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未必皆好汉，《水浒》其实非宋史。

第二章 种家将——帝国不老的传说

母亲逝世前和种放进行了一次长谈，说我死后你自己的路就在你的前方，是要留一世清名，还是要半世富贵，你自己选择吧。 无论哪一种选择，母亲都为他做了最好的铺垫。一个伟大而睿智的母亲。

第三章 大相国寺的火

五台山从此多了一名花和尚，鲁达也有了一个新名字——鲁智深。 五台山的日子无风无雨，当然也没有酒，更没有女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鲁智深忍受不了那份孤寂。 山空，他的心却不空

再换另一种算法算下，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八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文官则是三十一，文武比例为31∶18，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6.7%；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中，共有二十八位文官担任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武将则为零，文武比例为28∶0，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0 %。坐在北宋帝国枢密使位置上的武将，狄青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

在狄青之前，我们可以说，在北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文人担纲唱主角，武将当配角、跑龙套——重文轻武；那么在狄青之后，我们可以说，这出戏是文人的独角戏、周立波的海派单口相声，没武将们什么事儿——有文无武。 狄青的命运，其实就是整个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如果要为狄青的悲情命运写一份分析报告书，纸面上的原因大体可以有以下两点：

第一，狄青太红。狄青从一个下级配军，短短十多年扶摇直上，坐到了帝国军事首脑枢密使的位置，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种家祖孙三代累积，临了才由种师道当了个同知枢密院），怎么能让帝国的文人们不眼红。

第二，狄青太倔。性格决定命运，狄青不只是一个在战场上勇猛的将军，在生活中和政治名利场中，他一样是一个不撞南墙头不回的愣头青。只要狄青认定了的事，他永远不会屈服和回头。早年还在村里当农民的时候，大哥狄素与乡里一名叫铁罗汉的恶霸斗殴，把恶霸打入水中，出了人命官司，兄弟情深，狄青毫不犹豫地替大哥扛了这桩人命官司（后来狄青命好，恶霸又神奇地活过来了）。

狄青对文人，更多的是敬仰，他的崛起离不开当时帝国几个文人的力挺。一个是尹洙，是他慧眼识珠，将狄青推荐给了当时西北的两位军事主帅范仲淹、韩琦。第二个则是范仲淹，范夫子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过让他多读点书，尤其要读《春秋左传》。在范夫子的激励下，狄青才从一个在战场上作战勇敢的将军转变成为能独当一面，能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主帅（对范夫子，狄青也崇敬有加，后来范仲淹逝世后，狄青常去范府，以子弟礼拜问范老夫人，并入范家家庙进香礼拜）。第三个则是传说中的大奸相庞籍庞宰相，庞籍的力荐让他有机会成为北宋帝国唯一一位能单独领兵出战的武将，并一举平定侬智高，成为北宋帝国史上最风光的武将。但在定州公署门前，狄青看到的，是横亘在他与北宋文人们之间的一道永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次不得不作出的决裂。狄青是永不低头的人，或许从定州公署门前开始，他就打定了主意，一辈子都会在脸上留住刺字，让人们知道，他曾经就是一个兵，一个低贱的配军。

后来狄青官拜枢密使，赵祯出于好心，让当时的副枢密使王尧臣给他送了瓶能洗去刺字的药水。 狄青，你洗掉吧！洗掉刺字，平时再多附庸些风雅，多结交些才子，最好认个有点名气的祖宗，你狄家在唐朝不是出了个大名人狄仁杰，认他当祖宗你也不亏，时间一长，或许文人们就会渐渐忘掉你曾经的身份。狄青说不，我就是要留这个刺字，告诉人们，一个配军也能通过他的努力坐到枢密使的位置，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东华门，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欧阳先生面临的课题很难，他要弹劾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把柄和过错，而又性格鲜明的人。明眼人都知道，狄青对于帝国，只有功，没有过。而狄青在任枢密使的四年中，也没什么小辫子让文人们抓住。狗长角穿黄袍家中现异光，正常人都知道那些话上不来台面。

