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经贸，参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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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25：完成阅读和读后感

读后感

这本书陆陆续续看了一周，之后估计还会翻来覆去多看几次，里面的思考深入浅出，让我这个没多少经济头脑的人都看懂了。一定要从更高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找准主要矛盾，有定力，有坚持。

阅读笔记

任何经济现象和问题总有其自身的逻辑，如果能秉持一种“常无”的心态，不受过去理论和经验的束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客观地观察、分析，任何现象和问题总能弄清其来龙去脉和表象背后所蕴涵的逻辑，因此，解读中国经济并非不能有模式，只是必须有新的模式。

• 中国这场奇迹似的变革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经贸，参与全球化。
• 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太过保守了。
• 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赶。没有稳健的增长速度作保证，这样的差距是很难被缩小的。增长中的劳动力人口同样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以满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就业需要。另一方面，改革作为一种政策的变动也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其间总是要损害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最易引发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改革中保持了稳定，没有重蹈苏联与东欧的覆辙，正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可控资源，使得政府有能力补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技术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产品创新，新的不同的产品出现，取代旧的落后的产品，例如由计算机取代算盘。另一种是流程创新，即产品不发生变化，但以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汽车采用高效的流水线生产取代传统的集中装配，这一高效的生产方式最终将汽车这一产品推向了大众市场。

•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引进技术优于自主研发，在可以引进技术的时候，还是引进较为有利。一般新技术的专利保护最多为20年，实际上因为当前技术变迁速度较快，有众多技术在十年以后引进就基本不需要任何花费了。如果引进的是比较新的技术，花费虽然会有，但是一些统计分析表明，引进所需的专利费大致也不会超过当初研究这项技术所花成本的30%。如前所述，若将失败的研究所消耗的成本也算进去，那很可能连发明这项技术总共花费成本的1%都不到。
• 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从而带来效率的提高，增加资本回报率，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
• 自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走上东亚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引进技术和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大循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外汇储备。引进技术的成本低，技术变迁速度快，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教育问题因其影响长远而不易被立刻发现，却并不代表不重要。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政策仍然存在求量大于求质的问题，尤其在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领域，这种政策在长期是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社会的长足进步的

• 中国在现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向对欧美的市场经济制度非常崇拜，殊不知中国早在两千年前，不管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已经非常完善。当时中国的文明不仅在经济基础、科学技术上领先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也走在世界前列。
• 中国落后于西方，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一个很大的逆转，主要的事件就是西方在18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有学者对此使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描述，“当中国使用铁犁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木犁；但是当欧洲使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是在使用铁犁。”在很短的时间里，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没有变化，因此才会落后于西方。

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少学者发现，英国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时的经济、科技和工业条件，中国早在13世纪就基本上已经拥有了。这意味着中国在13、14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发生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并没有迈入工业革命的大门，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才会突然发现已经落后于世界。由此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一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提出来的，他对中国科技史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所以这个问题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 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后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就会激发很多人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 中华民族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延续了几千年并传承不灭的文明，但是中华文明到底会不会像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那样由小而盛、由盛到衰、最后走向消亡呢？对李约瑟之谜两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会让我们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再度复兴强大起来的可能。
• 文化决定论是解释中国现代之所以落后的一种重要理论。文化决定论中的文化指的是儒家文化。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比较保守
  • 如果中国现在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挑战自然的价值取向，那又如何解释一千多年前中国强盛和领先世界的原因？因为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所以文化决定论尽管也许能够解释中国现在为什么落后，但却没办法解释中国过去为什么强盛。因此这个理论并没有真正揭示中国在现代落后的原因。
• 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尤其是在国外的学术界中，目前影响最大的一个假说是从需求不足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这个假说认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导致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滞
  • “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仅存在内部逻辑不自洽的缺陷，同时也与真实的经济现象存在矛盾。

传统的方法将“工业革命”定义为“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及钢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但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工业革命的表象，而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 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并且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加快，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也正因如此才会使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与西方产生那么大的技术差距。所以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才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特性。
• 如果要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就要解释欧洲技术变迁速度加快的原因是什么。
  • 假说一：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分布曲线，就可以决定现有的技术发明可能曲线
  • 假说二：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和技术分布曲线，如果现有的技术水平越高，那么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
  • 假说三：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尝试错误的数量，技术分布曲线越往右移动，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

1.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的原因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为中国良好的自然条件造成耕地的生产力一直高于西方，人的生存成本较低，人口繁衍也比较迅速。相反欧洲虽然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气候条件不适宜高产农作物的生长，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在历史上人口一直远少于中国。
   2. 在前现代社会里，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的经验性尝试错误。在人口较多时，参加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数量也会较多，发明新技术的概率也就相对较大。当时的技术主要来自于经验的积累，然后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2. 8—12世纪中国的技术创新加速的原因在公元8—12世纪，中国技术创新曾一度不断加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经济重心南迁，人口大量南移。南方与北方相比较，同样有3—11月的雨季与阳光，但是北方比南方降雨少，所以北方的粮食作物以小麦、高粱和谷物为主，南方则是以水稻为主。人口迁移到南方以后，以高产的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必须有合适的工具，但是北方带来的工具并不适合南方的环境。北方的主要劳动工具是像猪八戒拿的那种耙子，但耙子不适用于南方水田，必须把耙子改进为锄头，这一改进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变迁的过程
   1. 在历史上的8—12世纪以后，中国有时人口增加，有时人口减少，但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再也没有加快过。
3. 中国在现代落后于欧洲的原因
   1. 在前现代社会，欧洲与中国比较起来，人口少是一个劣势，所以欧洲技术变迁的速度一直慢于中国。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西方，新的技术以及产品通过丝绸之路和海洋航线之上的商贸往来不断传往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羡慕。18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包括纺织机器、蒸汽机以及钢铁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技术变迁的速度能够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已为实验所取代
   2. 到了18世纪，试错变为通过主动的实验来进行，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能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口的数量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有意去支持实验，即使人口很少，也可以通过密集的实验来增加发明技术的可能性
   3. 在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就会造成发明可能的空间越来越小，从而出现发明新技术的瓶颈。但是欧洲人在遭遇到发明瓶颈后，能够在基础科学上大力投资，增加了对自然界的了解，于是技术分布曲线右移，技术发明的可能空间又再度扩大。如此循环往复，加速的技术发明就得以持续下去

