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目睹了某些事情的发生，然而至今为止，其他人却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986年4月26日，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的人因20吨高辐射核燃料泄露而感染各种疾病。著名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三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还有妻子们和祖母们。 阿列克谢耶维奇将向世人呈现这个“中毒”世界里的惊人事实。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出来的是愤怒，恐惧，坚忍，勇气，同情和爱。为了收集到这些第一线证人们的珍贵笔录，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身健康安危抛之脑后，将他们的声音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不可或缺的作品，并籍此期盼同样的灾难绝不再重演

白俄罗斯境内并没有任何核电站。苏联国土境内仍在运作的核电站中，距离白俄罗斯最近的几座都是由苏联设计的老式石墨减速沸水式核电站。白俄罗斯以北是伊格纳林斯克核电站，以东是斯摩棱斯克核电站，以南则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夜幕降临了。街道的一侧停着许多巴士，数百辆巴士——这些巴士都是准备用来疏散城中居民的，街道的另一侧则停满了消防车。他们都来了。所有街道上都覆盖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流着眼泪咒骂他们。城里的电台反复地播放他们的通知：在接下来的三至五天里，城里的市民可能会被疏散到其他地方，在此期间，大家可能会暂时在树林的帐篷里生活几天，所以请大家带上保暖的衣物。听到这一消息，人们甚至有些喜出望外——全城野营！届时，我们还将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五一劳动节。人们准备好了烧烤的用具和食物，很多人还带上了自己的吉他、收音机。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只有那些当晚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的妻子们在哭泣。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人。之前的烧伤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伤口首先出现在他的嘴里，接着是他的舌头、脸颊——最开始，那些伤口还十分细小，但是很快就迅速扩大、蔓延。伤口处开始变得层层叠叠——看上去就像一层层白色的薄膜……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也……蓝色……红色……灰褐色。看着他，我的心都碎了！我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出当时的情景，也无法用文字把它们写下来！那情景只会令你感到生不如死！唯一能够将我从这一致命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快得让人没有时间去思考．更没有时间去哭泣。 我爱他！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他的爱到底有多深！我们才刚刚结婚。我们肩并肩走在街道上——他会一把抓住我的手，将我拥入怀中，然后亲我，不停地亲我。人们微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 那是一所特殊的医院，专门收治那些受到严重辐射感染的伤者。14天。14天后，一个人死了。

每天，他都要进行25到30次大便，每次的大便里都夹带着鲜血和浓稠的黏液。他胳膊和腿上的皮肤开始破裂，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当他转动脖子，将头扭向一侧的时候，枕头上就会留下一大把头发。为了宽慰他，我开玩笑说：“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你再也不需要梳子了。”很快，医生们就剃光了他们的头发，而他的头发是我帮他剪的。我想亲手为他做每件事。假如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我愿意一天24小时都陪在他身边。我不想离开他，哪怕是一分钟也不愿意。（说到这儿，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我的弟弟来了，他被这里的情形吓坏了，他说：“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可是，我的父亲对他说：“你认为你能够阻止她吗？她会从窗户里跳出去！她会从消防通道里逃走！

我伸出手，把橘子握在手心里。这时，他闭上眼睛，睡着了。护士一脸惊恐地望着我。而我呢？我已经做好了迎接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不会想到死亡，不会意识到他的死亡是那么可怕，更不会认为他会令我感到害怕。回想当时的情景，我只能隐约回忆起一些谈话的片段。有人说：“你必须明白：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丈夫，也不再是一个受人关爱的人，他只是一个带有高浓度毒素的放射性物体。你不要自取灭亡，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很喜欢一个已经近乎崩溃的女人说过的话：“可是，我爱他！我爱他！”当他睡觉时，我会轻声地对他说：“我爱你！”当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会轻轻对自己说：“我爱你！”当我拿着他的尿盆向厕所走去的时候，我会低声说：“我爱你。”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家时的情景。他只有握着我的手才能安然入睡。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睡觉时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不松开。所以，在医院里，每当他睡觉的时候，我也会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松开。

没有医生知道我每天都在观察病房里过夜，是护士让我进去的。一开始，她们也劝我不要进去：“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核反应堆。你这样做只会和他一起灭亡。”我就像一条狗一样，锲而不舍地跟在她们身后。我站在她们办公室的门口，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哀求。最后，她们说：“那好吧！你就下地狱去吧！你这个疯子！”每天早晨，8点之前，她们会在医生查房之前，隔着帘子对我说：“快走！”这时，我就会跑回宿舍．一个小时后再回去。我有一张通行证，凭着它，我可以从早上9点一直在病房里待到晚上9点。我两条腿膝盖以下的部位都变成了蓝色，又蓝又肿，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时的我有多累。 当我在病房里陪着他的时候，她们不会给他拍照，可是当我离开后，她们就会给他照相——他不穿任何衣服，赤条条地暴露在闪光灯下。他身上盖着一条很薄的小毯子。我每天都会为他更换这条毯子，到了晚上，这条毯子就会变得血迹斑斑。每当我扶他坐起来的时候，我的手上都会留下许多细小的皮肤碎片——那些都是他溃烂后的皮肤。在与他发生肢体接触的过程中，它们粘在了我的手上。我对他说：“亲爱的，帮帮我。尽量用你的胳膊和手肘把你的身体支撑起来，这样我就能帮你铺平床单，清理掉那上面的线头和褶皱了。”任何一个细小的线头都会在他身上留下触目惊心的伤口。我把指甲剪得非常短，一直剪到流血为止，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在不经意间划伤他那异常脆弱的皮肤。没有护士能够接近他，所以如果她们需要什么就会叫我