有什么能难倒文坛领袖欧阳修呢？他连连向皇帝上书，就狄青事件展开连环式进攻，抛出两篇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一篇是《论狄青札子》，一篇是《论水灾疏》。欧阳修的论断如下： 一，近年来东京老是遇水灾，水是属阳的，而武将是属阴的，水患多是因为武人得以重用，要治水患，狄枢密使恐怕得先下台呆两天。二，狄青任枢密使四年，虽然没有什么过错，可武将长时间执掌国家军政，那是很危险的，想当年…… 三，罢免狄青也是关心和爱护他。树大招风，狄将军有这么多流言蜚语，搞得人心不安是因为他居于高位，现在把他调离岗位，也是“爱护”狄将军嘛！当小弟的受点委屈没什么的，你看我们谁不是几进几出，名利不过是浮云罢了。狄将军如果是忠臣死都不怕，当然也不会在乎枢密使这种虚名的。 才子就是才子，逻辑严密，让人无法反驳。

赵祯看到这样有才的文章，依然是留中不用。赵祯是个很清醒的皇帝，他知道他的帝国不仅需要会吵架的文人，更需要能打仗的将军。而且他本人也是“狄粉”，当初西北出了个狄青的时候，赵祯欣喜若狂，和帝国的军民一样，对这位面涅将军非常神往。西北战事吃紧，狄青不能回朝复命，于是赵祯让人画了一幅狄将军的画像，每天挂在宫中，睹画思人。欧阳老大的奏章没反应，后继火力跟来，范镇、刘敞、吕景初、韩琦接着。嘉祐元年的帝国朝堂，文人们的子弹一直在飞，目标只有两个：赵祯和狄青。

狄青认输，却不服，他也丢下了一句话： ——“无功而受两镇节麾，无罪而出典外藩。” 话外音只有三个字：不公平。 狄青离开了东京，那个地方不是他的舞台。

但帝国的文人们不免有些遗憾，特别是欧阳修，狄青如此刚烈屈死，使他“爱护国器”的幌子没了打处。而近百年后，一个叫秦桧的文人学会了欧阳修的这招，并起了一个名字，叫“莫须有”，中招的那个武将我们都知道叫岳飞。 秦桧和欧阳修的做法有区别吗？当然有，从法理角度来讲，秦桧是直接操刀杀人，而欧阳修的作法则叫间接伤害。为此，一生几乎没什么污点的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背上了一个罪名——忠君误国。或许把罪名独归于欧阳文忠公也是不公平的，他只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打手，狄青惨案更可以界定为一次精英集团群殴弱势群体事件，是一次集体犯罪，犯罪群体叫北宋文人。文彦博、韩琦、范镇、庞籍、包拯（传说中与狄青可是文武双曲星，他站出来为狄青说过一句话吗？当然没有）、司马光、王安石等嘉祐时期的文化名人们都是打手和从犯。

第四章 登州版“潘金莲”弑夫案

北宋的死刑制度堪称严密复杂，一个地方政府是不能擅自决定一个罪犯的生死的。县一级的司法机关审结案件完结（县令、知县、县尉）认为罪犯应判死刑后，要将卷宗送至州一级的司法机关（知州）复核，州级机构又送至路级司法主管部门（提点刑狱），最后送到中央，在那里还有三个程序，先由大理寺审核，大理寺这关过了之后，由大理寺移呈审刑院，审刑院审核完毕报送至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等宰相大人们在审批表上落笔签字，犯人的脑袋才算正式宣告落地。

当然，刑部如果认为案件有重大疑问或影响，也可以提交到刑部审理。如此严密的审核程序说明一件事，草菅人命不适用于北宋帝国的刑法制度，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就为他帝国的官员们确立了二字真言——慎刑。

