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地理及时政的了然于胸，使得朱幼棣的很多观察和笔触，显出绝无仅有的冷静与苍凉。

序二 绝种·绝迹·绝唱 ——我所知道的朱幼棣和他的《后望书》

对历史、地理及时政的了然于胸，使得朱幼棣的很多观察和笔触，显出绝无仅有的冷静与苍凉。他曾在已然消失的潼关古城楼前喟叹曰：“中国的政治中心曾长久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游移摆动，在其之间，潼关就是肩挑两京、力压千钧的支点。在这里，大大小小发生过数百次战争，其中影响到整个中国命运的即达60多次，如殷周时闻太师与姜子牙之战、三国马超大战曹操、唐代安禄山与哥舒翰之战、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明代李自成与明军的决死之战——就是这个被康熙帝惊叹为‘天下第一城’、被《山海关志》许为‘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的地方，在本世纪60年代，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拆掉了潼关古城，千年旧城迁毁殆尽。但是，事实上，当年专家所设计的蓄水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城，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必要拆掉潼关旧城！一个恶作剧般的误判毁掉了‘中原第一关’。”读到这些文字，你仿佛嗅到了历史的硝烟与荒诞。

潼关：天下第一关的毁灭

古人有大智慧。历代潼关的知县总兵，不管文官武将，都懂水文水利，是治水的专家。潼关紧挨黄河，关城与黄河没有多少高差，千百年来城墙竟从未垮坍，潼关从未被淹过。北城墙的基础是用巨大条石砌成的。雨季，黄河水涨，波涛汹涌，城墙就成了大堤。潼关城的选址，正是基于对自然规律、对黄河水文和河水流量变化的深刻认识。潼关河谷狭窄，黄河河床主槽汛期冲刷下降，流量加大，枯水季节回淤升高。人、古城和大河，在这里奇迹般保持了协调和动态的平衡。 风景在奔涌狂放的大河与山峦的影像中复活。

我不能不惊讶于古代建筑师的智慧。潼关北门依据地势的独特设计，增大了对攻城军队的射杀范围，同时又使敌人无法在狭小的门前三角地带大量集结——如果北门尚存，在这里眺望黄河，该是多好的风景啊！ 潼关城北靠黄河天险，环城东南三面皆依山高筑，使敌军无法形成合围。潼关不同于其他古城，城内不仅有繁荣的市街和店铺，还有田园景致。穿城而过的潼河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有成片肥沃的军田生产小麦谷子，城市即使被围困时，也不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根据《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记载：“古潼关关城历经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修葺，基本保留完好。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拆掉潼关城楼，现在还留有土垣，关左有新建的黄河铁桥。” 古潼关的废弃与毁灭，是三门峡大坝控制水位工程决策和设计失误直接造成的。

现在山海关成了旅游的热门景点，一年四季游人如织，而潼关同是“天下第一关”已鲜有人知。如果潼关不曾毁城，如果潼关和西安、秦兵马俑、西岳华山连成了一条旅游热线，该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黄河依然，水势浩浩。我在黄河边伫立，狂风扑面，胸中升起一种苍凉无奈的情绪。

寻找峡谷与陕州

陕西省名的由来是什么？古代“陕”字通“狭”，通“峡”。黄河在中条山和邙山、华山间形成的大峡谷中蜿蜒流过，这里自古以来为中国东部与西部的要隘驿道。陕西即地处黄河峡谷以西。你可以不爱这穷山恶水，但对这片土地你不能不怀有敬意，你不能有任何轻慢。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从三门峡到禹门口，有多少自然和人文景观，有多少文物古迹。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前，人类祖先的居住与生活就与河相伴。公元前2113年，这里就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公元前390年，秦国在这里置陕县，即后来的陕州。

即使建三门峡工程的理由充分，意义重大，决策没有任何失误，水库非建不可，那么为什么对三门峡奇观本身的价值视而不见？为何不能把坝址西移？甚至大坝设计时只要挪开几公里——几千米又能增加多少造价——就能使黄水咆哮过三门的奇景得以保存！因此，我又不免想起，一些声称“算大账”的人，有战略眼光、向前看的人，无须遮掩，其实还是目光如豆啊。 即使大的项目，伟大的工程，也往往细节决定成败。

永远消失的唐中都

三门峡水库的败笔远不止于此。让我们溯黄河而上，走得更远一些，去寻找和潼关、陕州同遭浩劫的蒲州古城吧。这几乎是无人不晓的王之焕的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历史上的鹳雀楼建在蒲州城边。一首诗，成就了一个著名诗人。一首诗，定格了一座名楼——这就是蒲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在上中学时，便知道横贯山西的“同蒲铁路”。同是大同，晋北的煤都——蒲就是黄河边上的蒲州。但后来，出版的地图上再也找不到蒲州了。