两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莫斯科。从火车站出来后，我直奔墓地。我要去看他！就在那个墓地里，我出现了分娩的征兆。我才刚刚开始和他说话，我的肚子就开始疼——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我又回到了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所在的那家医院，并在那里生下了我的孩子。她之前就对我说过，要我回去生产：“你需要回到这里来生下这个孩子。”当时距离我的预产期还有两周的时间。 他们把孩子递到我眼前——是一个女孩。“娜塔申卡，”我轻声说道，“你爸爸给你起名叫娜塔申卡。”她看起来十分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医生告诉我，她一出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而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性物质，此外，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随后，他们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不会把她的遗体还给你。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一不把她给我？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我不会把她给你们！你们想用她来做科学研究。我讨厌你们的科学！我讨厌它！

在墓地里，她甚至连一块墓碑都没有。墓碑上只有他的名字，他们没有把她的名字——娜塔莎·伊格纳坚科——刻上去。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幼小的灵魂。我把她埋在了那儿。每次去那儿，我都会买两束花：一束放在他的墓碑前，另一束放在墓碑旁的一角——献给我的女儿。我跪在他们的墓地前，缓缓地绕着墓地转了一圈——我一直都是跪着的。（她的话开始变得杂乱无章，难以理解。）我杀了她。我，得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我身体上所有的辐射，她就像是一根荧光棒。她还那么小，她小得可怜。（她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她救了……可是，我爱他们，两个都爱。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去杀人，对吗？况且我的爱还是那么深！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撞到一起了呢——爱和死亡，在一起了。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想忘记，忘记所有的事情，而我也真的做到了。我以为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战争。我以为自己会受到保护。我以为会受到保护。 可是后来，我去了切尔诺贝利地区。我已经去过那里很多次了。直到那时，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无助，身边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无能为力。我彻底崩溃了。我的过去已经不能再保护我。没有答案。在此之前，它们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但是现在它们已经做不到了。摧毁我的是将来，而不是过去。

当他们第一次告诉我们，我们都受到了核辐射的污染时，我们以为：那就是一种疾病，任何得了这种病的人很快就会死。不——他们说，那不是病，而是一种存在于地面上的物体，它能够钻进地里，但是你们却看不见它。动物也许能够看到或听到它，但是人类不能。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就看到了它。当雨水从天而降的时候，我在我工作的院子里看到了铯。它是黑色的，像墨水一样黑。它就在那儿，在雨水的冲刷下变成了一种像油滴一样的东西。我从集体农庄跑回家，刚一进门就看到我的花园里也有一大片，只不过出现在花园里的铯是蓝色的。在距离花园200米的地方也有一片，其面积就和我头上的方巾一样大

然而，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就会想起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每个家庭都有人因此而死亡。住在河对岸那条街上的所有女人都成了寡妇，你在那条街上看不到一个男人。所有的男人都死了。在我生活的这条街上，只剩下了我爷爷和另一个男人。上帝把男人们先带走了。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原因。不过，你想一想——假如男人们都活了下来，但所有的女人都死了，只留下他们独自生活，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会喝得酩酊大醉，噢，他们一定会变成酒鬼！为了暂时忘记悲伤，他们只能借酒浇愁。现在，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女人都十分空虚，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女人甚至说，自己的女性特征已经几乎完全消失殆尽。无论是年迈的老太太，还是年轻的小姑娘，情况都是如此。她们中的一些已经错过了生育年龄，而有些人则已经无法受孕。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我都会无比悲伤——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就像一切都从未发生过一样。 我还能说点什么呢？你必须要活下去。没了，就这些。

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幸福的。他本不应该孤身一人。上帝看到亚当很孤单，就给了他一个夏娃。上帝赐予他夏娃是想让他幸福、开心，而不是让他犯错。但是，男人缺乏幸福的能力，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不喜欢黄昏，我也不喜欢黑暗。这条走廊和现在一样，介于光明和黑暗之间。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我在哪儿——以及一切情况如何——不过，这也没关系。我可以活下去，也可以死掉，我都无所谓。男人的生活就像草：茁壮成长，干枯，然后一把火烧尽。我喜欢上了沉思。在这里，你可能会被动物咬死，或是被冻死，两者的概率是均等的。这附近方圆几十公里内都没有人烟。你可以通过禁食和祈祷将魔鬼从你身边赶走。禁食是为了锤炼你的肉体，祈祷则是为了陶冶你的灵魂。可是，我从来没感到过孤单，一个有信仰的男人是永远都不会感到孤单的。我骑着马在周围的村子转悠——过去，我经常能在村子里找到一些意大利面和一些面粉——甚至还能找到一些植物油、水果罐头。现在，我会去墓地——人们会给死去的亲友留下一些食物和饮料。可是，死人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也不会介意。田地里有野生的稻谷，树林里有蘑菇和浆果。这里有自由。