第五章 晁保正与保甲法

神宗皇帝赵顼一生都矢志不渝地推行变法，原动力非常简单，四个字就能概括——富国强兵。想富国，是因为没有钱，财政赤字，赵顼穷得连登基大典给员工发红包的钱都没有，穷则思变；要强兵，是因为北宋帝国养着百万“精兵”却打不过契丹人、打不过西夏人，最后还得皇帝掏腰包解决边事问题，皇帝没有面子，也心疼银子。

无论是基于富国的目的还是强兵的目的，对皇帝来说，军队改革势在必行。帝国近百万大军，拿着国家近六分之五的财政收入，还不能打仗，谁当老板都不乐意。

但对军队的改革又是必须谨慎的，军队是一个帝国的权力保障，改革既要替国家节省下开支，又要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还不能引起部队大的动荡。王安石要做的这道题，难度不小。

打着革新的牌子，王安石走的其实是一条老路，叫寓兵于民，兵民一体。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前期（春秋至南北朝）的特有产物。本质上来说，就是将帝国军士的专业化慢慢蜕变为业余化，这注定了王安石这一军事变革必然失败的命运。 轰轰烈烈的保甲法，达到了王安石和赵顼所预期的强兵目的了吗？答案是没有。帝国中后期长时间拥有所谓几百万保丁，却从未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使用过这些“军事力量”。元丰四年，帝国征伐西夏，本来准备开始在开封和陕西一带征集万余保丁参加这次西征，西征主帅之一的宦官王中正一听连忙上奏折，说就算缺兵也不能拿保丁来充数，让朝廷取消了这一疯狂的想法。

后来金人入侵，快速抵达帝国的首都，很遗憾，没有看到帝国的几百万民兵组织对金人的入侵作出任何一丝阻击作用。王安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军队这东西，还真不能搞业余化。

第六章 阮小五的债

在王安石变法中，在理论上最为完善并为后世所惊叹的就是青苗法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当王安石抛出他的理论时，帝国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国库里多了，老百姓手中就少了。你王安石又不是魔术师，能让钱变成母鸡，鸡生蛋，蛋生鸡。 王安石潇洒地拿着魔术棒，祭出了青苗法这一招。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政府贷款，秋收的时候归还，利息不重，才二分（相对那时的民间高利贷），既可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从理论上来讲，青苗法唯一损害的只是民间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高利贷们的利益，青苗法相当于把那群人的利益剥出来，让农民与政府共同分享。

千年后有人盛赞王介甫天才的设想，已经非常符合现代的经济学理论，比起同时代的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其实老王的青苗法同样也不是首家独创，李唐王朝在中后期囊中羞涩时就小范围实行过政府放高利贷增收的办法，只是像王安石变法这样推行范围之广，制度之完善，当然是史无前例的。

但理论上万无一失的良策在全国实行下来却是一地鸡毛，怨声载道，被旧党认为是变法中最具危害性的毒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是王安石无法解决的：

一是基层官吏层层加息，成为了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原来中央规定只收二分息，有的地方却收到了六分七分，或缩短还款周期变相加息，帝国对此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

二是各级行政部门为了完成行政目标考核，部门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强迫富户农民在不需要借贷时贷款，变相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三是如果遇到水灾旱情，自然灾害地区颗粒无收的农民无力偿还贷款，政府强行索债，还不上钱的农民只有当流民逃难。 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在鄞县当县长搞试验田时都不会遇到：第一，老王为官清廉，不图钱；第二，上头没有行政目标考核，农户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意愿决定借不借钱；第三，王安石在鄞县任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死账率自然小。再说，两袖清风的王介甫也不会逼迫还不上账的农户当流民。

事实上，青苗法的致命弊病，那位老于世故的司马君实看得非常透彻。他说的那句话或许漫不经心，却一语中的：——民间为富不仁的大户之家放高利贷，都会被世人所唾骂，何况是政府呢？

虽然你的利息低，可五十步和一百步有本质的区别吗？ 青苗法，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问题，由政府出手救济，但是这个救济手段是有前提的——有偿的。说白了，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即政府放贷收取利息，这注定了青苗法的价值取向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即达到王安石所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