在水利学名词的背后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的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

黄万里是革命元勋黄炎培之子，早年留学国外，精通水利，有忧世之心。他认为，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在潼关一段本来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势必加大此段黄河的淤积，渭河的河床也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这将直接威胁到八百里秦川和西安的安全，下游的洪水之灾将移到中游。他说，指望黄河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黄河在中游，黄土高原受雨水侵蚀，黄河及各支流对黄土层的切割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黄河两岸没有人为的植被破坏，黄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下游河道的淤积改道也是必然的。黄万里沉痛地说：“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 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比短期的10 000秒立方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但在当时“圣人出，黄河清”的赞美与颂扬中，他的坚持实事求是就变得不合时宜，且十分刺耳。

耸立在庄稼地上的现代楼阁

新鹳雀楼由领导人题额，移位到了蒲津渡西边几千米处的庄稼地上，高高大大，绝无依傍地屹立在青青麦田之中。新楼圈了很大一片地方，建筑十分现代，周围是几何图案的西式草坪，这就是当代人对鹳雀楼的理解和诠释？完全不符合文物重建和古迹保护的原真性原则。由于占地大，可买票乘电瓶车进出。没有古城，没有黄河的鹳雀楼，缺乏表现形式与历史价值的内在统一，构不成任何与黄河、古渡、沙洲有关的景观意境，即使作为新建的旅游景点，也很难说是成功的。烈日炎炎，门票不菲，游人寥落。呜呼，登楼远眺，前不见黄河，后不见古城，更无飞鸟。而山河之伟，云烟之胜，风土之异，不殊于往古矣。

文津街国家图书馆的启示

这幢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文津阁北京建筑，出自德国建筑师之手。其实外国建筑师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国”，图书馆内部的设施非常先进，完全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更令我迷惑的是，这座仿宫殿的现代化建筑竟是20世纪20年代通过招标评选的结果！

后来我明白，任何建筑的风格导向，任何招投标和中标的结果，都取决于评审的标准和评审者的眼光和水平。只要我们看一看先后参与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的大师级学者就知道了：徐坊、江翰、夏曾佑、鲁迅、陈垣、袁同礼和李四光等等。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曾先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极具自信。他们在招标以前，已经定好了入选的标准——既是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又要与周边的建筑相协调。他们不是建筑工程师和规划设计师，但又比建筑工程师和规划设计师们站得更高。今天，一些人把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和抛弃，这是毫无道理的。须知，京师图书馆在开馆之初，为充实馆藏，鲁迅做了大量工作，征取各省区新修的志书，征求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也是鲁迅据理力争，才移藏京师图书馆的。连接北海大桥的街道本无名，因馆内藏有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津街。

回望长安街上的风景：绿岛、双塔与牌楼

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担任起解释拆除任务的工作。 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梁思成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师，而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对建筑史的研究，尤为精深。他熟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建筑风格、建筑思想的变化。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街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独特的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空间，这与西方都市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物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文化的根：胡同与四合院

一些历史建筑如何沦落为不堪的大杂院，沦落为一处处危房，如今又成为开发商、当权者眼中觊觎之物？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往往在户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被“规划”了。其用途多数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旧城改造”的旗帜，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立即“强制”执行。 中国并不缺少相关的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的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破坏和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住民、对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北京已经不是原先的北京了，大片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拆除，仅存的一些也被分割，被高楼大厦所淹没，被大楼巨大的阴影所笼罩。

古都文化和历史的断代标志正在不断遭到破坏，被岁月湮没。北京的历史进一步向明清故宫退缩。这就是北京旧城改造的代价？ 没有胡同的北京，还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吗？

城市的大门：老火车站与新建筑

前门火车站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奉铁路从马家堡经永定门修到了北京的东侧，同年建成了“京奉铁路正阳门东火车站”。 前门火车站与古城箭楼相望，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由英国铁路工程师设计。我们可以从这些建筑上读出“历史年轮”和演变的规律，倾听砖石讲述的故事。令人惊异的是，这座与中国传统城楼近在咫尺的欧式建筑，竟与周边的环境十分和谐，共存在一座城市、一个街区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从前门火车站高度处理与钟楼的设计等，都可以看出英国建筑师的匠心独运，和对中国经典建筑的敬畏之心——前门火车站的整体高度比前门和正阳门城楼要低得多。这几幢建筑，组成了历史延续和时代演绎的生动范例。此后半个多世纪，这座北京最大的火车站，成了留驻时光、延续感情的地方，是许多重大事件和动人故事不变的背景。 此外，前门火车站还与东交民巷那些风格各异的西式楼房，组成了别致的建筑群落。