我是一名士兵。如果我受命做某事，我就必须服从命令。但是，我也渴望成为英雄。你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政治工作者会发表演讲。只要打开广播或电视，你经常能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节目。对此，不同的人反应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希望能借此被领导人接见，能够上电视，有的人则只是把这当成一份工作，此外还有第三类人——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英雄的工作。我们的工资待遇很好，但是这好像都无关紧要。我的工资原来是400卢布，但是在那里我每个月都可以拿到1000卢布（而且是苏联卢布）。后来，人们说：“他们得了很多钱，现在他们回来了，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第一套家具。”当然，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的身体也会疼，因为毕竟这其中也含有英雄的要素

在去之前，我也很害怕。不过，这种恐惧心理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到了那里之后，我突然就不害怕了。我们不断地接到命令，然后就开始工作，完成一项又一项的任务。我想从上面，从直升机上看一眼核反应堆——我想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做法是被明令禁止的。在我的医疗卡上，他们写道：我吸收了21伦琴的辐射，但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整个过程非常简单：你坐飞机直接飞到省会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很小，整座城市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恢弘庞大，只是一座很小的省会城市）。随后，你会看见一个男人，他站在距离核电站大约10至15公里的地方，手里还拿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他正在测量我们周围的辐射量。这种测量的次数将会随着我们每天飞行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我会坐飞机从那儿前往核反应堆，有几天，从我身上测出的放射量为80伦琴，有几天又是120伦琴。有时候，我会在晚上的时候在核反应堆周围巡逻，每次两个小时。我们借助红外线照明设备给核电站拍照，冲出来的胶卷上总是会有一些散射状的黑色痕迹，那应该就是辐射——但是在白天，你看不到它们。

我去了切尔诺贝利。其实，我并不是非去不可，我是自愿去那儿工作的。起初，你会觉得那里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直到后来，你才会注意到他们的眼神中全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可怕的空虚，而他们似乎也已经完全适应了对方的这种眼神。我是为了获得勋章才去那里的吗？或者，我想得到一些福利奖励？放屁！我什么都不需要。房子、汽车——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对了，一栋乡间别墅。可是，所有这一切我全都有了。然而，这是一次特殊的军事任务，它散发出了一种令所有男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只有那些具备男子气概的男子汉们才能完成如此重要的工作。至于其他男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下面苟且偷生。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妻子正在家中待产，有些人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孩；我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蓄着络腮胡子。他们一边诅咒自己，一边踏上了来这里的行程。 我们回到了家中。我脱掉了我在那里穿过的所有衣服，然后把它们全都扔进了垃圾桶。我把我的帽子给了我的小儿子。他很想要这顶帽子。我给他之后，他一直戴着它。两年后，医生对他作出了诊断：他的大脑里长了一个肿瘤……剩下的一切你可以自己把它写完。我已经不想再说了。

他们让我们签了一份保密文件，所以在此之前，对于当年发生的一切，我一个字也没说过。退伍之后，我成了二等残废。当时，我才22岁。我摄入了相当大剂量的放射性物质。我们把一桶桶装满石墨的大桶运出核反应堆。那里的辐射强度高达10000伦琴！我们用普通的铲子往桶里铲石墨，每当一次班，我们至少要换30副面具——人们把它们称为“口套”。我们还用水泥浇灌石棺。那是一副巨大的棺材，但是躺在里面的只有一个人——高级操作员瓦列里·霍捷姆楚科。反应堆发生爆炸后，他被压在了爆炸形成的废墟堆中。石棺是一座20世纪的金字塔。我们还要在那里待三个月。等到我们所在的部队撤离时，他们甚至都没有让我们换衣服。我们穿着在核反应堆工作时穿的裤子和靴子跟随部队四处辗转，直到他们让我们复员。

我想拍一部关于动物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就叫《人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变得和动物、树以及鸟越来越亲近。我感到自己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我和它们靠得更紧了。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地进入隔离区，我亲眼看到一头野猪从一个被荒废的农家院里跳了出来，一只麋鹿紧随其后。这就是我的拍摄素材。我想拍一部电影，通过动物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你在拍什么？”人们对我说，“看看你周围。车臣正在打仗。”可是，圣弗朗西斯曾经向鸟儿们传道。他以一种平等的语气和方式向它们布道。假如那些小鸟用它们的语言回答他，或者，他没有放下身段，主动向它们传播福音，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们常常会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抱怨。我们一直都很有耐性。因为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害怕谈论这件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谈论它。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经历，由此所引发的问题也绝非普通的问题。这个世界也因此被一分为二：一边是我们，切尔诺贝利人，一边是你们，其他人。你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有人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把自己称为切尔诺贝利人。“我们来自切尔诺贝利。”“我是一名切尔诺贝利人。”听上去就像切尔诺贝利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全新的国家。

切尔诺贝利人生下的孩子，血管里流的不是鲜血，而是一种未知的黄色液体。有科学家坚持声称，猴子之所以会聪明，就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放射物附近。三四代人之后，在那里出生的孩子都会和爱因斯坦一样聪明。这是一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宇宙实验……