作为一个县长，如果没有青苗法，那么他或许会烧香许愿希望全县都风调雨顺，农民都有饭吃，他业绩声名财富三丰收。 但在青苗法实施后，一旦该县长的梦想成真，即这个县的农民都有饭吃，就无人向政府贷款，那么年终，该县长青苗贷款业绩则可能为零，可能会被戴上“阻挠新法”的罪名，以致乌纱帽不保。

凡是借过钱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向外借钱的人，借钱时是大爷，要钱时是孙子。在欠钱人眼里，当从借钱人手里拿过钞票时，他眼中看到的是恩；要他还钱时，他眼里看到的是恨。如果还的钱比借的多几分，这个恨同时就会跟着多几分。

一个聪明的媳妇就对自己的老公说过，咱们永远不能借钱给公婆，选择只有两种，有钱孝敬，无钱不给，千万别提借字。 因为一提借字，还不上时，不仅伤面子，更伤感情。

帝国本身作为借贷者，其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通的民间借贷者的。这种风险基于他和借款人的双重关系：他不仅仅是债权人，他还是他们的庇护者和监护人。 作为借贷者，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风险规避，帝国搞青苗法，同样不能免除。事实上，法条刚出台，就有旧党尖锐地指出，既然你王安石说搞青苗法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兼并”，那为什么要对贷款用户分信用等级，最需要钱最穷困的农户是第五等，一次只能贷一贯钱；而最有钱最不需要借钱的富户则列为一等，一次却能贷十五贯。王安石无法回击这一指责，因为他无法掩饰青苗法的终极目的——生财。

“散青苗之害犹小，坏常平之害犹大。” 应该说，对于整个帝国来说，实施青苗法所获得的利益是小，而对帝国社会链条和道德链条的破坏是大。 千年以后，有人替王安石叹息，说当时青苗法的实施，帝国如果设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来代替政府进行青苗粮款的放贷，那么或许这场改革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弊病和负面影响。他们所说的那叫国家银行，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千余年后才出现的产物。

第七章 戴宗和马

马力，其实也是国力，这是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条被验证过无数次的真理。

从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宣告着中国古代战争从战步时代进入骑步时代以来，骑兵已经被证明是冷兵器时代最强悍最机动最具有杀伤力的兵种。 而长期与中原汉民族相对峙的，是一群又一群西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那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粗野的汉子有成群的骏马，这注定了塞外民族在骑兵上比汉民族拥有着巨大的天然优势。 而汉民族政权先天的不足只能在后天恶补。 而每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或许不缺兵，但一定少马。

王安石的养马法，用一句话精简地概括，就是从集团化的国有大规模饲养改成分散的农民小规模饲养。 鼓励民户养马，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想法。早在真宗时期，曹彬之子曹玮知秦州时，便试办了农户养马之法，以补官方牧马之不足，而之后王旦、丁度、宋祁、叶清臣、李中师等人都向仁宗皇帝提出过废牧马监、养马于民的建议。改革马政，也算是呼应了长久以来对帝国改革的呼声。 不管之后旧党们对保马法怎样的深恶痛绝，但是罢设牧马监，采用农户养马有个铁的关键数据摆在那里——成本。

第八章 柴进的命门

浪漫的爱情故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了老婆的郭威不再是那个好酒好赌性急的邢州野汉。之后的郭威，进入了后人所熟悉的英雄模式，他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从一名普通的士卒变成了后汉的枢密使，后汉军界第一人。

功高震主，年轻而幼稚的后汉皇帝刘承祐眼里已经容不下郭威这颗眼中钉，于是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欲派人除掉郭威。事败后，郭威顺其自然地打起了“清君侧”的旗号。双方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还未真正交锋，刘承祐就盲目地撕毁了手里面最大的一张底牌——留在汴京的郭威全家。

这里面，也包括了那位和郭威风风雨雨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柴守玉，以及郭威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同时还有柴荣的长子和次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没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后汉隐帝刘承祐此举或许是他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事了——几乎让中国历史走入了另一个轨道。