失败的规划与规划的失败

用不着敬畏。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顶层大厅里玻璃的地面下，有一个上百平方米的城市沙盘模型，据说这是世界最大的。参观者可以走到“城市之上”，以一个“巨人”的傲慢姿态，俯瞰和“脚踩”天安门、长安街，寻找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居所。我突然想到，当前城市建设中许多败笔的出现，正是与虚高的视角和自大有关——在沙盘与模型前审视，中国式的园林显得琐碎，四合院显得低矮单调，亭台楼阁只不过是不值一提的点缀，而大、怪、奇、高却很容易夺人眼球。 北京规划展览馆里还有一些北京四合院、城墙等图片和实物展览——这都是些“样板间”，原来的建筑物或许已经拆毁，荡然无存。凝视玻璃柜中的一砖一木——玻璃柜中还放有北京的城砖——像看植物的标本、老城的标本，使人更有“伤逝”之感。

追寻中国城市的血脉

把中国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简单地归结为“农耕时代产物”、走完了历史进程的“木构建筑”，“从自己的娘胎里孕育不出自己的民族建筑”等，是“博学”的无知与浅薄。 把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特色的消失，产生不出东方的经典，归之于缺少规划和设计大师，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城市大规模建设的高潮中，中西方文化强烈的碰撞、古老与现代的对接之中产生不出大师？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势衰微，城镇凋敝，战乱不已。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宗师的吕彦直、梁思成、杨廷宝等人，都崛起于那个时代。这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科学现象。 他们几乎都有相同的经历，留学海外归来，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既采用现代建造技术，又能创造性地发扬中国传统民族形式。中山陵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向海内外“悬赏”——即招标征集设计方案。方案不是由国民党领导人拍板决定，但事先已经过各界广泛的讨论，发表文章，确定了中山陵“开放式纪念”，和“至大、至德、至善”的指导思想。要求其风格为“中国古式”或“中西合璧”。那时没有业主和业内人士的概念，特聘的四位顾问，即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专家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和雕塑家李金发开会评审。交通部南洋大学为交通大学前身，凌鸿勋曾留学美国三年。虽然在美铁路公司工作并在加伦比亚大学学习，但他大抵并没有为学位而是为中国现代化的本领而求学，是继詹天佑之后我国著名的铁路专家，设计的铁路超过1 000条，勘查过的公路超过4 000条。当时年仅31岁的建筑师吕彦直也没有什么名气，他在上海报名应征，在40多个设计方案中被评为第一。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李金发评价说：“造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王一亭说：“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吕彦直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并聘吕彦直为陵墓建筑师。

千百年来，中国的城市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些定式和规律。 先说规划。古代中国城市也许没有单独的规划局、城建局这类的政府机构，但多是按严格规划建设的。都城、州府和地区的中心城市、边防重镇，更是如此。都城的设计，更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和审定，府尹与太守之类是做不了主的。 这些古代城市规划基本上遵循着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无论是商业城市还是行政中心，都有周密的规划，建设“次序”也十分严格。先做供水和地下排水系统，后做街道和地面建筑；先造钟鼓楼、寺庙、学宫等“公共建筑”，形成城内型制宏大的标志性建筑物，再建店铺民宅。我在山东临淄就考察过两千多年前齐国都城规模宏大的下水道遗存。县、州、府和都城中的有寺观、学宫、坛庙——这些都在今天成了名胜古迹。

建筑风格与艺术价值并不取决于材料，而是格局、建构、造型和细节表达的内涵。中国地域广大，建筑的材料多样，从来没有排斥过“石构建筑”和新的建筑材料——隋代李春的赵州桥，明代寺院广布的无梁殿，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等等。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云南地高爽，虽远处南疆，气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筑兼有南北之风。……滇西大理、丽江一带，石产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筑者亦多。”看来，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已经把大理与丽江古城纳入了视野。而我们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场大地震后，才在危房的抢救中，发现了丽江的惊人之美。丽江古城风貌得以保存还有一个原因，即缺乏资金，不能大拆大建，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勉强修旧如旧，这最终为后代留下了青春不老的“丽江印象”。

城市化的提速与负载

新中国建立后，实际上采用的是农村与城市两元分隔的模式和管理方法。农村与城市发展，农村、城市的行政组织管理，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都通过计划安排，用高度集中的行政办法进行协调解决。户籍与粮票——地方粮票与全国粮票——则把没有“粮票”的农民，一年四季固定在乡村与土地上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领袖与诗人理想的农村田园风光。

农村劳动力的富余一直是存在的。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人均不到一亩耕地，即使是中部许多农村，一家人也只有几亩地。在我的家乡，种地几乎到了绣花般“精致”的程度。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空前解放——这种“解放”的具体表现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在向城镇迁徙转移过程中，长期受到束缚的创造力和智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它与土地资源一样，在一波又一波开发中升值增值，并转化为巨额资本，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有力双翼。

