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拐点】预见未来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这看似截然对立的两种境遇,在张居正那里却圆融无碍,完全打通。外在的“色”(物质环境),完全服从于内心的“空”。内心能够从任意一种角度调整客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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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5.13:完成初稿

读后感

这本书很有意思,一般来说都是给固有的认知“翻案”,但可以说,翻得还真不错!

读书笔记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子产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的咒骂。

到了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我下决心不改变了!”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子产不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驱逐丰卷,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3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3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料。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做药来吃吧。”

孝公说:“我想变法,可能会有许多人反对,你们看怎么样?”商鞅说:“旧制度已经证明不能富国强兵,应该废止。高出常人的举动,本来就会遭到世人反对。事情已经发生了,愚昧的人还看不明白,而智慧的人在事情还没萌芽时就观察到了。因此,不能和民众讨论事情的开端,只能和他们享受成功的结果。成大功的人决不能老和民众商量来商量去。”

自赵雍改穿“西服”之后,胡服的优点日益被中原地区民众接受。赵雍倡导的胡服骑射对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方式影响甚巨。在此之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一般都采用马拉车。胡服骑射之后,中原的骑兵发展起来,兵车时代转型为骑兵时代,马也渐渐用于骑乘。这就加强了各地区的往来,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所以,赵雍改穿“西服”,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2500年之后,在亚欧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赵雍,这就是凯末尔,他建立了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推行“胡服骑射”——淘汰传统衣冠(宣布戴土耳其帽是违法犯罪),改穿西服;淘汰古老武器,重组军队。他还废掉了学起来比较困难的阿拉伯文字,改用罗马拼音。凯末尔的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时隔古今,地别东西,两位改革人物却同为国家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凯末尔的魄力大到难以想象,而赵雍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没有被传统力量绊倒,反而挑战成功的君主。

新始建国二年(10),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铸钱币)。
  •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元宏为了推进文化改革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始终不悔。镇压叛乱和杀掉元恂,震撼了满朝文武。朝野内外都掂量出了元宏钢铁般的改革决心,不敢再跟他较量了,这也是元宏后来的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与赵武灵王赵雍改穿胡服相反,元宏下令鲜卑人改穿汉服。形式上虽然相反,实质却是相通的——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补己之短。赵雍改穿胡服是为了打仗实用。元宏改穿汉服,是为了尽快地把游牧民族融入到更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当中。因此,如同迁都一样,改穿汉服也是整个改革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统计出最近几十年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的历史数据。然后,把收购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为5等,把收购数量按从多到少的顺序也排为5等,这样产生了两排数字。这些数字上报议定之后,就作为各地政府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具体做法是,价格最贵的一等价格的粮食(高价),按收购量最少的第五等数量收购(少收);反之,价格最低的第五等价格的粮食(低价),按收购量最多的第一等数量收购(多收)。第二等价格按第四等数量收购,第三等价格按第三等数量收购,第四等价格按第二等数量收购。收购要抢时机,不必等候批示。这样一来,在那些粮价低贱的地区,就能够把粮食尽量多收购到手。

《旧唐书·刘晏传》说:“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其中,陈谏机警聪敏,过目不忘,后来成为顺宗时“二王八司马”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陈谏撰文推崇刘晏是管仲再现,称赞刘晏在极为混乱的局面下,细心研究每州每县经济状况,每当一个地方的灾情刚露苗头,就详细测算。结果,老百姓还没到最困难的境地,政府救灾措施已经下来了。刘晏的办法叫“常平法”,即丰年大量收购粮食,灾年以贱价在灾区出售。同时大量收购灾区杂货,再把杂货运到收成好的地方营销,而不是单纯采用无偿救济手段。这样,政府和民间都得好处,唐朝的经济复苏并发展起来了。

安史大乱,货币紧缺,金融一塌糊涂,京师几乎“人人铸钱”,恶币充斥,国家财政破产。刘晏掌管货币铸造发行权之后,允许江南人以物购物,然后把这些物品置换为铜,在当地监督铸钱。铸出来的钱成色非常好,大量运往长安及重要城市,增加了货币供应,币值稳定,物价下跌,良币驱除了恶币,刹住了民间私铸钱币之风。