中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落后于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以后，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瓶颈，使技术发明可能曲线不断右移，开发出新的技术发明空间。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前提就是西方在15、16世纪的时候出现了科学革命。因此要寻找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关键不在于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一问题本身，而是要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

• 当然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作为一套系统的知识来解释自然界，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现代科学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述关于自然界现象的假说；第二，现代科学使用可控制实验或可复制的实验的方式来检验假说的真实性。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方法论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一，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达对自然界现象的理解，比其他方式更为准确；第二，有利于知识在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的传播
• 方法论的革命非常重要，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本身也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以可控制实验作为试错的方法和手段；第二就是推动分布曲线往右移。到了15、16世纪以后，以实验来试错的方法逐渐得到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可控制实验发明新技术在遭遇到瓶颈时，可以通过基础研究增进对自然的了解，从而使技术分布曲线向右移动，因此在欧洲出现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才能得以不断加快。
• 既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口多，有好奇心的人就多，在技术创新上取得发现的概率就比较大。但是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使用数学与做可控制实验却需要后天学习。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以下所要讨论的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相对而言，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对于数学与可控制实验有比较高的积极性，因为欧洲的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体系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封建贵族采用的是继承制，如果父亲是贵族，儿子就是贵族，所以，欧洲有好奇心的人数可能比中国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学习了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人反而比中国多得多，从而导致了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
• 聪明才智的人都会为科举的物质回报所吸引，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聪明人不一定有好奇心，但是有好奇心、懂得去观察发现并能总结出科学理论的人却一定是聪明的人。人的行为方式会受到激励机制的高度影响，对于这些有着聪明才智的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加官晋爵无疑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为，因此当然会被科举考试所吸引

一个在特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显得优越的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制度障碍。当然，在信息手段非常有限、监测成本非常高的年代，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制度安排，它让那些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官场。科举制度有一个考核的客观标准，因此相对来说是公平的，是客观的。它让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断进入到官僚体系，维持官僚体系的活力。如果有能力的人不造反，那么国家就很安定，就能维持着大一统。这与过去中国的繁荣和中华文明的鼎盛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它的优越性只局限在技术创新都是依靠经验来发明的时候。到了需要科学实验发挥作用的时候，科举制度便开始妨碍新发明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按照韦伯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于是他就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萌芽，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仔细思考以后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科学革命，没有科学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工业革命。中国在8世纪到12世纪期间，技术变迁速度非常快，但之后技术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技术处于停滞状态的状况之下，资本就没有办法深化，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全面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含义是，资本不断深化，在此基础上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也不断深化。在中国传统的技术之下，资本能够雇用的工人非常少，没有办法进行现代的机械化大生产，也就不会出现与机械化大生产相伴随的资本主义。回答韦伯疑问，追根溯源还是在于中国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资本的不断深化，所以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态已经出现，但是只能停留在萌芽的阶段。

本讲讨论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程度领先于西方，到了现代社会却远远落后于西方之原因，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农民、工匠的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农民、工匠多，所以，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变为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为主，中国人多的优势消失。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在西方完成了这个转变以后，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也就迅速地从领先变为落后。然而，中国人并非先天就不能进行科学与工业革命，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已发生变化，中国人在将来一样能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

中国在近代之所以不断遭受外国欺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的工业革命迅速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了。在欧洲借助于科学实验的方式加速进行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同时，中国却在科举考试和传统的教育制度之下不能形成自主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只能固守着旧有的技术与生产水平在原地踏步，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国在真刀实枪的战场上的屡尝败绩，只是让这种差距以最残酷的方式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和科举制度的教育之下，形成了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处处以天下为己任。面对这种千年巨变，中国的知识分子油然生出一种让中华民族重新强盛起来的使命感。但在另一方面，面对着战争的屈辱和国势的日下，这些知识分子又有极大的挫折感。中国过去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被一些在过去称之为“蛮夷之邦”的国家打败，并任由它们欺凌，所以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来说，努力实现中国的复兴是鸦片战争之后的当务之急。理解这一努力是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历史的重要线索。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与一个新崛起的文明发生了冲突，而战争就是冲突的激化

•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上，我比较倾向于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定义，他把文化定义成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包括能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刀枪、车马、吃饭的筷子和刀叉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组织，比如银行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即对好坏的判断
• 当时引起了很多北大学生以及在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北洋政府的强烈不满，于是就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建立了初中、高中、大学，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改变。但是，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还是会被欧洲列强欺辱，原因就是光有现代的器物和组织制度还不够，还必须有现代的精神和价值观，所以需要提倡“民主”与“科学”。
• 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遵循的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先成立一个精英党，然后发动城市暴动。这样的模式在俄国非常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按照列宁主义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工人发动城市暴动，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没有一次取得成功。