“大手笔”的悲哀

我们并不比古人高明，也不比后人聪明。当代，在“塑造”几百个中国“现代化”城市的同时，轻视历史、忽视文化传统的倾向十分普遍。 建筑设计既不考虑与周边的文化生活融合，更不考虑与当地的环境气候适应。建筑创新和建筑艺术基本谈不上，建筑理论也不起作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热火朝天的新区建设，有多少历史文化名城、沉淀着深厚历史的文化街区，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建筑物，遭到了无法挽回的破坏和拆毁。尽管有一些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可往往收效甚微。强者最终还是胜者。 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大同小异的城市着色。城市建筑的趋同化、城市风格和特色的消失……与此同时，仿造和移植欧美之风盛行，不伦不类的建筑物大量出现。许多地方的酒店直接抄自欧洲城堡。有的小区原封不动地“照搬”国外小镇。这就是品位？

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如何延承历史的文脉，城市现代化如何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现代文明如何与东方灿烂的文化相衔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难以破解的课题。不管沿海还是内地，逛了一座城市，等于游历了几百座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严重下降，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粗陋和荒诞，豪华和铺张，在很多城市、很多建筑群落中集合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主要领导以及开发商起主导作用。官员或老板在城市建设中颐指气使，建筑师并没有发言权，更不用说广大城市居民了。不断改变的设计、规划，以及不断出现的败笔和失误，使中国的城市已经很少能找到历史文化演进的踪迹了。

拆！拆！拆！

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其文化和历史集中在市中心的三条坊、七条巷。“三坊七巷”是南后街两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七条坊巷的简称。“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三坊七巷”占地约40公顷，有居民3 600多户，14 000余人。这里坊巷纵横，屋宇精致，匠艺奇巧，集中体现了闽越古城的民居特色。走在浓荫蔽日、石板铺地的小巷上，穿行在白墙青瓦的老屋间，会使人神清气爽，生出很多遐想。 这里明清古建筑错落群集，是闽江文化的荟萃之地。更有林则徐、邓廷桢、左宗棠、郑孝胥的故居，严复、冰心等也是从这深幽的小巷中走出。这里有43处国家级、地方级的历史文化遗存。1992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教授阮仪三曾为福州作过城市规划，也通过了专家评审，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正式批准。大概是领导之间意见不同。

中国城市“文脉”的断裂

首先是城市的色彩——那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与中国人服装的主色调相似，黑、白、灰三色，是历史上我国城市的主色调。它无疑凝聚着东方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宋代诗人陆游在《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中有“涉江亲到锦屏上，却望城郭如丹青”之句。“丹青”原是指两种颜色，这里是指水墨画。黑与白在国人的色彩观念里，如同阴阳两极对比，已不是单纯的黑白两种色彩，而是所有色彩的集合，是夜与昼的更替、一年四季轮换的体现。在水墨画中，黑白两种色彩是无所不包的。黑白展示了全部的色彩之美。

其次是城镇建筑布局的要素结构——这是中国文化的语言表达。 城郭，屋宇，街道。坊，里，巷和胡同。 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均十分强调在城市中居有地标意义的公共文化建筑——寺、观、庙，钟楼、鼓楼和书院等，除皇城外，官府所在的衙门反而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如古代中国的县城和州府所在地，都有孔庙、文庙。这些“公共文化”建筑确定之后，才是东西市、商业街区和住宅区。井然有序——这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思想的指向，民族文化的组合。

北方和南方，平原和水乡，乡土建筑、古迹名胜、传统特色——中国城市之古老与深沉的内容，中国规划和建筑丰满极致的创造，既不是一些人眼中破旧房子的堆聚，也完全不同于一般知识告诉我们的所谓风貌。当前，强调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全球城市越来越注重城市文化与生活、经济的融合，使得全球城市日益成为文化在空间上的代表。强调文化在全球城市中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城市向创意城市深化的重要推动力。

急功近利是当代官员的“通病”。 现在是崇尚速度的时代。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施工，甚至没有留下思考和审视的时间。在当代中国，“文化”正在不断萎缩。至少在城市建设中已经快要被彻底抛弃、无情埋没了。 迷失的不仅仅是一群人。时下地方领导们流行的说辞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令人不解的是，怎么经济倒成了“上层建筑”，而文化则成了可为经济垫脚的可有可无的台子，成了招徕游客吸引投资，打造所谓城市“名片”或者“明骗”的资源？有谁认识到，文化是我们的血脉，是哺育我们的乳汁，是我们民族的根！

喜新厌旧：难以幸免的“洋房”