刘晏更接近著名的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即更重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刘晏没有留下什么专门的经济著作,他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经济措施当中。就刘晏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对美国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应该特别标举的是,在中国财政史上,杨炎之前和杨炎之后(直到近代),都是实行量入为出,只有杨炎提出了量出制入即量出为入。经济学界认为,像杨炎这样实行量出为入,才算是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财政制度。因为随着国家机器日益庞大,量入为出的原则无法适应实际需要。有人说,对杨炎的评价要慎重。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量出为入的原则,中国一直到近代的财政思想基本上也是量入为出,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换句话说,是杨炎的措施太超前,带有临时性。但是,毕竟杨炎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这一原则。

德宗杀刘晏和杨炎,都是根据传说和虚报,这两个传说和虚报,恰好击中了德宗的痛点。这说明杨炎和卢祀这两人,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精细的揣摩术,平地起惊雷,一发必中。同时也说明,心胸狭隘的德宗对于自己皇位的稳固性,有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敏感。唐代安史之乱中,争夺统治权之战异常残酷,德宗的过敏,也是时代的产物。唐代最高领导人产生机制的缺陷,导致了君臣两方面的人格变异。

永贞革新有哪些教训呢?

  •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羸弱,实际当皇帝才半年多。就在这几个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总发动机停转,改革产品当然下线。
  • 二、权力基础脆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嫉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何况二王依靠的是一位只有几个月政治生命的皇帝,根本不是善于玩弄阴谋的宦官和充满杀气的藩镇的对手。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戳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欲速而不达。
  • 四、涉嫌腐败。改革集团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连两人住宅附近的饼店都住满了要求谒见的人,饼店也趁机抬高价格。王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两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快感。革新集团在运动中提拔朋友和熟人,也实有其事,不免授人以柄。
  •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叔文与韦执谊产生不同意见。围绕如何处理窦群、刘辟、羊士谔等人,争论激烈,最后导致内部分裂,削弱了改革力量。
  •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

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落。

北宋的毛病,最突出的是两种。

  • 一是冗官太多。我们知道,北宋管辖领土比明清小很多,可是,科举取士(录取进士等)的名额却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这就够组织部门安排的了。更成问题的是“门荫”制度,中高级官员的子女和亲属不经考试即可当官。有的官员还没结婚,未来的儿子已经定下了官职。有的怀抱中的婴儿,已经被指派为科长、处长。范仲淹当初企图改一改这个弊政,终因得罪人太多而失败。结果是大家都能想象的,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日益膨胀,消耗及贪污自然激增。
  • 二是军队扩编严重。为了缓解失业压力,镇压农民起义,抵抗西夏及辽国侵犯,北宋政府每逢荒年,把成千上万的流民纳入禁军(中央正规军)和厢军(地方治安部队)。开国70多年,军队增加6倍,在仁宗时期达到125万人。

聪明的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从政改入手陷入被动的教训,他的变法是从经济即“理财”切入的。王安石理财,重点是贯彻神宗最关心的“富国强兵”。当然,王安石多次说过,他推动变法,是为了“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凡此皆以为民”。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富国强兵”的目标与“为民”的愿望,二者侧重点有很大差别。后来,在变法过程中果然发生偏差,“为民”不过成了一个空洞的说辞。

均输法改了旧章程,由朝廷专设发运使这一官职,统一采购,并大大增加发运使的权力,让他总管东南各路税赋收入,有权调运各路物资和资金,在物产丰裕、价格便宜的地方就近购买,也可以把剩余物资卖到物价高的地方赚钱。王安石拨出500万贯(每贯1000文)钱和300万石(一石等于十斗)米,作为采购周转经费。均输法把地方供奉变成了中央采购。

这个法的初衷之一,是把商人把持的“轻重敛散之权”收归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发运使衙门成了巨无霸式的国营采购和销售垄断机构,其弊病更甚于民间商人。史载,发运使曾经把大量大米运往米贵的地方赚钱,销售时“比市价增及一倍”,这就增加了民众的负担。官方的采购价格常常扭曲,不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白吃白拿,就是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在均输法实施过程中,官员大肆索取回扣,不是贵的不买,不给回扣不买,以至于拨付的周转经费连本也很难收回,其间产生无数腐败行为,总之是严重干扰市场正常运行。这些弊病,当时苏轼等人就指出来了。均输法实行两年就无声无息了。

二、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行,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法。

