡图族的杀人犯。这次出兵将法国钉在了非洲的耻辱柱上,也让卢旺达人一提到法国,就切齿不已。法国人的军队从扎伊尔进入卢旺达,一路上,胡图人的逃难者跟随着法国人,挥舞着大小砍刀。在法国军队经过的路上,到处堆满了图西人的尸体。法国人的到来只是延迟了卡加梅的进攻,却无法阻挡胡图人的失败。屠杀开始一百天后,1994年7月18日,图西人武装占领了卢旺达全境。此时已经有70%以上的图西人被杀死,数量据估计在80万以上。

随着卢旺达屠杀的真相渐渐为世界所知晓,卡加梅邀请全世界的媒体到卢旺达去,参观那装满了死人的教堂、匆匆埋葬的万人坑,法国自此变得声名狼藉,胡图人获得的援助也大幅下降。但卡加梅发现,扎伊尔一直是胡图人最大的后台,只要胡图人在扎伊尔一天,卢旺达就没有安宁可言。更难办的是,在扎伊尔的胡图人中,大部分只是平民,他们虽然参与了屠杀,但不是组织者。到了扎伊尔境内,这些平民实际上成了屠杀组织者的盾牌,武装人员藏身于平民之中,让一切和平事业都无法展开。

在世界上,到底是民族联合,还是民族自决,永远是一对矛盾体。民族自决虽然让国家更易于稳定,但产生的却是一个个小国,将原本庞大的市场彻底割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如果是民族联合,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磨合,才能让各个民族学会生活在统一的框架之下。在现代,民族自决似乎成了主流赞同的观点,但是从非洲来看,民族自决不仅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反而有可能进一步造成问题。

一位苏丹人怀念地向我谈到当年统一的时刻。他告诉我,事实上,苏丹在磨合了几十年之后,已经慢慢有了“苏丹”这个国家的意识。但当南苏丹独立后,不仅是南苏丹陷入了内战,就连苏丹人也陷入了迷茫,他们仿佛失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感。与此同时,南苏丹的独立并没有让人们的日子好过。当两个苏丹在一个国家内部时,处理起问题来还比较容易;当南苏丹独立之后却发现国际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超国内,原本依靠北方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必须在苏丹、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之间重新磨合,其成本远大于当初未独立之时。当然,民族联合也有很多问题,因此不同的国家做选择时情况才会更加复杂,无法简单归结为谁对谁错。对于苏丹而言,分裂带来的后果还在延续着。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人是靠激情来引导民众,他们大都选择了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方式将非洲带向了灾难,如果说第二代领导人大都是既没有理想也没有能力的强力型人物,靠武力获得了国家,那么第三代领导人却展现了不同一般的独特性。

经过了几十年,第三代领导人大都受过正规的教育,许多人都是大学生。他们有了足够的政治学知识储备,知道选举和民主的重要,也明白发展经济必须依靠民间而不仅仅是政府计划。从学识来讲,他们已经与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许多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理念,最典型的就是他们普遍废除了任期制。他们认为,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由于缺乏向心力,还处在一个将国家捏合成一体的时期,暂时做不到像西方成熟的政治体那样,每隔几年换一次总统。如果那样做,政客们的争执会毁掉国家的统一。

非洲第三代领导人大都把自己的时代定义为训政时代,也就是训练人民实行民主的时代。穆塞韦尼一方面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倡导人们珍惜手中的选票,就是想趁自己在台上时,训练人们学会利用民主。

如果埃塞俄比亚与其中一个国家(比如厄立特里亚)合并,让人口和资源自由流动,那么埃塞俄比亚得到了港口,厄立特里亚得到了人口和耕地,双方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偏偏是国境的限制,让双方都找不到出路。这还不是最大的悲剧,如果翻开历史会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距现在仅仅二十多年前,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竟然真的是一个国家。1993年,厄立特里亚才作为一个国家诞生。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时,甚至得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衷心祝福,双方发誓要像朋友和兄弟一样团结友爱,让非洲之角充满和平与友谊。