火车站是现代城市的门。火车站建筑是一代又一代建筑大师倾注心血、施展才华的地方。在世界一些城市，即使火车站改扩建，老建筑往往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如巴黎把老火车站改成了著名的奥赛博物馆。 香港原九广铁路始发站的钟楼，车站因市政建设发展的需要搬到了红磡，钟楼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与尖沙咀天星码头的港口建筑融为一体，又成为了维多利亚港轮渡码头的标志。灯塔下面的广场记录了这块前殖民地上曾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回归后的今天，每逢节假日市民们仍在这里举行各种活动。哈尔滨火车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被拆毁的哈尔滨圣母大教堂。这座教堂是北京俄国东正教使团驻哈尔滨代表所在地，也是哈尔滨最大的教堂之一，可同时供1 500人做礼拜。它始建于1903年，建成后几经改建重建，于1941年最后完工，由俄国建筑师图斯塔诺夫斯基设计。圣母大教堂宏伟壮观，充分体现出古罗马和拜占庭建筑的风格。高大的钟楼、中心拜占庭式帆拱穹隆及卷拱高窗，交相辉映，确为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座大教堂被拆除两年后，哈尔滨市建工局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简朴”的办公楼，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也搬进了楼内。

旋转不已的古老车轮已经远去，甚至连辙印都难以寻觅。记忆中童年和贫穷的逝去是值得的，但游子心目中故乡的印记、启示和感激，也正在无可挽回地逐渐失去。

故乡古城神韵的消失

和我的家乡一样，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一味地追求所谓“现代化”，把旧城里的历史地段和文化街区，看做城市发展的障碍，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在街道拓宽，成片改造，和商业开发、房地产开发中被无情地摧毁。 对传统文化也需要“入门”和“出门”。入门，要转弯抹角，熟悉门内的一切情况，从渊源流变到现状影响，读懂经典历史建筑的分布、间架、结构、神气和文化内涵，广泛地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然后出门，才能够求离、求变、求新。

孩儿巷98号：一座古宅和一个老人

戴望舒的名篇《雨巷》，描写的就是江南的小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们的孩子，还能看到雨巷，走过雨巷吗？ 不见尘土飞扬繁花满眼，不见车辆如流喧闹叫喊。只需静静地走，静静地看。城市的小巷中，雕刻着走向文明进程中那些细微的，然而深刻的情节和印痕。不仅是建筑的式样，从一个拱斗、一个飞檐或一口古井上，从门式、窗式、彩绘、影壁和匾额上，甚至从断墙和残基上，我们都可以读出清、明、元，或者两宋和盛唐建筑的痕迹和流变。但在古城、古街和古建筑的保护中，这些细节一再被忽略，甚至一些被请来的“专家”，由于种种原因也视而不见，还良心全无地为大拆大建叫好。

见报的文章引来了不少古建筑专家，在这些人中就有浙江大学建工学院老教授周复多。他考察过孩儿巷古宅后，又联系上了上海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几天后，阮教授赶到杭州，对古宅进行了进一步考察研究。他完全同意陈珲的观点，并认为这“是全国大城市内仅存的一堵宋墙”。他说，全国宋代建筑能保存到现在的有城墙之类，但少有民居遗迹，城市中的民居更是少见，在那一页历史中，众多学者只能借着书本想象。而这堵宋墙是一本“活教材”，它包含的信息，是最牢靠也是最直观的。当天，在专家座谈会上，他就孩儿巷98号古宅发表了总结性意见：这座老宅总体风格是清代中晚期古建筑，现在的建筑不断在原址上修建修缮，所以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除了宋代的建筑遗迹，还有明代的柱础、“壳窗”等——“蠡壳窗”目前已很罕见，江南地区只有周庄、苏州东山和西山的古建筑中还有几幅。清代的雕花门窗上，还有19世纪的英文字出现，这很是稀奇。孩儿巷98号是杭州的一个重要历史“地标物”，价值数千倍于一幢新的豪华商品房。当天参加座谈的还有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历史系、土木系等诸多教授。大家一致认为，孩儿巷古宅是一座“有生命的古建博物馆”。 此后，浙江省文物部门专门就孩儿巷98号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意见。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国平作出了批示：孩儿巷98号不能拆。再后来，在这座古宅兴建陆游纪念馆的倡议，也被采纳了，并开始实施。 相比之下，孩儿巷的古宅真是幸运。

花型街灯风波：不可忽略的“细节”

平心而论，在粗疏而巨大的空间和时间里，拉萨的辉煌除了布达拉宫、拉卜楞寺、大昭寺、小昭寺，以及一些贵族的宅院外，过去多数居民的住所低矮、破烂不堪，街道路面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拉萨的旧城改造，使多数市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也出现了许多现代建筑街区。拉萨河畔城市原有风貌也有了很大改变。花10元钱坐上出租汽车，就可以到达拉萨的任何地方。我漫步在街头，不少地方看起来已如同一座内地城市。人们告诉我，这些“杀风景”的建筑多数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些明显的“败笔”，如在布达拉宫附近修建了游乐场等等，仅仅热闹了一阵，现在不得不拆除。