这个法规定,把过去备荒用的常平仓、广惠仓(政府储备粮库)的粮食拿出来作本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粮食或现款给农民,按每户财产的不同状况规定贷款数额,富的多贷一点,穷的少贷一点。最多的每次贷15贯,最少的一贯五百。不管贷多贷少,都要在半年之后偿还,加利息20%。每年贷两次,利息总计则为40%。这是政府代替富人向农民发放抵押贷款,但实际上,其用意很明显,是为了增加政府的“青苗利息钱”收入。官僚机构在全国范围强硬推行青苗法产生诸多弊病。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中评论青苗法,有一段话说得好:“封建官僚的长技是欺下瞒上,阳奉阴违。无论什么良法美意,一经过他们的手就变质了。青苗法的变质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地方上的官僚们把放债作为他们的一种任务。国家放债的钱一到他们手里,他们就向老百姓摊派,不需要借钱的人也要借钱,使这些人白出利息,王安石也知道这些官僚是靠不住的,他有自己‘陶冶’人才的办法,但那是来不及的。”

北宋的GDP,并未有科技创新促进飞速提升,全国财富分配,官多必然民少。学者邓广铭说:“市易法实施的结果,不能不算是卓有成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四章)市易法确实增加了国库收入,民间可就倒霉了。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以大大加重集权的办法搞经济,干扰和破坏了市场形态,就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选择来说,王安石变法产生了严重而持久的负面效应。

王安石的最大问题,是依靠加重集权和政府包办的方法解决财政困境,不可抑制地走上了剥夺民间财富的路径,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从王安石采用的一些措施中,看得出唐朝刘晏的影子。但是,两人相比,刘晏的市场因素更多一点,王安石则偏好集权。国库倒一时充盈了,民众却叫苦不迭。王安石说自己的本意是“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也就是打击强势阶层,扶助弱势群体。但各种政策到了官员手中,发生大规模扭曲,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却更加弱势。郑侠的《流民图》,就是一个注解。

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可惜他这个愿望最后也未能实现。学者叶檀撰文说,王安石理财,短期满足了国库所需,但它所产生的弊病,则造成了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从历史上看,政府高度垄断所得越多,对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王安石就是在这里跌的跤,也就是说,这是王安石变法真正的悲剧所在。

从张居正的生活习性,不难发现他有一种严整的美学观,他的施政风格也带有这种烙印,这就是讲究精细,讲究严密,信奉完美主义,不容任何混乱的现象存在,不容任何嘈杂的噪音干扰,更不容任何人为的路障阻拦。

一条鞭法的改革,简化了赋税徭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它的主旨是多占田者多交税(计亩征银),使赋税徭役的负担趋向合理,为以后清朝实行“摊丁入地”制度打下了基础。一条鞭法的改革还有利于一部分人摆脱徭役束缚,获得人身自由。农民增加了打工的机会,经商的人对此更是欢迎。

张居正曾经拟定重用人才的文件,其中说:“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这就是说,凡是有“异端”思想的,文章再好也不录用。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都是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者,都不如春秋时期的子产。张居正追杀有不同意见的人,显然比王安石更恶劣,更严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者的悲剧。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这是张居正独特的政治哲学。

大火,能把人烧焦;清凉界,能使人心静如怡。这看似截然对立的两种境遇,在张居正那里却圆融无碍,完全打通。外在的“色”(物质环境),完全服从于内心的“空”。内心能够从任意一种角度调整客体的意义。

张居正有哲学家的天才和透彻,熊十力说他深深得力于《周易》和《华严经》。华严宗讲宇宙万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哪怕是极端对立的法相(一切事物及意识),也能够统一于空寂之中。所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能够相融相通。另一位学者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一书中则说:“综观江陵生平言行,尊主威,振纪纲,明赏罚,核名实,讲富强,重近代,孤立一身,任劳任怨,纯是法家路数。”实际上,张居正是杂糅儒、法、佛、道,兼而用之。

张居正的改革被否定之后,明朝陷入“纲纪废弛”的颓败境地,每况愈下,直到崇祯年间,终于崩溃。否定改革的皇朝,将会失去生机,最后一定是这个下场。

北洋海军覆灭,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悲剧,过去常有人据此否定整个洋务运动。其实,如上所述,近40年的洋务运动,对于推动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起步,居功至伟,彪炳史册,是抹杀不了的。从更深一层来看,北洋海军的悲剧表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连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有鉴于此,甲午战败之后,光绪皇帝及戊戌变法诸君子吸取洋务运动的教训,下决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企图从制度变革入手,改变大清帝国的积弱病态,那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