郭威接到噩耗后如何的痛心疾首已经不得而知，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切就是那么残忍，通往权力巅峰的路上，鲜花的下面总是鲜血。这一次，郭威的代价太过惨重。当初在鸿沟小镇上牵手的恋人，还是没能共同走完一生。

公元951年，郭威在檀州“被迫”黄袍加身（很多年后，一个叫赵匡胤的年轻后生模仿了这个动作——从赵后生到鲁后生，郭大侠的故事总是被人模仿，但遗憾的是，后世只记住了模仿者），成为了后周的开国皇帝。 然而，新皇帝却没有了活着的皇后。 他对自己的臣子说了，我的皇后只有一个，她叫柴守玉。这或许仍然无法弥补他对那个女人的思念和愧疚，于是他又发话了。 后周帝国的第二代领导人，姓柴。柴荣！

柴荣曾经问当时有半仙之称的算命高手左谏大夫王朴，他能在皇帝的位置上干多久？王朴说最少能干三十年。柴荣听了相当高兴，说给我三十年的时间，用十年来开拓天下，十年来休养百姓，十年来致太平，三十年后把周帝国治理成为太平盛世。

柴荣没有说大话，在他的治理下，后周帝国蒸蒸日上，他也南征北战地开始了一统中原的步伐。床笫上他也很努力，在南征北战的同时，他又生了几个儿子。不需要向天再借五百年，只要三十年，柴荣，或许又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伟大帝王。然而他被王朴忽悠了，上苍不待见他，仅仅给了他五年的时间。

第九章 宋江的黑白人生

不收钱，只是因为宋江觉得，区区几十万，根本不足以偿还他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送给晁盖等人的大礼。 他要的，是一个天大的人情。在江湖上混，不仅需要钱，更需要人情。 他宋江小小公务员，县政府办公室小秘书一个，却能混到今天，在山东地界上黑白两道通吃，全因深明此理。

官场黑白两道都在混，谁也不能保证哪天不犯事，有好的退路远比拿点金子强，他宋江缺的不是钱，是退路。

如果说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的话，这个金字塔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坐在权力顶峰的帝王，下面则是为皇帝服务和维系帝国运行的官员，最底层则是最普通和大众的百姓。 在这之间，还有一个层级，就是连接官员和平民之间的纽带——吏。

吏的概念范围，各个时期又各有不同。先秦时期的吏，更多是官吏统称，在先秦分封制下，后世所谓的“吏”并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和土壤，因为分封制下周天子并没有相对集中的王权，而各诸侯、大夫都有自己固定世袭的领土，而替大夫管理土地和百姓的则为家臣，家臣对大夫有更多的人身依附性，而大夫对家臣的控制能力通常很强，与后世官吏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资源和权力，一方面则是政治和经济待遇都很差，还要同时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必然导致另一种结果，就是吏员们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鱼肉乡民，大肆敛财。而长期以来，官员是流动（流官）的，而胥吏们是固定的，到任官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而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由属下的吏员们胡作非为

理解了中国小吏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普通小押司，但却能挥金如土，在江湖上博得“及时雨”的名头。宋江家只是一户富农，绝对没这么多闲钱闲米任他挥霍，他的钱只有一个来处——灰色收入。 小小押司，看似位低薪薄，但遇到宋江这样的能人，同样是一个超级肥缺。在郓城县，办事儿，找酸文人县令时文彬未必管用，在郓城真正能揽大事的人是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押司宋江。当然，像宋江这样的吏员阶层，是没有安全感的，一旦入行，常常先自行出户。和家庭断绝关系以免连累亲人是常情，而一旦社会动荡，由于这类人深谙民情，掌握底层资源，就很容易干上造反这样的行当，隋朝的翟让、北宋的宋江、元末的陈友谅、明末的李自成，都是吏员集团的造反精英。 既然行走的都是一条“无间道”，逼上“梁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十章 有奶是娘蔡太师