谁在克隆巴米扬大佛？

由于山上的黄山风景名胜区和山下的黄山区行政上分设，互不隶属。为了使“肥水”不流向山下，山上搞了很多宾馆餐饮，为了留住游客，下午索道早早停止运营，致使山上居住的游客和管理人员不断增多，景区“城市化”的趋势加剧。山上人多，就有水源的供应问题，于是就修建大坝引水上山。发展旅游带来的很大一部分经济效益，归了上市企业，由广大股东分享、或用来填补其他经营造成的亏损。而黄山周边地区，并未从黄山的旅游开发中得到太多的好处，反而有贫困化加剧的现象。论及景区或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混乱、商业化经营的原因，地方决策者均称国家投入太少，地方政府资金缺乏，无力进行整修和保护，不得不引入“社会资金”，改造基础设施，以“提升品位”。企业化经营——把自然与文化遗产交给公司经营，“捆绑上市”。身份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各种好处都占了，当然乐意。

文化遗产是一项公益性、社会性事业，保护管理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很强。由公司承包经营后，往往只注重投资回报，采取掠夺性经营、短期行为，游客越多越好，门票不断提价，而在保护和管理上却漏洞百出。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能有效地管理，只用来赚钱，精神文化功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流失，所有权就成了一句空话。黄山、峨眉山等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捆绑”上市，还有一大批后来者跃跃欲试。如果不是被紧急叫停，最后上市的早就不止是两家了。

武当山遇真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

在得知中央领导批示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赶到了现场。站在大殿的遗址上，面对大火肆虐后残存的几堵墙壁，俞正声神情凝重。武当山管理部门的陪同者为了缓和气氛，委婉地提示，遇真宫历史上几次毁损，现在烧毁的遇真宫大殿只是清代复建的“破房子”。俞正声毫不客气地指出：“不要淡化遇真宫的文物价值。你说它是‘破房子’，可它在文物专家的眼里是价值连城的东西。我和你们一样，都不懂它的价值，这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化修养不够，专业知识不多，但不能够通过贬低它的价值，来逃避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随后，俞正声一行来到了太子坡。这里的古建筑修复后改做招待所，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俞正声对陪同的当地负责人说：“我们要正确对待媒体的批评。文物部门在主管的古建筑中建招待所，知法犯法，性质恶劣，对直接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是必要和正确的。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在保护好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合理利用。当利用与保护有矛盾时，首先要服从保护。搞好武当山的保护，必须理顺管理体制，改革内部机制。”

临汾：用人墙保护古城墙

临汾是山西省数得着的古城，地处太原和蒲州两大重镇之间，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着颇为重要的地位。临汾盆地不仅是交通线上的要冲之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城市的官府、广场与园林

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形制“发育”得很成熟。官邸衙门府第的建筑都有标准与规范。除了皇宫和皇家园林以外，州县的府署衙署，多处于城内略偏的位置，不敢雄居中心。县与府，至多是三进院落。知县、太守兼地方法院院长，“三堂”会审，也只不过是三堂而已。我在晋西北一个穷困小县，看到原有县衙老屋，用做县科委办公室已嫌拥挤。不论大小，一座城市中，要先有一些标志性的楼阁，如钟楼、鼓楼、更楼、牌坊等等。这些景观建筑处于东西南北几条“十字大街”交叉口处。此外还有庙宇（包括文庙、武庙、城隍庙等）、谯楼、更楼、戏楼、望楼、古塔等各种标志性建筑排列有序，这些除了发挥其功能外，还能美化街景，增加城池的美学效果。此外，书院、佛教寺院、道观、祠堂等，也是古代城市中不可忽略的公共建筑。庙宇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在建筑上也有一定规制。地方州县各级领导，即使最有魄力，也不敢把衙门建得比孔庙更加高大雄伟。等级，有其“落后”的一面，但它毕竟是对无序、膨胀和失控的一种限制。

谁来补上美学这一课？

短短几十年，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压缩了的过程，变化大、速度快。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尚不清晰，经济建设与文化传承上的盲目和错位，实践和理论上存在混乱甚至矛盾也就不奇怪了。如果顺畅，一个人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就可从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技术人员，“提拔”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岗位上。职务升迁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和后备领导干部只进党校和行政学院，很少再有系统学习的机会。如果仅仅是管理，也许不需要太多的历史文化建筑规划的专门学问，但在城市大发展、大扩张的时代，决策者相关的知识不够，科学文化缺失，甚至心理上的准备不足，后果十分明显。

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曾对中国城市设计者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短期行为，急于求成，造成的不少失误，有些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看清全貌。