两个难兄难弟之间的挣扎仍然没有结束。这让我意识到,除了荷兰和比利时这样极少的例子,更多的例子表明,当一个国家分裂后,两个碎片之间的旧有矛盾让它们不可能和平相处,必然会成为敌人。当人员、资金和物资三个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时,分裂所造成的必然是双输的悲剧。

穆加贝的命运,或许也代表了南部非洲原白人统治国家的命运,它们想同时做到发展和公平,却发现:要想保持发展,就无法兼顾公平;为了公平,就必然损害发展。津巴布韦是一个例子,南非虽然比津巴布韦做得好一些,却也经历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如果南非想在未来避免出现更大规模的退化,那么津巴布韦的例子就是值得它借鉴的。

在白人政权时代,南非一片欣欣向荣,这里曾是继日本之后全世界发展第二快的国家。但这里的白人总是忧心忡忡,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黑人会毁掉国家的繁荣,以及自己宁静的生活。白人曾经占南非总人口的20%以上,可不幸的是,白人的出生率永远没有黑人高。到了20世纪90年代,白人人口已经不到10%了。与白人生活的优雅闲致相比,黑人生活却极其清苦,他们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好工作,必须做那些白人不愿意做的肮脏活计。在白人感到忧心忡忡的同时,黑人也怨声载道。在黑人看来,白人之所以能够生活得这么好,是以欺压黑人为代价的。九个黑人的付出,才换回来1个白人的安逸,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黑人的看法有道理却并不全对,白人的确依靠种族隔离和歧视白白占用了不少黑人的资源,但如果没有白人的良好管理,社会经济也不会发展。双方各执一端,黑人希望与白人平分社会资源,而白人害怕黑人参与管理之后,由于能力达不到,会拖了社会的后腿,造成混乱和衰退,更无法保障白人的安全。这样的疑虑至今仍然存在

1992年,德克勒克为了寻求突破,宣布在白人内部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并开足了马力为公决保驾。当公决以68%的赞成票通过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才终于走到了尽头。1994年,南非的新大选,白人与黑人同时参加投票。不出所料,占据人口90%以上的黑人把曼德拉送上了总统宝座,南非的白人永远失去了政权。

就在南非变天的同时,邻国津巴布韦的巨大混乱也揭开了帷幕。世界已经不再需要一个结束种族隔离的引路灯了,对津巴布韦也不用再捧着,批评声逐渐高涨,援助慢慢减少。穆加贝开始加码征收白人的土地,津巴布韦的白人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曼德拉虽然是和平的代表,但事实上,在曼德拉的政治生涯早期,也曾经尝试过武装对抗白人政权。最早时,ANC主要是一个依靠和平手段进行斗争的组织,但在看到和平手段无效之后,曼德拉开始采用一定的暴力进行反抗,这导致他在1962年以颠覆政权的罪名被捕。在狱中,他反思自己的斗争策略,开始重新拾起和平理念,这给了白人政权一个和谈的基础,双方在和平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与穆加贝一样,曼德拉也有他的劣势,他并不懂经济。他虽然是大学生出身,但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斗争上。对经济的管理需要经验和专门的学问,曼德拉最黄金的时代却是在牢里度过的,没有条件积累经验。

一切都显得危在旦夕,曼德拉却将南非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他使用的办法是:和解,同时承担责任。所谓“和解”,指的是黑人与白人不管以前有什么仇恨,都必须和解。曼德拉甚至去白人统治时期最死硬的白人总理遗孀家中做客,邀请曾经暗杀他的警察头子吃饭。他要让人们知道,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和解,没有仇恨。这对于一个前暴力分子是多么困难的转变,但是他做到了。在和解倡议之下,南非的白人虽然有流失,但大部分都留了下来。那些曾经参与镇压黑人的白人警察继续帮助黑人政权维持着秩序,他们知道时代变了,也知道这个政权是值得尝试的。