那些曾经在核反应堆屋顶上工作过的士兵呢？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前后共有210个军事团队被派往那里，清扫灾难过后遗留下来的辐射微尘，其总人数达到了34万。事后，那些清扫屋顶的人情况最糟糕。他们身上都穿着铅质的防护服，但是辐射来自于他们的下方，而他们的脚下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他们穿着普通且廉价的人造革靴子。每天，他们都会在屋顶上逗留一分半至两分钟。事后，他们就全体复员了，政府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证书，以及一些奖赏——100卢布。在此之后，他们就消失在了祖国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在屋顶上，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集燃料和石墨，以及水泥板和金属渣。他们用20秒至30秒的时间把这些垃圾装上手推车，然后，他们还要用30秒的时间才能把这些“垃圾”从房顶上倒掉。这些特殊的手推车每一辆光自重就达到了40千克。你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套铅质的防护服、面具、手推车，以及近乎疯狂的速度。 在基辅的博物馆里，有一个与士兵帽子大小相当的石墨模型。据他们说，如果这是一块真的石墨，其重量可以达到16千克，由此可以看出石墨是一种密度很大、质量很重的物体。在那里，他们使用的通过无线电控制的机器经常会失灵，或是执行与原指令相反的命令，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机器的电路板受到了高辐射的干扰。因此，最可靠的“机器人”就是那些士兵。人们把他们叫做“绿机器人”（因为他们穿的军装制服是绿色的）。总共有3600名士兵曾经在被炸毁的反应堆屋顶上工作过。这些士兵全都睡在地上。他们都曾提到过一开始，他们还把搬来的稻草铺在帐篷的地上——而这些稻草全都来自于核反应堆附近的稻草堆。

现在，你能明白我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博物馆了吗？那个瓮里装着一些来自于切尔诺贝利的泥土。满满一捧。我们还有一个矿工的头盔，也是在那个地区找到的。此外，你还能看到一些来自于隔离区的农用器械。我们不能把放射量测定器放在这里——我们都在发光、都在燃烧！但是，每一件在这里展出的物品都必须是真实的。这里没有石膏复制品。我们需要让人们相信我们，而人们只相信那些真实的事物，因为关于切尔诺贝利，我们身边的谎言实在是太多了。以前有，将来还会有。他们甚至已经开始筹备基金会和商业机构……

有些事情我们并没有展开讨论，这正是我们斯拉夫人的谦逊之道。但是，既然你正在写书，你就应该知道这一切。那些在核反应堆及其附近工作的人，在从事火箭技术工作的人当中，这已经是司空见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们的泌尿生殖系统都会出现功能性障碍。可是，没有人会大声地清楚地把它说出来。这样做是不被大众所接受的。我曾经陪同一位英国记者采访过一段时间，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内容——他对于故事中的人性内容十分感兴趣——人们在家中会怎样，他们的家庭生活如何，他们的私生活又如何？然而，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抱着诚实坦率的态度与他探讨这些问题的谈话者。他要我去把一些直升机飞行员召集起来，然后和一些男人们一起与他们展开对话。他们来了，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退休了，尽管他们当时还只有35岁或40岁，还有一个人拖着一条残缺的腿赶来了——辐射软化了他的骨头。但是，他还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赶来了。这个英国人问了他们一些问题：现在，你和家人相处得如何？和你的妻子呢，你们之间的关系融洽吗？飞行员们沉默了，他们来这儿是为了告诉人们，在那里，他们每天都要完成五次飞行任务，然而他想了解的竟然是他们的妻子以及她们现在的情况？这算什么问题？于是，英国人开始挨个提问，结果他得到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回答：我们很健康，政府很重视我们，我们的家庭生活很融洽，家人相亲相爱。没有一个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对他敞开心扉，说出实话。他们走了，我感觉他被彻底打垮了。“现在，你明白了，”他对我说，“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你们？你们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那次会面的地点是在一间咖啡馆里，为我们服务的两名女服务员都非常漂亮。他对她们说：“你们能回答我一些问题吗？”她们满足了他的要求。他说：“你们想结婚吗？”“想，但是不是在这里。我们都希望能嫁一个外国人，这样我们就能生出健康的孩子。”她们的坦诚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呃，你们有伴侣吗？他们怎么样？能满足你们吗？你们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对吗？”“你已经看到那些男人了，”女服务员笑着说道，“直升机飞行员？身高6英尺。身上戴满了亮闪闪的军功章。在被那些主席团成员接见时，他们都表现得很出色，可是在床上那就另当别论了。”那个英国人给这两个服务员拍了照片，然后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你们了吗？你们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

