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

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

五月二十七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再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但身边这些人让我觉得，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

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说完走了。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

孙总从中宣部新闻局调到央视第一天，人人都在观望。他没说什么，大会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苏东坡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

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

做完《双城的创伤》后，我有一个感觉，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恶或善，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

一个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

“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 “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入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无论如何，你看到的总是你自己。死在路上的甲虫，它是像你一样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生命，像你一样喜欢太阳，像你一样懂得害怕和痛苦，现在，它却成了腐烂的肌体，就像你今后也会如此。

法律不是一个道德或是伦理问题。它的作用是制定规则，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他们，在规则遭到破坏时，他们可以预期到会得到什么。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

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问，你有思想吗？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你能有看法吗？

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梵高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她说生活到了真的艰难处才能体会，“只有最亲的人才能了解和陪伴你的伤痛”。

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裸露的土地，不必有任何装饰。新闻调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各种口音，各个地方，各种冲突。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一半是关于征地的。陈锡文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一定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坎。这个坎过去了，就能带来对中国经济不可估量的推动，过不去，所有的国民都要付出代价。

进央视第一天陈虻问我：“你从湖南卫视来，你怎么看它现在这么火？” 我胡说八道了一气。 陈虻指指桌上：“这是什么？” “……烟？” “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多少倍。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会给你写这个设计的颜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点、它的标识写出来。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如果全不吸烟的话，影响经济向哪儿发展。”他看着我，“我现在把烟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那盒烟当道具震慑新人。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 “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他说的是大白话，不会听不懂。是我已经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又痛又快，好像从事物中间“穿”过去了，有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我有一句话，就是片子一定要带着问号行走，不管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错误，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真的。对于记者来说是真的，对于观众来说就是真的。

自治，本就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不是一扯两断，是需要找到线头，以柔和手势轻轻一抽，让一切归于本来应然。

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当时我没有注意，日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

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我再没有可以说给他的话。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他写过，“感受”不是欲望和情绪，没有“要达到什么”的动机，只是“诚实和持续不断地对事物平静观察”。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