如果南非能够继续保持相对稳定,时间长到足够淡化黑白对立的情绪,让黑人成长起来,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满足,那么南非将摆脱类似于津巴布韦的困境。如果没有等到这一天,经济发展缓慢,黑人精英成长不足,最终群众的敌对情绪压过了理智,那么很可能津巴布韦的命运将在南非重演。

2010年12月17日,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小贩在这里点燃了自己,以抗议警察和市政官员没收他的商品。这本来是社会底层人群里发生的一桩小事,却骤然间引爆了全国性的抗议,并输出国外,在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等地产生了摧枯拉朽的冲击力,将这几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彻底冲毁,至今仍没有完成重建。这就是著名的席卷全阿拉伯甚至全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这座城市就是革命的原爆点。

在伊斯兰国家访问时,不管是在阿拉伯,还是在非洲,我都能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商人的自豪感。比如,在摩洛哥城市非斯,街头的一名商人这么告诉我:“对于穆斯林来说,商人是最有尊严的职业,甚至超过了国王和总统。”在中国古代,商人一直是受到压制的。但在穆斯林国家,却恰好相反。

先知穆罕默德也出身商人世家,他的老婆曾经是一个有钱的寡妇,也是靠商业而发家致富的。《古兰经》整部书都是以商人社会为底本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和言行的。比如,正是因为经商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所以阿拉伯人不断地向安拉祈祷,祈求安拉保佑。也只有商人能够一天五次向安拉祷告,因为在看店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够抽出时间进行简单的祷告。甚至在有的集市上,一到祈祷时间,整个市场的男人们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儿,在德高望重者的组织下就地祷告。如果是农民和工人,由于工作更加紧张,就很难抽出时间来进行五次祷告了。

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付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如果要获得更多罚款,那么必须与许可证制相配合。这种制度的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交钱的项目多,一旦没有许可证,就要罚款。这样一来,警察就可以通过罚款获得足够的“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或者罚款,这就让许多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的状态,而警察可以“合法”地运用权力来获得收入了。

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力量,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获得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将非法变为合法的过程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

首先,那些参与革命的年轻人以为推翻了强权,民主就会自动产生。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街头运动上,在推翻穆巴拉克时居功至伟,但在随后的选举中却显得极其幼稚和被动。作为民主力量,他们本来应该结成更大的联盟参与选举,成为成熟的政治势力,然而庆祝胜利的青年们如一盘散沙,虽然组织了各个诉求不同的小团体,却无力参与全国的政治分配,迅速被边缘化了。 随着这些革命青年被边缘化,他们对政治变得更加不信任,虽然是他们参与投票选出了穆尔西,却缺乏建设性的容忍,随时可能改变立场发动另一场革命。

从整个过程来看,埃及的各个政治势力表现得都不合格。革命者根本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在重建伊始就被排挤走了。他们可以走上街头推翻政权,却不会走进议会建设政权。旧政权精英曾经有意参加革命后的建设,却由于人们的不信任,加之自己的惯性,发现还是回归原来的模式更省劲儿。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不懂经济建设,也缺乏执政能力,只想尽快实现宗教理想。 由于缺乏成熟的政治势力,埃及的失败并不意外,唯一的意外在于它失败得太快了,没有给庆祝革命胜利的人们留下接受失败的时间。

最初,人们预期一年内就能制定宪法,并根据宪法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但一年过去了,政治僵局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民主都是不一样的。世俗左派希望建立福利政府,世俗保守派更强调经济自由,温和的宗教保守派认为宗教化并不妨碍民主,而极端的宗教派则试图否定民主原则。世俗派、温和派的信心都在政治死锁中被消耗殆尽。

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这个在短短几个月内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联盟,向我们展示了突尼斯社会的成熟度,让我们又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希望它仍然能够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正面样本,告诉人们除了革命,更重要的是建设

肯尼亚果然在经过一段混乱后,再次恢复了平静。每一次混乱后,人们都预言这个国家已经快完蛋了,人民已经四分五裂,还不时爆出暴力事件。但每一次混乱过后,人们的生活继续,没有人会因为不公而影响自己正常的生活,人们只是默默等待总统任期到了,再选另外的人来代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