同样是工人暴动，产生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沙皇俄国时代，工人暴动时沙皇派出军队镇压，结果是沙皇失掉了人心，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工人暴动时外国政府直接派出军队和警察对工人进行镇压，当时的中国政府反倒渔翁得利。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学习外国理论的时候应该非常小心，任何经验或者理论在具体应用时都有一定的前提，假如前提发生了即使是非常细微的变化，产生的效果也会完全不一致。不要把一个理论当做真理，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理论作为一种假说，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得以应用和实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已经得到证实的理论，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也不一定就能获得成功。列宁主义没有真正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中国农村地区，政府的影响非常薄弱。在传统社会，政府的管理只能到县一级，县以下要依靠士绅（也就是地主）进行管理。正因为如此，如果在农村领导农民发起“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国民党政府就要派军队前来镇压农民，其效果就像沙皇派军队镇压工人暴动一样，因为保护了富有的地主、打击了应该被同情的贫穷农民而受到社会正义力量的一致指责，从而丧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暴动实际上产生的结果就相当于俄国的城市暴动。当然，依照列宁主义，革命应该由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来进行，而不是依靠相对保守的农民阶层。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他活学活用理论，而不是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是他通过对很多农村进行调查，经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分析才最终提出来的，最大程度地结合了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中国推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从1949年到1978年，计划经济从探索到实行也是28年，与建立新中国所花的时间一样长，后来证明这套制度行不通，所以需要转型与改革。
• 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盲目照搬苏联经验是因为他没有工业建设的经验，但是，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他同样没有革命战争的经验。事实上，照搬苏联经验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因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与苏联的目标相同，环境不同，所采用的方法当然也必须有所不同。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苏联目标相同，条件也变得相同，所以使用的方法手段也必然相同。
• 苏联1929年在斯大林领导下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其目标与中国1949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目标一样，遇到的困难也一样，因此解决困难的办法也就一样。1929年以后，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在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里短时间内建设起重工业体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中国在建国后的经济情况跟苏联比较类似，所以也提出类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因此，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战争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是实事求是的行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照搬苏联经验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
•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为了能快速且一步到位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强国、自立的目标，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

对于一个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只要优先发展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把银行利率压到远远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同时，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所以政府必须直接干预汇率，人为地高估本币价值，压低外汇价值，这样，进口机器设备就会变得便宜，有利于解决外汇短缺、外汇昂贵的问题。关于资金动员问题，一个简便的解决办法是维持已建成企业的高利润作为下期的投入。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建成企业的利润。首先，给予企业垄断地位，这样可以让企业为产品制定垄断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其次，压低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人工资等。如果工人的工资被压低，为了使工人生存下去，就必须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服装、住房、交通等一系列与生活有关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同时看到压低利率、高估本国汇率、压低原材料价格、压低工资、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内在逻辑。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要追求资金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那么至少也必须压低利率和低估外汇价值。对于后面其他几项措施的执行，需要视这个国家的行政干预力量有多强而定，比如拉美国家就普遍采取把原材料价格压低的做法，只是在程度上可能不尽相同。

我们把这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安排称为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它通过扭曲的价格信号影响到每个企业。但是，价格信号被扭曲以后，市场均衡就会被打破。资金的价格被压低，重工业使用资金就相对便宜，轻工业、农业使用资金也变得便宜，对资金的总体需求就会加大；同时由于利率过低，结果会导致储蓄减少，资金的供给也会下降，总体上就会出现短期内资本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外汇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高估本币的价值，低估外币的价值，进口机器设备变得便宜，进口其他产品也同样便宜，所以会出现过量进口而外汇不足；同时，赚取外汇要依靠出口，在本币的价格被人为提高后，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导致出口减少，赚取的外汇也会减少。总体来看，就会导致外汇需求远远大于外汇供给，造成外汇短缺。同样的道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扭曲也会导致市场的供需不等

国家不仅需要对剩余有直接的支配权，还必须能够对企业进行直接地干预，剥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的自主权。以苏联为例，苏联城市暴动的成功是靠着城市里的大企业厂长和工人，他们是共产党所依靠的主要力量。然而，1929年以后，厂长和经理的自主权被全部剥夺。这是因为在扭曲的价格体系下，一个重工业企业的产品拥有垄断市场，所有的投入要素都是低价的，所以能得到很高的利润。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下，难以确定盈利的合适水平。如果给盈利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自主权（比如可以决定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那么经理可能就会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形是，生产产品被认为是重工业投入的企业（例如交通等）其产出价格被压得非常低，即使它同样可以获得廉价的投入要素，也必然是亏损的。但是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下，无法知道一个亏损企业的亏损尺度。如果给经理自主权，他可能会夸大亏损，国家也难以核实

为了保证剩余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城市企业就必须都是国有的，并且企业毫无自主权。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管理有六个字的顺口溜，“人财物，产供销”。“人”是指企业不能决定它雇用什么样的人以及雇用多少人；“财”是指企业对收益没有支配权，所有的收益全部上交财政，再由财政根据需要进行拨款；“物”是指企业不能自主决定企业的资产和投资决策；“产”指企业不能自主决定生产哪种产品；“供”是指企业不能决定各种投入要素供给的来源；“销”是指企业不能决定产品卖给谁。国有企业厂长和经理的自主权基本上被完全剥夺。

以上就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了解这套体系背后的逻辑，看起来似乎缺乏理性，但是如果把背后的原因想清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之下，从国家所有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资源的最大动员以及剩余的最大化以投资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三位一体”确实是最优的制度安排选择。

在计划经济之下，一个资金、资本都非常短缺的农业经济，想要优先发展资本非常密集的重工业，结果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影响到城市中的制度安排，而且也对从1952年以后在中国农村出现的几个大的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甚至直至今日，这套体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作用也依然存在。这些制度主要包含有四个方面：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和城乡隔绝的供给制度。