作为扣着一顶“北宋第一奸相”铁帽近千年的北宋第一反面文臣蔡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反角队伍中最少创造了四项第一：字写得第一好、传说第一多、下野次数最多、活得最长。

后世人常拿蔡京的奢华生活说事儿，但其实蔡京就仅凭为相二十年拿的高薪和其书画在当时的市场价值，也足以过上锦衣玉食的超豪华生活。宋朝的顶级文人们都生活在天堂，比蔡太师奢华的前辈太多，吕蒙正、宋学士（祁）、欧阳修谁也不差谁，没必要老拿蔡京一人树典型，说他巨贪，史书上也没有几点这方面的证据。

蔡京的所长在于他永远明白自己上级领导（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赵佶）需要的是什么，并且高效率地贯彻落实领导意图。他上台后，帝国又开始新一轮的变法高潮，内容包括了官制、学校、科举、礼法、地方制度等等。但重点在于经济，用王安石的话来说叫理财（旧党称之为敛财），在茶法、盐法、钱法、漕运、方田等方面均有涉及。 蔡京的变法在纸面上是卓有成效的，帝国的财政收入在他的任期内大幅度飙升。仅在盐税一块，帝国一年的收入便达到了四千万贯（这已经是唐帝国末年全国的税收总额），所以蔡京实施的盐法茶法，在元明朝长时期被统治者们借鉴施行，原因无他——太能敛财了。

二十年的时间里，蔡京四次被罢相，但赵佶却一次次地起用，原因也无他，没有比蔡京更能“理财”的管家了。

第十一章 公孙胜的法术

最原始的道家从业人员有两种，一是古代在搞祭祀活动中主持活动的人员，后来周礼崩溃，这类人员从王室走向民间，通常被人们称为巫师；二是秦汉时炼神仙长生不老丸的方士（最出名的是帮秦始皇入海寻药，被疑似为日本人祖先的徐福）。到了东汉，这两类人趋向合流，把方仙道与黄老学充分结合，形成了道教。

第一个公认的道教组织是张道陵在蜀汉地区创立的五斗米教。五斗米教在道义上崇尚长生，修习养身术，主要业务工作是炼丹，实行会员制，入会一次性交纳五斗米。五斗米教后来慢慢被人们称为天师道或正一教，长期被视为最主流的道教派系。 与五斗米教几乎是同时期诞生的还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可惜张角创立太平教的根本目的不是修道成仙，而是为了推翻东汉刘氏政权，他后来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将东汉王朝送上了不归路。

太平道人的造反对于刚处于发展阶段的道教是件坏事，这让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于推广普及道教心有余悸，他们大多更推崇同样是在东汉中后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对比道教，佛教的教义更为系统化理论化，而其劝诫众生向善清心寡欲的基本教义更符合当权者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而反观道教，道义混乱，且道士通常要么心系上层，迷恋于炼丹以满足上层长生的梦想或是房中的淫乐，而面对基层时则显得政治性和组织性都比较强，极易成为政治上的“麻烦”，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发展得风风火火，道教则显得清冷。

林灵素只有一个，但在北宋帝国受宠的道士却绝不止一个。 修身养性长生不老、夜夜洞房金枪不倒、呼风唤雨法术变幻，道家的绝活对一个帝王来说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对于北宋帝国的皇帝们来说更是如此。

第十二章 双雄会

虽然方腊起义失败了，但它燃起的这把火对于帝国来说却是非常致命的，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动着余下情节的发展，导致了帝国后来的非正常死亡。而同时期的宋江起义与其相比，只能算是小儿科。