我和他一起去了隔离区。据统计，切尔诺贝利周围一共有800个废物掩埋点，而这一数字也早已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数据。他原本以为自己会见到一些造型奇异的工程结构，然而最终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有一些极其普通的沟渠。沟渠内是一片“橘子色森林”。核反应堆周围方圆150公顷的土地全都被这片奇异的树林所覆盖。（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天内，核反应堆周围的松树和常绿植物的树叶就全都变成了红色，然后又变成了橘子色。）那些沟渠里埋有成千上万吨金属和钢铁，还有各种管道、特殊服装以及水泥结构。他给我看了一张刊登在一本英国杂志上的俯瞰全景图。在图片上，你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汽车、飞行设备，以及多得数不胜数的消防车和救护车。最大的一块墓地就坐落在核反应堆旁边。尽管现在距离这张照片的拍摄日期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但是他仍然想拍一些关于那块墓地的照片。他们向他保证，如果他能弄到墓地的照片，他们将会付给他更多的钱。为此，我们四处奔走，不断地拜访各位官员，有的人没有照片，有的人又无许可权。为了照片，我们辗转于各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那座墓地已经不存在了。它现在只存在于他们的账本里——很久以前，那块墓地里的东西就被瓜分了，然后被运到了市场上，那些拆下来的零部件现在正存放于集体农庄以及人们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偷走并运出了隔离区。对此，英国人表示无法理解。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然而他不相信我。事实上，就连我自己，当我读到那些最勇敢的人写的文章时，我也同样会表示怀疑。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这也是一个谎言呢？”关于这场悲剧的评论已经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这甚至已经成了我们相互问候的一种方式！就像田里的稻草人！（这时，他看上去显得极度失望，然后就一直沉默不语。）

我们将表层受污染的土地挖出来，装进车里，然后运到废物掩埋点。我以为废物掩埋点会是一个由工程师设计而成的拥有复杂结构的建筑物，但是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坑。我们把长有植物的土地挑出来，像卷地毯一样，把它卷起来。我们挑选的是那种绿油油的土地，上面长满了青草、花朵和植物的根茎。当然，里面还有小虫子、蜘蛛和蠕虫。这是一项足以令人发疯的工作。你根本就不可能把土地上的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挑出来。如果不是我们每天晚上都喝得大醉，我真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如果不是那样，我们一定都会变成精神病。最后，我们连日工作的成果就是创造出了一片空无一物的裸土，方圆几百公里以内全都是这种土地。房子、谷仓、大树、高速公路、幼儿园、水井——所有的一切都还在那里，没有遮盖，也没有任何保护。早晨起床，你需要刮胡子，可是你却不敢照镜子——你没有勇气看镜子中的那张脸——因为只要一看到它，你就会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很难想象这里的人们再回到这里生活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为他们更换了石板以及房子的屋顶。所有人都明白这样做徒劳无益——在那儿工作的几千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又会去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不识字的老爷爷：“啊，孩子们，赶快放下手头那些愚蠢的工作吧。坐在桌边，和我们一起喝酒。”风在吹，云朵飘浮在天空中。核反应堆甚至还没有完全关闭。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土地剥皮，然后，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会回到这里，重复之前的工作。可是，土地上已经空无一物——只有一层干干的沙子。只有当直升机飞过，从上面撒下一种特殊的能够形成一种聚合体薄膜的混合物，让地面上残留的底层土壤继续缓缓移动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挖土、挖土……

有一次，我们被吓了一跳：放射量测定员发现我们餐厅的所在地，其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地方都要高，而那时，我们已经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了。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那里说是餐厅，其实就是一堆柱子和一些齐胸高的板子钉在一起后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我们全都是站着吃饭。我们用桶装水清洗身体。我们的厕所就是在一块干净的地上挖的一个长方形的坑。我们的手里只有一把铁铲——我们就在核反应堆附近不远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两个月后，我们开始明白了一些事情。人们开始说：“这并不是一项自杀式的任务。我们已经来这里两个月了——这已经足够了。现在，他们应该带人来替换我们了。”安托斯金上将曾经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表现得非常诚实：“对我们而言，如果引入一批新的人员来换班，这会对我们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我们已经给你们发了三套服装，而且你们也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引入新的工作人员不仅代价昂贵，而且过程繁复。”他们强调的重点始终落在“我们是英雄”上。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当着众人的面，给某些干活十分卖力的人颁发奖状。奖状上写着：“苏联最佳掘墓者”。这太疯狂了。

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他们拟订了许多掩埋含辐射的土地的草案。我们用泥土来掩埋泥土——这真是一项奇特的人类活动。根据指示，无论掩埋的物体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在掩埋前进行地质勘测，从而确保掩埋点周围四至六平方米内不会出现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与此同时，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须铺上玻璃纸薄膜。我们接到的指示里就是这样要求的。然而，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情况却完全不同。执行任务时，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地质调查。他们会伸出手，指向一个地方，然后说：“就在这儿挖。”随后，那些挖掘者就开始工作。“你们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当我挖到有水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挖了。”他们往往都是直接冲着地下水挖下去。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诉你，在此之后，我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们的人民和我自己的。

我接到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派任务是去克拉布斯诺波尔斯克地区，之前我已经说过，那个地区受污染程度最严重。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从土地进入河流，依照指示，我们需要将每项工作都重复一遍。你必须在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然后留出一个缺口，然后再在另一块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同时还要确保每道沟之间的间距相等。你还需要驾车走遍所有的小河，检查河水。于是，我搭乘大巴到达了该地区的中央地带，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我需要一辆小汽车。于是，我去找了地区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两只手撑着自己的脑袋：没有人改变自己的工作计划，收割工作照常进行，一切就像几个月前他们播种豌豆时一样，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辐射物质最多，但是他们仍然打算把地里已经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类植物一同收上来，在那里，有些地方的辐射量已经达到或超过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应酬我。幼儿园里的厨师和幼教都已经跑了。孩子们正在饿肚子。每当出现急症病人的时候，你都需要把他们送上救护车，然后拉到邻近地区的医院，而这意味着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犹如搓衣板的马路上整整颠簸60公里——因为当地的医生全都跑了。汽车？双倍数量的犁沟？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我.