当时企业的很多投入要素如棉花、工人的生活必需品、粮食都来自于农村，对政府而言，可以选择高进低出的方式获得农产品，在农村按市场价格买入，在城市压低价格卖出，但是政府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如果在农村里按市场价格买进，再在城市里按照低价卖出，那么在城市里压低价格就没有意义，无非是把由企业创造的剩余又转移给农村，就体现不出压低价格作为积累手段这种方式的作用。尽管这种高进低出的价格政策会使农民满意，但是却与政府动员资源进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相违背，所以政府必须通过低进低出的方式把农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里粮商和棉商有的是由政府经营，有的是由民营企业家经营，有的是二者的结合。由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的棉花和粮食会按照市场价格支付，但政府购买的粮食和棉花却要指定低价。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理性的农民，当然会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民营的粮商和棉商。

政府只能通过垄断的方式才能一直以低价来取得所需要的农产品。于是，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和棉花进行统购。统购就是规定农民要交售出满足政府购买任务的粮食和棉花数量以后，剩余的产品才能够卖向农村的农贸市场；在没有满足之前，就只能卖给国家，国家是唯一的购买者，因此可以自由定价。开始的时候，统购的只是粮食和棉花。但是，1954年以后很快所有的产品都要进行统购，统购的产品包括芝麻、花生、鸡蛋等。因为如果只压低粮食和棉花的价格，农民是理性人，就会少生产粮食和棉花，多生产那些价格没被压低的产品，所以很快所有产品的价格都被压低。同时，城市实行统销制度，统销是指卖给谁由国家统一计划，卖给哪些企业也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像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凭粮票、棉票和布票）购买。

产品的价格降低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休息积极性提高，因为休息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所得的收入。城市里的需求不断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在降低，这就造成了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有这样几种解决矛盾的办法：（1）干脆把价格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但价格提高与之前提到过的最大程度地把剩余集中在城市里这样一个目标相冲突。（2）可以对农业进行投资，如兴建各种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率等，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资金的投入，而这笔投入资金仍要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划拨。把财政收入用来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举措仍然与最大程度地动员剩余来支持工业项目这个目标相冲突。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使政府不必增加投入，又能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这就需要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经济学中倒是能够找出类似的理论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规模经济。

在各家土地都非常少的情况下，一户养一头耕畜显然是不合算的，这时如果几家在一起共同养一头，就大大节约了每户的成本，产生出规模经济。另外，变成合作以后，田地间不用再划田埂，也节省了相当一部分土地，这也是规模经济的一种来源。所以，1952年把土地分给各家，1953年就开始了合作化运动。

1953年的统购统销，是根据1952年中国市场的粮食生产与销售状况而定的。但在1953年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人为地把粮食价格往下压，余粮省卖余粮给国家越多，就意味着交的税也越多。而作为缺粮省，如果靠国家把其他余粮省的粮食调进来越多，就等于拿到的补贴越多。在这种状况下，缺粮省有意愿多调进粮食，余粮省却没有意愿多生产粮食。一方面这些缺粮省人口增加，需要的粮食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了，需要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投入也会增加。可是，余粮省不愿意多生产，就必然导致缺粮省除了国家原来调拨进来的粮食之外，还必须自己生产，最终造成了所谓的“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刚性，直到90年代还在很多地方有影响。

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是在1953年之后才演变出来的。在1953年以前，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还比较自由，但到了1953年以后，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而且，在改革开放前困难一直在不断加剧。其原因在于，中国从1953年开始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重工业资本非常密集，投资非常多，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甚至不能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当时的城市人口不是政府官员就是在国有企业里工作的人，政府对于安排他们以及他们子女的就业是有承诺的。一方面为了防止城市人口失业，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农民进城来分享城市里的各种补贴，只能对农业人口进城的权利进行限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背后的原因是城市里的就业机会不足，而城市里就业机会不足的原因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关。

在1952年将土地全部分给农民之后，第二年就开始号召农民进行合作化，主要是因为在刚一开始还未遇到城市里发展重工业所要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到1953年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后有关农村的问题就陆续出现了，一方面政府要压低价格购买农产品，另一方面在扩大生产的时候农民又不愿意投入，这才是合作化运动的起因。

在高级社的时候，还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先是评功记分，再按照工分来进行分配。到了人民公社开始的时候，就实行所谓按需分配，吃公共食堂，节省下做饭的时间和做饭时需要的稻草，也是一种规模经济的体现。但是问题一下子就出现了。1958年11月人民公社在全国推广开，1959年开始就出现了农业危机，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15%，1960年粮食产量继续下降15%，1961年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这次农业危机持续了3年，导致了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还导致了3300万人延后生育或少生育，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害。

1962年开始公社并没有解体，但是生产恢复到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生产队一般平均有20—30个农户，即回复到初级社的规模，以南方的自然村为主。分配上按照工分制，即按劳分配。总体而言，生产队基本上是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的分配方式。生产队的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维持了16—17年的时间，1979年以后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1959—1961年的危机以后，政府不再迷信规模经济，从退回到初级社规模这一点能够看出。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政府应做的是加大农业投入。1964年开始在全国推广的现代品种矮秆水稻，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自主研发出来的。1976年开始推广的杂交水稻，是湖南袁隆平研发出来的。矮秆水稻一般比常规水稻多出30%的产量，杂交水稻的产量在矮秆水稻的基础上再增加30%