第十三章 太监童贯的突围

在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的权力最高层，围绕着皇权，有几种势力盘根交错，相互制约，共同奏出一曲权力交响乐。这几种势力分别为：皇亲、后戚、太监、士人（唐以前为门阀，唐以后为科举文人）、边将（边镇割据的武将势力）。 在这之中，太监集团一直是璀璨的“政治明星”，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群体。从秦帝国赵高，东汉的十常侍，蜀汉的黄皓，唐朝鱼朝恩李辅国，太监集团非常活跃，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然而在北宋帝国，无论是后戚势力还是太监势力，抑或是边镇割据武将势力，几乎一下从帝国的权力舞台上消失，舞台上几乎是士人集团在唱独角戏。用开国始祖赵匡胤的话说，这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到了帝国的中后期，一方面是武将越来越受抑制，武将离政治权力中心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太监势力却慢慢膨胀。太祖开国之初，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而到了仁宗朝时，这一数字增长为一百八十人，帝国的太监队伍则达到了四千余人。到徽、钦时代，数量就更多了。太监们更为频繁地参与到帝国的军事行动中来，神宗大举五路北伐西夏之时，领军的五路大将，竟有两位是太监。 其中就有被称为史上最能打仗的公公——李宪李公公。

第十七章 赵佶的江山与爱情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北宋帝国的江山，是宋钦宗赵桓丢掉的，但后世史学家们显然很公正：那真不是在帝国崩塌前临时接手的倒霉孩子的错，帝国之亡，亡于赵佶。赵佶亡国之君的名头是板上钉钉。 在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赵佶已经公认是最有才华的一个。

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大帝等天之骄子比起来，赵佶的政绩单很羞愧，但如果是矮子们里面拔将军，在亡国同行中比起来，我们依然认为赵佶同学的业务单是很“优异”的。

首先赵佶同学的上台很平和，具有合法性、非暴力性和偶然性的特点。

其次，亡国之君，大多上台之初便权力丧失，大都是权臣、太监篡政，要么指鹿为马，要么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生没当家做主过几天，但是赵佶当了二十多年皇帝，他的地盘始终是他自己做主，蔡京也好，童贯也罢，一切皆在掌控之中，去留罢任尽在徽宗皇帝的一纸诏书。末代之君中能掌控天下如赵佶者，唯炀帝杨广与崇祯皇帝朱由检了。对于封建帝国来说，皇权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定息息相关，从这点来看赵佶得分也很高。

北宋末农民起义规模小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农民都还吃得上饭，只要这样，中国的农民真想去“均贫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并不多。赵佶是典型的文人，性格相对柔和，当政期间除了玩石头有些劳民伤财并逼反方腊是重大污点外，“劣绩”其实并不多。

其实无论怎样假设，当家掌舵的是谁，都无法直面解决北宋帝国真正的几大危机。 第一是在长期的士人政治下，重文抑武和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积弱”。第二是中后期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上的积弱进行的不成功改革导致新旧两党之争。旧不起来，新不彻底，时新时旧，导致了整个政治局面的反复混乱以及士人集团行政效率的下降和品德的颓败。在军事上则体现为战不彻底、和不死心，随时在战与和之间摇摆，这才是帝国真正的致命伤。第三是用金钱买回来了宋辽之间百年的和平，使自古以来历代中原王朝最重视的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对北军事防线形同虚设。即便没有海上之盟，一旦女真人平灭辽人，这条防线也经不起新兴而强悍的女真人的冲击（所以说其实对于北宋帝国来说，军事上的致命伤不是与女真人联合灭辽，而是帝国过百万有薪水拿的兵士的战斗力和掌控军事指挥权的文官们的军事指挥水准）。

几种危机环环相扣，在女真人的崛起面前爆发，让这个看起来体格强壮的中年帝国顿时暴毙。赵佶不过是一个不太适合当皇帝的文人，在不合适的时间地点被错误安置在了皇帝的位置上，潇洒而写意地过了大半生，最后以凄惨屈辱结束，惨淡收场。是帝国毁灭了赵佶，还是赵佶摧毁了帝国，这是一个问题。

北宋帝国的宫闱，一直很安静。 在强大的文官政治的压迫下，皇宫中原本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吸引人眼球的主体的后系势力和太监势力失去了它的风采。北宋一朝，除了真宗朝的刘皇后刘娥和徽宗朝的童贯，北宋后宫中除了皇帝本人，其他女人和不是男人的男人在政治角逐中基本没抬起过头来。