布尔加科夫在《伪善者的奴隶》中写道“我让我的一生都罪孽深重。我是一名演员。”这是一种关于艺术罪性的警觉，也是他对于窥探他人生活的那种超道德的自然性的一种认识。不过，这种意识也许能起到和某些疾病的疫苗一样的作用，使某人远离错误。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下笔一试的现实主题，而人类则试图通过这一事件来证明自己。又或许，道德其实比这更简单：你是不是应该踮着脚尖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在入口处停下来？走进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我从没亲口问过他什么。我了解他，他的思想有任何蛛丝马迹的变化，我都能察觉到。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已经达到了一种更加深入的程度。我们能够读懂对方的想法，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对方内心的那种孤独感。那种孤独感…… 他早就知道自己会死，或者说，他明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向自己保证：他要在爱和善良中走完这一生。我做两份工作，却只有一份报酬，而他的抚恤金总是不够用。他说：“我们把车卖了吧。尽管不是新车，但是我们依然会有所收获。至少，这样一来，你在家的时间会更长，这样我就能经常看到你了。”他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他的父母也来了，并且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明白了一些事情。在那里，他理解了一些之前他并不理解的关于生命的事情。他找到了一种不同的语言

放射量测定员检查了我的办公室——办公桌在“发光”，我的衣服也在“发光”，就连墙壁都在发光发热。我立刻站了起来，我甚至都不愿坐在那张凳子上。我在水槽里洗了洗头发，然后又检查了一遍测定器——情况好多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研究所可能遇到了紧急事件？某个地方发生了核泄漏？如果是这样，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乘坐的大巴洗干净呢？我们将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思考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至于我，我为我们的核反应堆感到骄傲，我曾经仔细研究过它，每一毫米都不曾放过。 我们给附近的伊格纳棱斯克核电站打电话。结果获悉他们那儿的仪器也全都像发疯了一样，完全不听使唤。他们那边的人也正在为此恐慌不已。接着，我们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打电话——没有人接。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发现整个明斯克都被覆盖在一层放射性云层之下。我们最终断定，这是自然界的碘在活动，而这也意味着是某个核反应堆发生了事故。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妻子打电话，想向她发出警告。但是，整个研究所的电话都打不通。噢，那种古老的恐惧，我们在这种恐惧中长大并生活了几十年。可是，我们的家人还什么都不知道。这时，我的女儿已经结束了她在音乐学院的音乐课，正和朋友在街上逛街。也许，她正在吃冰激凌。我该给她打电话吗？我知道，这样做会令我的领导感到不悦，今后，他们将不会再让我做任何机密工作。可是，我做不到，于是，我拿起了电话。

“不要这么大声。关上窗户，把所有食物都收进塑料袋里。戴上橡胶手套，用一块湿布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抹一遍。做完之后，把这块抹布装进一个塑料袋，然后扔掉它。如果阳台上还挂着没有干的衣服，你现在就立刻把它们收进来，重新洗一遍。” “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这么大声。将两片碘片放进一杯水里，使它完全溶解。然后，用这个水把头发洗一遍。” “什么——”可是，我并没有等她把话说完就挂上了电话。她应该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自己也在研究所里工作。 下午3点半，我们得知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出事了。 那天晚上下班后，当我们坐上大巴，从研究所返回明斯克的时候，在半个小时的车程当中，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极少数人在谈论其他事情。所有人都不敢谈论发生了什么事。 一到家，我就看到我们家的门口有一块湿抹布——看来，我妻子明白了一切。我走进房里，脱掉了身上的夹克，然后是衬衣、裤子，我脱光了所有的衣服，只剩下内裤。就在这时，愤怒突然占据了我的大脑。让什么保密、恐惧都见鬼去吧！我拿起城市电话簿以及我女儿和妻子的电话簿，开始挨个给那上面的人打电话。我说：“我在核物理研究所工作。明斯克的上空正飘浮着一层放射性云层。”接着，我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清洗头发，关上窗户，把晒在阳台上的衣服收下来，重新洗一遍，喝碘水以及饮用碘水的正确方法。人们的反应是：“谢谢你。”他们没有对我的话提出质疑，也没有感到害怕。我想他们大概并不相信我的话，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发生的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没有一个人在听完我的话后感到惊恐。他们的反应让我感到惊讶。

你只不过是提问，但是我却一直在和你争辩。我们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辩论。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原子的历史——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军事秘密和祸根，它还是我们的年轻时光，我们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宗教。50年过去了，短短50年的时间而己。现在，我有时候还会觉得这个世界正在被其他人所统治，和他们相比，拥有大炮和宇宙飞船的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小孩。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完全说服自己相信这一观点。