对于1959—1961年的大灾害，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

• 第一种解释认为是因为自然灾害。这种解释在理论上不排除其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不容易发生，因为要全国同时发生天灾，而且一连持续三年，可能性实在太小。实际上，农业里的天灾对整个国家来说不一定会造成减产。就水灾而言，受到水灾冲击的地方当年会减产，灾区旁边的省份因为水多了就有可能增产；受灾地区在受灾当年会减产，第二年很可能就会因为地下水位提高而增产。因为缺水一直是中国长期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发生水灾必然会把地下水补充充足，可供灌溉的水就增加了。因此总的来说，水灾对全国的产量影响应该不大，旱灾同理，所以，因自然灾害造成15%的减产并连续在全国各地同时发生是不太可能的。
• 第二种解释认为是人祸。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主要指不当的管理。不当的管理有几个方面：在1958年年底推行公社化的时候，实行所谓的公共食堂，很多人吃饭不用钱，于是就把粮食给吃光了；1959年公社化以后，公社社长、书记等很多领导都不是农民，而是政府直接派下去的干部，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也没有农民的耕作知识，当时很多干部就提出了所谓“深耕密植”，误以为耕得越深越好，植得越密越好，不当的耕种方式造成了减产。
• 国外一位研究中国经济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第三种解释，认为是因为人民公社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下降。当时实行人民公社，是平均10000个劳动力种60000亩地，这个规模太大了。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非常多，如果实行的是按需分配，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是一万个劳动力中一个劳动力干得比较积极，产量增加，这个劳动力分到的是全部产量增加的万分之一；如果消极怠工，产量会有所减少，但个人只减少了整个公社减产的万分之一。这样的激励机制造成大家都不好好干，因为增加的一个单位投入的成本是自己的，但是收益都被别人分了，结果造成普遍的积极性低下，产量也必然会减少很多。
  • 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如果1959—1962年的农业危机是由上述三个原因造成，在1962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就应该很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然而，虽然我国在1962年以后引进了很多现代科技的成果，比如开始使用化肥、拖拉机，推广现代的良种（中国是最早推广矮秆水稻、小麦的国家，而且推广的面积是最大的），但是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却一直没有恢复，直到1984年全面推行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展个体经营，生产率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见图4.1）。这样一来，这三个假说提出的影响因素即使确实存在，也不会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是从个体转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从1978年到1984年，是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
  • 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从每个人的角度来讲，认罪都是理性的，因为不管另外一人作何选择，选择认罪都能获得较轻的判刑；但是从集体来讲，两人都不认罪才会使共同的刑期最少，是最为理性的选择。但是，两个人在选择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假如两人以后仍会继续合伙，就还会有被一起抓到的可能，这样两个人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约束。他们可以相互威胁，如果某次两人同时被抓，一个人认罪而另一个人被判重刑，那么被判刑的人就会在以后每次被抓时都选择认罪来让对方的罪责相应变重。这样的威胁是可信的，所以两人的最后选择很有可能就是都不认罪，从而获得集体的理性。
  • 这也就是说，如果“囚徒困境”的游戏只玩一次，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就会存有矛盾，矛盾无法化解是因为这两人都没有办法对对方施加可信的威胁。如果这是一次性的合作，以后就洗手不干，那他就一定会选择个人的理性，即选择认罪，因为这是一次性的交易，另外一人没有办法再对其施加威胁
  • 这种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多有印证，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就引发于这样的逻辑关系。

农业合作社不论在风险的承担上，还是在生产的组织上，都具有规模经济。但这种规模经济实现的一个难题就是农业生产的监督困难，因此要让一个农业合作社能够维持下去，就需要每个人进行自我监督。然而总是有一些人，对休闲的偏好比别人高一点，努力也就比别人少一点，这时如果没有办法对这些人进行惩罚，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不努力干活。这时，差别就出现了。在农业合作社中，自愿的原则是非常关键的。1956年人大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农民所提供的土地、农具全部归公，但是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在这种政策的前提下，当合作社里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努力干活时，生产率就会下降，平均收益水平就会低于单干时的水平，这时那些愿意努力干活的人发现留在合作社里越来越不划算，就会想要退出合作社。这种退社的自由一方面对努力干活的人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另一方面对偷懒的人来讲也是一种实质的威胁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博弈的过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所有人退出公社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以后，合作社的解散或能干的人退出就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那么不愿意努力的人就会继续偷懒，而且对努力干的人来说因为退社已经不成其选择，所以也就会不再努力干活。这是因为在这场没有人退出的一次性博弈当中，对每个人来说不努力干才是理性的选择。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努力干活时，生产力水平就会变得很低

根据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投资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而我国在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高于11%，可见这一时期在剩余动员上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儒家文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为现代工业化经济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就应该更成功，因为中国大陆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并且，在“五四”时期，儒家文化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原因，是“吃人的礼教”，需要打倒。这种观点不仅在“五四”时期存在，而且直到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还没有成为现代工业化经济之前，东亚地区的很多社会精英也同样认为儒家文化是社会之所以落后的根源所在。儒家文化从近代到现代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种既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儒家传统、又把成功的原因归功于这个传统的解释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不能用同样的一个事物来解释相反的两个现象。因此，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儒家文化的影响确实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文化背景上的相似之处，却并不能作为解释它们现代化成功的主要原因。

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自由”是指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开放”是指国内与国外市场相联系，“竞争”是指没有垄断，“正常经营管理”是指经营管理没问题，“正常利润”是指市场可以接受的平均利润。

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之所以没有自生能力，是因为政府对这个企业的技术、产品和产业的选择进行了干预，由于是政府的干预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所以政府才需要对其提供相应的保护和扶持。

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这两个概念其实高度相关，但是各有侧重。第一，自生能力从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来看；比较优势从一个产品或产业在一个开放竞争市场中的竞争力来看。一个着眼于企业的角度，一个着眼于产业的角度。两者都共同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第二，按照严格的定义，比较优势只适用于开放的经济，而自生能力的概念不管是在开放的经济还是封闭的经济中都适用。假