这样的政治格局有一个重要的影响，相比较其他王朝，皇帝本人基本可以做到后院无火，从而创造了北宋九帝的零废太子率和皇后金板凳的超稳定性。

李师师是北宋末年最具知名度的歌妓，在南宋元明的众多笔记和野史中均有提及，《东京梦华录》中便提到：“李师师，本角妓也……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小唱，就是歌妓，以唱当时的长短句即宋词为主，而李师师则是当时无可争议的头牌。明人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一部撰写名妓的传记）中则对李师师的情况交代得更为详细，说李师师是北宋末住在金线巷的角妓，色艺冠绝，在政和年间受到徽宗皇帝的青睐，成了皇帝赵佶的小三。

作为北宋帝国的天后级女歌星，李师师和当时的著名文人都有交流往来，当时的大词家周邦彦、晁冲之都有诗词相赠李师师。李师师和大词人周邦彦的交往甚密，是北宋词坛的一段佳话。

而李师师的结局，则有好几种版本，最官方的是《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师师外传》的记载，说金人入侵后，她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财产，助河北饷，鼓励前方的将士英勇抗击金军。而金军破开封后，金军主帅挞懒早就对北宋帝国第一天后的美艳垂涎三尺，命临时傀儡皇帝张邦昌一定要交出李师师。张邦昌带兵去金线巷，却没有找到李师师，东京的市民们冒着生命危险藏匿起这位他们敬慕喜爱的女人。张邦昌于是在东京开展了地毯式大搜索，花了很多天的时间终于搜出了李师师，兵士将李师师带到张邦昌面前，一向温柔的美女显现出了她的刚烈，痛骂张邦昌卖国求荣，虽然她只是一名娼妓，但只侍候娱乐东京爷们儿，宁死不去金营受辱，骂痛快后李师师拔出金簪自杀，不死，折而吞之，气绝。 而根据其他的一些野史记载，李师师并没有死，而是南渡，继续重操旧业，但已衰老憔悴，已无东京时的倾城绝代，一名叫刘子翚的文人在南方遇见人老色衰的李师师，想起当年东京天后的风采，不禁伤感万分，写下了一首《汴京记事诗》云： 辇毂繁华事可伤， 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金檀板今无色， 一曲当年动帝王。 无论是宁死不屈大义殉国，还是终老南方，李师师比起赵佶宫中的女人们都幸运得多。她虽然只是一名地位低贱的角妓，但特立独行、倾国倾城的她在帝国崩塌后还是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李师师说自从十四岁住进这个院子后，我就憎恨这个牢笼，每天我睡前，都希望明天睁开眼就不要看见眼前的一切，但是现在，我却爱上了这个昔日的牢笼，之前困苦的人生，现在却发现是如此真实而精彩。 赵佶抬起头问李师师，师师你爱过我吗？

李师师笑了笑，说很多年来，我只觉得你是我的依靠，而不是我的爱情，但今天想想自己真是一个傻子，两者之间有区别吗？赵佶说如果时光能重来，我一定会当个好皇帝，当一个好男人，让帝国的子民平安，让你幸福。 李师师又笑笑，转身对着窗外，说我已经得到我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了。

后记：开封•梁山•水浒及其他

中国历史的几大古都，都随着各代王朝更迭起起伏伏，盛而复衰，衰而兴盛，而唯独开封，在北宋帝国崩塌后从此一蹶不振，彻底走向衰落。这里除了战争的因素外，还有它天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仅仅要接受人为战争的冲击，还要接受更为残酷的自然冲击——水患。

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当黄河穿过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来到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后流速降低，并从中上游带来巨量泥沙大量沉积，使河床每年平均升高两厘米。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在开封河段便形成闻名中外的“悬河”奇观，清代的史书中曾形容开封城是“城在釜底，仰视黄河”。

如果现在对《水浒》进行评价，我认为《水浒》是四大名著里文学价值最低的一部，它对整个国民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积极因素，尤其对未成年人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梁山未必皆好汉，《水浒》其实非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