在事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人们的感受可谓是五味杂陈，相当复杂。我记得其中的两种：恐惧和侮辱。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人们却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政府保持缄默，医生也沉默不语。各地区等待来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则等待莫斯科的命令。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锁链的一端连接着少数几个决策者。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毫无防备可言。这就是那几天里人们最大的感受。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几个人决定成百上千万人民的命运。 与此同时，还有为数不多的个人也完全可以将我们所有人都置于死地。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罪犯。他们只是一间核电站的普通员工。当我弄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异常震惊。切尔诺贝利把人们的心撕开了一条深不见底的伤痕，其造成的伤害甚至超过了科累马事件，超越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个拥有斧子和弓箭的人可以杀人，一个站在手榴弹抛射器后面的人也可以杀人，一个能够操控毒气室的人也可以成为杀人犯，但是他们无法杀死所有的人。

报纸上的话都是谎言。我从没在那上面读到过关于我们为自己缝制防护装备、铅质衬衫和内衣裤的内容。我们有橡胶手套，里面镶了一些铅。但是，我们的确为自己缝制了铅质的内衣内裤。对此，我很肯定。在一个村子里，他们给我们指出了当地妓院的位置。我们是男人，而此刻，我们已经离开家整整六个月了，我们已经过了六个月没有女人的生活，而这全都是因为发生了紧急事件。我们所有人都去了。当地的女孩在那里走来走去，但是她们的脸上都挂着泪水，她们一边哭一边说自己很快就要死了。我们有铅质的内衣内裤，我们把它们穿在裤子外面。把这些都写下来。我们还拿这个开玩笑。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美国机器人在屋顶上待了五分钟后就停止了工作。日本机器人在屋顶上工作五分钟后一也不动了。然而，俄罗斯机器人却在那上面足足工作了两个小时！这时，大喇叭里传出了一道命令：“二等兵伊万诺夫！两个小时后，你可以下来抽根烟，休息一下。”哈哈哈！（他发出一阵大笑。）

复员。我们都上了车。当我们所乘的汽车在隔离区内行驶的时候，一路上，车顶的警报器都长鸣不止。我回顾那些日子，我发觉，那个时候，某些事情——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其实就近在咫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那些诸如“史诗般的”、“稀奇古怪的”之类的词语根本词不达意。我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体会到那种感觉，即使是在坠入爱河时也不曾有过

有一天，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的是一个残缺的孩子，我依然会像爱正常孩子一样爱他。”你能想象得到吗？她现在才读十年级，但是她竟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她的朋友和她一样，她们都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个熟人最近刚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英俊，妻子漂亮，然而他们的儿子却长了一张一直咧到耳根的大嘴巴，而且还没有耳朵。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去探访他们，可是我的女儿并不介意，她能够始终很坦然地直视他们的目光。她想去那儿，也许她只是想去看一看，或者她想尝试着去爱他。 我们原本可以离开这儿，但是我和丈夫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们不敢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们都是切尔诺贝利人，都是核辐射的受害者。我们并不害怕对方，假如有人给你一个从他们花园里摘下来的苹果或黄瓜，你会很自然地接过来，然后吃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它藏进自己的口袋里或包里，然后再把它扔掉。我们共享着相同的记忆。我们拥有同样的命运。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外来者，我们都是受到歧视的传染病人。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诸如“切尔诺贝利人”、“切尔诺贝利孩子”、“切尔诺贝利难民”之类的称谓。但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你们害怕我们。如果可以，你们很有可能不会允许我们离开这里，你们会在我们生活的地区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紧张的心稍稍恢复平静。（她停了下来。）不要跟我说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样。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最初的几天里……我曾经带着女儿逃到了明斯克，去找我的妹妹。然而，我的亲妹妹却不让我们走进她们家，她家里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你能想象得到吗？那一次，我们最后只得在火车站过夜。

人们会谈论战争，谈论那些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并且拿我们和他们做比较。可是，那些人是高兴而幸福的！他们赢得了战争！战争给了他们一种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量，正如我们现在所讲的，战争赋予了他们一种极其强大的生存动力和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只想活下去、学习，然后生孩子。可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怕。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并且为我们的孙子孙女担心。人们笑得少了，节假日里的歌声也少了。树林取代了之前的田地，这里的风景也变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也发生了改变。所有人都变得很沮丧、很消沉。在这里，你会有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切尔诺贝利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它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你不写我们的故事也许会更好。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么害怕我们。没有人会在有癌症病人的家庭中谈论癌症。同样，如果有人被判了无期徒刑，也没有人会在他的家人面前提到监狱。

我乘坐第一班火车赶回了明斯克。在火车上，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里。我测量了儿子甲状腺——那是当时最理想的测量部位——辐射强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80毫伦琴。他需要碘化钾。普通的碘。小孩的服用剂量为2至3颗碘片，将它们溶于半杯水中，然后喝下，成年人的剂量则需要加倍，4至6倍。核反应堆将会持续燃烧十天，在这十天里，每天都需要服下同样剂量的碘片。可是，当时根本没有人听我的话！没有人会听科学家和医生的话。他们把科学和医学全都归入了政治领域。当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人们的想法，以及十年前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已经开始工作，秘密进行调查。除此以外，所有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苏联的原子能安全得就像煤或碳。