河西走廊的河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地处祁连山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这里古代是连接中原和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走廊”因而得名。 河西走廊有自己的河，属内陆河。河流一律发源于祁连山，发源于冰峰雪线，由南向北或西北，最后汇成并止于沙漠中的湖泊。我曾深入祁连山的水源涵养林区。潺潺的小溪蜿蜒于高山草甸，注入明镜似的湖泊。在山中，水流很快积蓄起了足够的能量，水一旦成了河，就会显示出一种生命的意义。冲出峡谷时的欣喜与狂欢，流过草滩绿洲时的优雅与雍容，冲向沙海时的无畏与勇敢，都是你无法忘记的。

谁废江河万古流？

水利与水害是相对，又是相生相依，甚至互相转化的。与江河打交道时，我们睿智的祖先比较“谦逊”，经常用的字眼是“治水”。治，是指治理，有“安定”或“太平”的含义。治水更有明确的指向：道法自然，疏通水道，筑堤设堰，消除水患。先贤们在治水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大智，精湛、深刻而丰富；他们创造出的惊人业绩，高山仰止，震烁古今。

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引岷江之水灌溉成都平原，使这一地区从此“不知饥馑，时无荒年”。他们创造出的“无坝引水”，竟鲜有后来者。 公元前219年开始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其航运长盛不衰，成为岭南与中原的主要交通线路，直至京广与湘桂铁路建成以后。灵渠今天仍兼有农业灌溉与城市供水的功能。大约2500年前，吴王夫差挖邗沟，开通了连接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公元612年，隋朝开始修建大运河。运河繁荣于唐代，取直于元朝，明清历代经多次疏通，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 780公里，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至今仍居世界人工河之首。创建于公元前100多年的宁夏引黄灌区，唐、宋、元、明多有修复与创建，历2000年而长存。其工程的基本原则是著名的“无坝引水”——即不拦截黄河，从岸边一侧修建一条垒石坝伸向河中，导黄河水入渠。

月牙泉与敦煌绿洲

神奇原来离我们很近。凭着水文地质的一点知识，我在黄沙风尘中一次次寻找西北水资源复杂而神秘的构造，像渴望认识树与根系一样。只有理解，只有对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掌握，才谈得上开发利用。 可这些恰恰被忽略了，漠视了。 总想把丰水季节的河水都拦蓄起来，总想把河流“改造”得像城市的管网，把河闸变成自来水龙头。1975年，敦煌的水利建设史上取得了空前的重大成就——在党河流经的山泽峰峡谷，建了座大型水库和水电站，其库容大到几乎可对党河水完全拦截——调节，年发电量达到1 000万度。地表水一旦完全拦蓄，地下水的来源也就完全被切断了。

吐鲁番：快速消亡的坎儿井

坎儿井是古代我国西北人民创造的奇迹。它由人工开挖的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组成。坎儿井的暗渠一般在地下两三米处，可分为集水段和输水段。集水段的作用是拦集地下水，一般横向呈扇面延伸。集水段在盆地边缘，或砾石滩下水源较丰富地区，集水渠较深，引水段水渠的坡度小于地表坡度，随着引水渠的延伸，地下水可自行流出地面。竖井是连通地表与暗井的垂直立井，每条坎儿井少则有几口竖井，长的输水量大的坎儿井则有上百口竖井。明渠再把坎儿井暗渠流出的水引向涝坝。涝坝是调节水量的蓄水池，除水量极少的坎儿井外，绝大多数坎儿井都有涝坝。涝坝面积一般在一二亩左右，像江南屋前屋后田间明镜似的池塘湖泊。涝坝除储水灌溉外，也有调节小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功能。

坎儿井这一古代水利工程最大的优点，一是通过水渠地下引水，减少了因酷热、狂风而大量蒸发损耗，具有节水意义；二是浅层采水，自流灌溉，对地下含水层的水源没有破坏，流量稳定，不像机井需要消耗电力；三是维修与养护简单，使用期长，吐鲁番现存最古老的坎儿井已有数百年历史。

吐鲁番和哈密坎儿井消亡的原因很简单：大量打机井——这与敦煌和其他绿洲，以及华北平原面临的水危机原因相同。目前，吐鲁番盆地机井的数量已经超过5000眼，机井越打越深，水位便越降越低。