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最优水平实际上内生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想改变一个内生现象，必须由改变造成这个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入手。既然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和产品结构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要想真正提高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必须从改变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入手，也就是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丰裕程度，提高每个劳动者平均占有的资本。如果从这个角度入手，那么资本就会变得越来越便宜，而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贵。企业面对竞争的市场，想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主动地改变要素的投入结构，使用更多的资本去替代劳动，资本的密集度就会上升，技术密集度也会随之上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逐渐提高，工资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就会相应上涨。这个过程是企业根据正常的市场价格信号自发进行的，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反之，如果不去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是实行赶超战略，通过政府干预直接去提升它的产业和技术结构，那就必然背离了它们的最优结构水平，从而使企业变得缺乏自生能力，经济发展效率低下，付出高昂的代价。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的差距是在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不同，却没有看到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同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所引起的，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应该从怎样提升它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落实到怎样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上去。

事实证明，现代发展经济学中以提升产业和技术结构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思路不但没有实现发展的目标，反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硬行提升的产业结构违背了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属于拔苗助长，造成了各种扭曲和效率下降。因此，要想在转变产业结构的同时保证效率的最大化，就要从改变外生的要素禀赋结构入手。

要素禀赋结构一般指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的相对拥有量。一般来说，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是给定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像18、19世纪那样去国外扩大殖民地。同时，各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也并不快，因为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即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得快一点也不过是2%—3%，发达国家慢一点一般也不低于0，所以差距不大，真正大的差距来自于资本的积累。有的国家每年的资本积累可以高达GDP的30%—40%，有些国家则不到10%。因此，我们要以资本与劳动力拥有量的比值来定义要素禀赋结构。当我们讲到要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时，主要想表达的含义就是提高这个国家每个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本量。要素禀赋在每一期的生产中是外生给定的，在任何一个固定时点上，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经济可以使用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总和，也就是这个经济体的总预算，同时也决定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长期来看，要素禀赋结构可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而变化，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距，只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差距来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信息收集、协调性的产业政策以及对企业的外部性补偿等方式发挥适当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加速资本积累和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同时，政府发挥任何作用都要以遵循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为前提，既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经验，还要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以保证价格的灵敏性。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以引进技术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区段，是否就会丧失掉自主创新能力，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不在于现有的经济水平，而在于发展中的相对增长率是什么样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以比较优势作为其产业和技术选择的指导原则，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一定高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引进，与发达国家的研发相比成本低了很多。技术创新速度快，资本回报率高，资本积累的意愿就高，发展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正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提升，产业结构也会相应赶上。也就是说，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发展中国家最后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同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接近于发达国家，需要自主创新的产业、技术也会相应增加。发展中国家虽然以引进技术为主，但是自主创新的领域依然随处可见。在现实中不难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一直都在提高，而不是因为引进增多就逐渐丧失掉。

哈佛大学管理学学者迈克尔·波特在90年代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这一理论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影响也颇为广泛。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决定于四个因素：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二是国内市场的规模；三是产业集群与专业分工；四是市场竞争程度。这一理论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全面，似乎把一个产业发展的各种条件都列遍了，只要按章照作就可以期待光明的前景。但是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经济学是一门解释性的学科，我们在作研究时，最重要的就是根据纷繁复杂的现象理出一个因果关系，这样才会对现实具有解释意义并能指导行动。正因为如此，凡是遇到“十全大补”式的全面理论时就要格外注意，因为这样的理论往往有因果不分的缺点，很容易将行动引入歧途。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的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近的改革路径呢？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条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因此，不能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只能在肯定传统体制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改进。

在农业耕作制度方面，1949—1952年实行“土改”，1953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经历了三年农业危机以后，从1962年开始采取新的以生产队为经营单位的合作制度并一直持续到1978年。 在技术政策方面，1962年以前，政府的想法是采取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因此只能以规模经济提高产量，不断扩大农业合作的规模。1962年后，政府不再迷信规模经济，开始重视开发和利用良种、化肥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并在70年代喊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

当时政府在对改革前的农业发展问题做出诊断和总结时，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生产队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低下；第二，统购价格过低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取消了农贸市场之后，农村回复到自然经济状态，因为缺乏专业分工所以效率低下。针对以上症结，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政府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

1. 针对统购价格过低的问题进行了价格改革，收购价提高17.1%，超额收购加价从30%提高到50%，平均价格提高了22.1%。
2. 进行市场改革，恢复了农村集贸市场和长途贩运。
3. 降低生产队规模，允许包产到组或包干到组，但仍坚决维持集体生产制度，禁止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与全面成功。

传统经济理论模型以两种方法来证明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第一种模型以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并假设每个劳动者不管在何种生产制度下都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农业生产毫无疑问是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更具规模经济，因此集体生产也就比个体生产效率更高。这一理论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套用到具体的农业生产上时却往往不能适用。因为它把每一个劳动者作为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这就等于把劳动者当成了拖拉机之类的机器设备同样对待，但问题是劳动者除了具有生产要素的特性之外，还具有主观能动性。现实中不能保证两个劳动者相加就拥有两个单位的劳动力投入，还要看个人在生产中分别付出了多少努力。

激励机制的改革是与过去改革的最大差异所在。小平同志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干得好的企业应该跟干得差的企业不一样，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样。改革重视起物质利益是由于在激励低下的状况下工人工作没有积极性。以前的工资标准取决于学历、工龄、性别、工种以及不同城市的物价水平，与工人的实际劳动努力程度不挂钩，不管工人努力工作还是散漫偷懒，工资都一样，这种情况下工人当然没有工作的积极性。要经济快速发展，就要承认物质利益对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性。虽然整个改革与以前相比，差异主要只在这一点，但是就像庖丁解牛，虽然是很小的一刀，却砍中了要害。