最后，我终于见到了斯柳杨科夫。我把我这几天来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们必须要救那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给那里打了电话——他们已经开始疏散核电站周围的群众。 “你的人（来自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什么要带着放射量测定器到处跑，吓唬人？我已经咨询过莫斯科方面的伊利因教授，他可是苏联辐射防护协会的主席。他说一切正常。现在，国家已经派了一个政府调查团前去核电站调查，就连检察人员都已经赶到了那里。我们还调动了军队，以及所有的军事装备，我们的军队已经赶到了事发地点。” 当时的我们已经摄入了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以及不明剂量的钚（以铀和石墨作为核反应堆主原料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会制造出相当于武器量级的钚，而这种放射性金属元素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之一）——总共450种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物质的释放总量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此时此刻，他们需要谈论物理学，还有物理定律，可是他们探讨的却是敌人，以及如何寻找敌人。 迟早有一天，终会有人对此事作出回应。“你是想告诉我，你是一名拖拉机专家。”我对斯柳杨科夫说——他曾经是一家拖拉机厂的厂长——“你不知道辐射能够造成什么后果，可是我是一名物理学家，我知道后果会怎样。”然而，从他的观点出发，这又怎样呢？让一些教授外加一群物理学家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不会这样做，不过，他们也并非罪犯。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种无知和盲目地服从。运作机制教会了他们一个道理，而这也成为了他们的生存原则：枪打出头鸟。所以，相对而言，让所有人都高高兴兴才是更好、更明智的做法。不久前，斯柳杨科夫刚刚接到莫斯科方面的电话，获悉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升职已经近在咫尺！我敢打赌，他一定已经接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而那个致电给他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在电话里，戈尔巴乔夫会说：你看，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能够保持稳定，不出现任何恐慌，西方世界此时正在制造各种各样的谣言和声音。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不能讨得上级的欢心，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的提拔，以及随之而来的出国考察机会和别墅。如果当时我们仍然生活在封闭的体系内，那我们的人民将会继续生活在核电站周边。他们一定会彻底掩盖这次事故！还记得吗——基特里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基地——我们依然生活在斯大林的国度里。

我获得的信息是，那些大人物当时都已经开始服用碘片。当我研究所的同事给他们的甲状腺作检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甲状腺十分干净，丝毫没受污染。假如他们没有服用碘片，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当这些人进入那些受污染的地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罩，并且穿上特殊的防护袍——当地人缺乏的正是这些装备。此外，他们在明斯克附近建了一个牧场，那里生产的奶制品专供他们自己使用，而这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每头奶牛都有编号，并且有专人负责看管。他们还有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温室，以及特殊的看护。最令人感到恶心的是，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对此作出说明或回应。 很快，他们就拒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于是，我开始用铺天盖地的信件对他们进行轰炸。清一色的官方报告。我把地图和数据发送到了指挥链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份报告都包含四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有250页文稿，那里面记录的全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复印了两份，以防万一——一份放在我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另一份放在我的家里。我的妻子把它藏了起来。我为什么要留副本？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现在，每次离开办公室时，我都会把门和抽屉都锁好，然而当我出差回来后，抽屉里的那些文件夹就会不翼而飞。但是，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父是一名哥萨克人，我继承了哥萨克人的性格。我不停地写，不停地说。你需要拯救人民！他们需要被迅速撤离或疏散！我们不断地去那里出差。我们研究所率先制作出了一张标明受污染地区的地图。整个南部都被标记成了红色。

过去，我常常认为自己能够明白所有的事情，并且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清楚地表达出来，或者说把绝大多数的事情都说出来。我记得，当我在撰写《锌男孩》的时候——那是一本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书——我去了阿富汗，他们给我看了一些他们从阿富汗战士手中缴获的外国武器。看到那些武器，它们那精致的外形令我大吃一惊，而更让我惊讶的是人类的思想竟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当时，有一位军官就站在我身边，他说：“如果有人踩中了这颗你认为漂亮得就像圣诞装饰品一样的意大利地雷，眨眼间，他就会变成一堆肉泥。你只能用勺子把他的遗体从地上一勺一勺地舀起来。”当我坐下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我是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想：你能够走得很远很远，所以我就把那堆肉泥写进了书里。然而，隔离区——那时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一个彻底脱离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世界——它所拥有的能量和意义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文字乃至文学。

三年来，我开车到处走，寻找那些人，和他们聊天：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科学家、医生、士兵、飞行员、矿工、难民、定居者。他们的命运、职业和人格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可是他们回答的都是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我常常想，相对于简单而机械的事实而言，人脑海中的那些模糊的情感、传言和印象其实更接近事实真相。为什么要重复那些事实——正是它们掩盖了我们的情感。今我着迷，念念不忘的也恰恰正是这些情感的演变历程，以及从人们在谈及这些情感时无意中表露出来的某些事实。我尝试着去寻找这些情感，然后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保护。 这些人目睹了某些事情的发生，然而至今为止，其他人却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