令人惊诧的是，一些专家对“坎儿井”这一古代文明的成果如此轻慢，竟断言，纯经济角度看，坎儿井已无生存必要。他们还说什么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坎儿井未免过于落后，夏季容易干涸，冬季水多时又易白白流走，无法蓄存，而且每年掏捞维修工程量巨大。建水库可蓄水，既方便利用又利于控制水量。因此应该任坎儿井自然消亡，优胜劣汰，由水库等水利设施取而代之。 但另一种声音不容忽视。吐鲁番的农民对坎儿井与机井的优劣有更深切的感受。他们算了这样一笔账，打井的费用老祖宗已经帮我们掏了，现在我们只管维护和使用，一亩地一年也就花40多元，机井电费一年就要花80多元钱。新疆坎儿井研究会会长还算了这样一笔账，挖一条坎儿井，一般造价是每100米1万元，5公里长的坎儿井造价也就是50万元，吐鲁番不少坎儿井寿命甚至在500年以上。而打一口机井一般需15万元，10年左右就报废了。我们的祖先早已把坎儿井挖好了，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保护利用而非重新挖掘，如此算来，还是坎儿井更便宜。吐鲁番水利部门的领导认为，吐鲁番现在300多条坎儿井出水量达2亿多立方米，这些井都是生命力极强的井，拿出一两亿元资金便可对坎儿井进行保护和利用，而建一座库容近3亿立方米的水库，没有一二十亿元是拿不下来的。

坎儿井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提供经济、生活发展用水，又可提供生态用水的水利工程。坎儿井采取浅层取水，冬闲时水量不大，表面上看起来水被浪费了，实际上却能使更多的植物获得滋润。尤其是吐鲁番坎儿井1/3的冬闲水最终都流向了艾丁湖，对艾丁湖的自然生态平衡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艾丁湖多年平均蒸发量3 000毫米以上，这样大的蒸发量在盆地内参与水陆小循环，最终又以山区降水形式回归盆地，对盆地的气候乃至生态都具有积极意义。否则艾丁湖干涸，盐尘泛滥，就会对吐鲁番盆地的环境、人和牲畜带来极大的伤害。

大西海水库：终结塔里木河的罪魁

其实，在大西海子水库上游，塔里木河干流上还有一座平原灌注式的大水库，即1958年动工、1967年竣工的恰拉水库。这座水库拦蓄了塔里木河下游的一个分支恰拉河及孔雀河水。这座水库后来加固改造后，库容也增至2亿立方米。塔里木河与孔雀河的自由和生命就这样被限定了。 大西海子和恰拉这两座平原水库蒸发等总年损失水量就高达1.34亿立方米，还有“平原跑马式”的漫灌——本来可以滋润绿色走廊、可以维持罗布泊生命的水，就这样被挥霍了。1972年，罗布泊彻底干涸。1973年的卫星照片，拍摄到了这一现象，罗布泊只留下了一道半环形的痕迹——环形堤，好似一只巨大的耳朵，在日夜谛听这万古荒原上生命骤然离去的足音。

消失的城市水系

我国古代城市从择地选址，到城池建设、街道布局都有明确的思想作指导，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城市的水系思想。一个城市不能没有水，临水是建城的原则。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是以河流为坐标，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永定河与潮白河之间，演绎了北京的悠久历史。伊水和洛河，哺育了洛阳的繁华，河出图、洛出书——中国文化源头的“河洛文化”也与水息息相关。 杭州地处西子湖畔、钱塘江边，是平原、丘陵、湖泊与江海之间的结合部。不仅保障生活生产用水，水陆交通也很便利，可以说水是城市生态系统的血脉——如何引水入城，怎样贯通，如何运用支流建筑各种桥梁，种草植树，以致形成园林景观，都有一整套学问。唐代是个温暖湿润的时代，水灾十分频繁。我国南方多数古城，在唐代经历过多次大水，疏浚河道，修建水闸，加 固堤坝，通过治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水系。

《水经注》与当代“科学决策”

很难说我们比祖先智慧聪明多少，至少古人选择的居住地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不能否定江河有水利之便外，也有水害。古人逐水草而居，引流蒲津，把“鱼米之乡”作为理想的家园，知道保护水就是保护自己，保护水比保护自己重要。古人尊重敬畏江河湖泊，把对江河脾气和秉性的认识，上升到了“水经”的高度。经，即不可动摇必须遵循的规律。

东线：清水与污水

我们的祖先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修建了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和黄河、海河各个水系的大运河。运河主要是为了沟通南北航运。从运河水的流向来说，基本上是以黄河为界，根据自然地形，分别南流与北流。 古人修建运河，依势而成。在山东与苏北，横贯着一条长达数百公里的断陷沉降带，沿线有众多的湖泊：东平湖、南阳湖、独山湖、微山湖，以及洪泽湖、高邮湖等，其中梁山泊是当年英雄好汉们出没啸聚之地。这一连串湖泊可以调节水量，无须再建水坝蓄水。另外，高邮湖、洪泽湖等在丰水季节，可以直接从这些湖泊调水北上，缩短输水距离。

“大坝加移民”：如何体现以人为本？

水电效益分析中往往没有计入水电工程的全部代价，水库淹没的损失也没有全部计入工程成本。我国对水库淹没损失采用的是前期补偿补助，后期扶持的政策。电站的投资中只计入前期的补偿费用。如果将水库淹没损失计入赔偿费用，或者将10年期扶持费用计入，水电开发的经济效益将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