在微观自主权打开了一个缺口以后，改革必然会推向资源配置与价格形成机制。当企业分享了利润的一部分以后，必须能用得出去才具有实际的意义，而原来的计划里并没有满足这部分需求的份额，所以，就必须要有计划外的供给，于是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应运而生，由计划单轨演变成计划和市场双轨并存的价格和配置体系，一轨由国家计划掌握，一轨由市场供需决定。市场这一轨在一开始时比重微乎其微，但是发展势头迅猛。随着改革的逐渐推进，市场轨越变越大，由计划轨造成的弊端和问题使得国家逐步放弃了计划轨，双轨就并到了市场轨上。

1978年年末以后的改革是从微观经营机制入手的，试图通过建立劳动激励机制，诱发出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改革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明晰产权的过程。

• （一）利润留成制度
  • 所谓利润留成制度，就是把一部分的权力和一部分的利润分放给国有企业。这一制度于1978年开始在四川的4000个企业当中试行。具体的方法是，对于盈利企业，把增加的利润中的12%留给企业。留给企业的这一部分利润有三种用途：（1）奖励基金，给工作积极的工人多发奖励；（2）福利基金，盖宿舍、医院、幼儿园以增加福利；（3）发展基金，拿来投资，扩大再生产。同样，对于原来亏损的企业，就把减亏的部分留12%给企业。这项改革在试点的时候效果非常好，效益好的企业利润增加越多，留下的就越多。这样效益好的企业跟效益差的企业之间就有了差异。同时，在这种激励下，国家拿到的是大头，是增利或减亏的88%。
  • 但是当这种制度从1979年开始推广到全国以后，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从微观来看，企业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投入产出的效率也提高了，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交给国家的利税却减少了。国家应该得到效益提高的88%，但实际上国家却并没有拿到那么多，有时反而比原来更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监督的问题，过去不给厂长、经理自主权就是因为很难监督他们。一方面企业可以谎报经营情况，比如说一个企业效益提高了100%，正常情况下企业自己可以留下当中的12%，但是如果它谎报效益只提高了50%，那它就可以留下应得的6%和瞒报那50%的全部，比原来多出很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账目上作假，比如说企业可以把钱拿来做其他事情（如修宿舍），但是却把这部分支出计入生产成本，而账目是很难去对证的。
• （二）承包制
  • 鉴于利润留成所出现的问题和农村推行承包制所取得的成果，国家从1985年开始在国企推行承包制。每个企业由厂长经理来负责承包，同时规定：第一，企业每年应向国家上交固定的承包费；第二，如果企业收益高于承包费，高出部分由国家按照各个企业的不同情况依照一定的比例分配，有的是大部分都交给国家，有的则是更多的留给企业。在承包制下，国家的利益似乎会得到保障，因为国家可以每年收取固定的承包费，多出部分的一部分再由企业和政府分成。实际的情形和利润留成一样，在试点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在全国推广以后，国家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在承包制下，企业每年都要上交固定的承包费，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这笔承包费的实际购买力就会降低。1986年以前，中国没有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但在1988年和1989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突然增加到18.5%和17.8%，国家拿到的承包费名义上没变，但真实购买力却下降了。第二，承包合同具有不对称性。如果企业经营得好，就按照承包合同上缴利润；如果企业经营亏损，国家对厂长、经理难以有什么惩罚。这种“包盈不包亏”的做法诱使有些厂长、经理通过各种看似合法的手段来谋取私利
• （三）明晰产权
  •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讨论中，针对上述“利润留成”和“承包制”推广以后国家的利益每每受损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是所有者缺位，产权界定不清，没有人关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结果。国家把属于全国人民的企业交给厂长经理来经营，国家代表全国人民作为所有者，厂长经理是代理人，但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在企业里并没有其利益的代表者。当时理论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明晰产权，使所有者归位，根据企业的规模有两种解决方式。对于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私有化；对于大型企业，则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里成立董事会代表所有者，成立监事会来监督董事会的决策和厂长经理的运营。其中，有一些企业实行股份制，将一部分股票上市，并规定股票购买者必须是自然人

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果同样是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利益在分配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在明晰产权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对大企业进行了这么多改革，虽然员工的积极性与过去相比确实是提高了，但是，除了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之外，在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普遍还难以盈利

改革进程反映在物资方面就是从计划单轨到计划和市场双轨并存，最后完成从双轨到市场单轨的转化。比如说，从1979年到1984年，不管是钢筋水泥还是其他物资，基本上都是允许计划外生产和销售的；到了1984年以后，就逐渐减少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到最后计划就完全消失了。

在双轨并行的80年代，由于市场价与计划价之间的差异，兴起了一个新的行业——“倒爷”，引起贪污腐败之风盛行。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拿到官方配置的物质后，再转手倒卖掉，通过吃差价来“发家致富”。

在金融方面，改革之前以财政代替金融，即通过统收统支，把国民经济中的所有剩余集中到国家财政，然后由财政部门直接来配置这些资金，财政预算跟企业预算在当时是同一整块。改革前全国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是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局，从中央一直到各个省市县都有其分行。人民银行起的并不是一般银行的作用，而是国家计委批给企业的项目由国家财政来拨款，这些资金不会马上用完，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当时人民银行起的就是会计、出纳的作用

回顾这段改革的进程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什么蓝图，也没有明确是往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最初，只说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但就是这种在一开始时目标并不明确的渐近式改革，却让中国的经济体制越来越接近市场化，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了一些市场经济国家。

为什么“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最后导致中国的经济体制如此接近市场经济？原因就在于经济问题背后肯定有它的经济逻辑。改革中只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随着改革进程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根据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渐进式的改革就必然会按照一定的逻辑方向来前进。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形成是内生于在一个资金极度短缺的国家建立一个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体系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一步一步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价格扭曲、行政配置和微观经营没有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同样的道理，改革是从承认物质利益出发，为了体现出这种对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利益差异，就需要把权力下放到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中去，之后为了企业和个人得到的利益能得以最终实现，就必然要改革价格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企业和个人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后，在双轨制下，这部分新的投资一定是投向利润高的地方，也就是符合比较优势却又受到政府抑制的部门，资源配置得到改善，同时为了消除寻租等腐败现象，双轨制就逐渐并到了市场轨，因此，不管最初的设想如何，改革的结果就是一步一步地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迈进。

在改革过程当中产生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源自于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银行体系的扭曲和市场准入的管制都内生于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要想消除这些扭曲，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先解决掉，不然就会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造成极大的社会秩序紊乱，最终还得继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使得所有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难点在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前全国拥有4000—5000家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一般的大企业有一些共性，即所谓委托—代理的问题。小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是一个人，但是大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势必要分离。这种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所有者的激励和经营者的激励不一样，前者追求的是投资回报率，后者追求的是工资和福利。第二，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所有者不直接参加经营，所以所有者没有办法知道经营的收益和成本，也难以了解哪些花费是必要的，这样就会给经营者利用手中的经营权和信息上的优势侵犯所有者的利益提供了可能，从而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大型企业，只有经营得当，才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吸引更多人去投资。因此，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必须由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入手。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中，经营人员的自主权被全部剥夺，那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整个市场不存在竞争，因此也就没有办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要克服经理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侵蚀国家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剥夺经理人员所有的权力。这可以解释在改革以后不管是放权让利的改革还是所谓找回所有者的产权改革为什么在试点的时候都非常有效，但等到推广以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却是无效的。试点的时候有效是因为作为试点的时候，全国上下的眼光都盯着这个企业，新闻界、政府各部门也都非常关心试点效果，这时企业利用自主权来侵犯国家财产权益的可能性就非常小，所以企业的效率和国家的收入都会提高。但是，在全国推广以后，舆论的注意力被分散，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经营权来侵犯政府作为所有者的权益，所以国家在收益分配中的利益就会得不到保障。

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改革的方式却大不相同。苏联和东欧的改革采取的是相对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中国走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在经济改革之前，苏联和东欧有着与中国相似的发展战略，并且同样面临着由相似的发展战略所内生出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问题。

休克疗法的暗含假设是企业拥有自生能力，它的核心思想是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必要的一揽子制度安排。休克疗法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三点：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私有化，三是实现财政的平衡和经济的宏观稳定。但是，休克疗法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原来设想的J型复兴路径，而是L型的长期萧条路径，主要原因是：第一，固定资产在不同产业的转换使用存在困难，在这段时间内会导致GDP的下降。比如，用重工业的机器设备转产来生产轻工业产品时会存在困难，极端的例子就是生产核武器的设备难以转产来生产电冰箱。第二，价格自由化未必会导致市场竞争。大型产业的一次性投资非常庞大，即使开放市场，过高的进入门槛也会阻止市场的充分竞争，从而会形成垄断。企业会利用垄断地位来提高价格，从而提高关联企业的成本，造成上下游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中断和生产萎缩。第三，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在没有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情况下，休克疗法的三项政策建议的内在逻辑不自洽。

苏东经济改革政策的暗含假设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但是实际上苏东和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有政策性负担，并不具有自生能力。在企业私有化以后，私营老板不仅不会帮助国家承担政策性负担，而且还会向国家索要更多的保护补贴。国家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和国防安全以及现代化需要，不允许资本密集的先进企业大规模破产，所以必须继续给予这些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以保护补贴，保护补贴的数额很可能比原来还要多。而在大规模私有化以后，国家的税收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难以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所以会通过印制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从而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所以，休克疗法的三个政策措施是无法同时落实的。

苏东的改革思想是存量改革，也就是着眼于更有效地配置现有的资源存量，而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休克疗法的根据是通过一个比喻，即“不能分两次跳过一个鸿沟”，但是如果鸿沟太深，两端的距离过大，跳下去等于是自杀，苏东的改革就是这样的情形。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创造出经济的增量，让鸿沟逐渐填平，缺口越变越小。在双轨制下，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根据市场价格不断调整计划价格，两种价格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而且，由市场配置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在沟底越来越浅、缺口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到最后一步就可以跨过这个鸿沟。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方式更为有效。

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和部门。特别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技术创新能否源源不断地发生，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但是，技术创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需要有一定的资本投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技术创新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研发，一般来说研发投入成本很大，而且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因此风险也很大。另一种方式是技术引进，但是新的技术通常内化在新的机器设备当中，所以要引进新的技术，就需要引进相应的机器设备，额外又增加了新的资本的需要。总之，无论采用技术研发还是技术引进，都要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部门是企业融资和风险分担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一个经济中，如果金融部门没有效率，那么技术创新就无法顺利进行，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势必会遭遇瓶颈。这就是为什么说没有一个现代化的金融部门，就没有一个现代化国民经济的原因。

首先要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得以解决后，才能谈论我国的金融改革问题。而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部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金融结构的问题。

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让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他融资渠道如证券市场，也基本上与非国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成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金融体系有三个基本功能：首先是动员资金。经济中的剩余资源都分散在社会个体中，一个好的金融体系需要能够把这些资源很好地集中起来。其次是配置资金，即把这些集中起来的资金有效地配置到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去，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最后是分散风险。在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当中，无论对资金供给者还是资金需求者都存在着各种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应该能够很好地降低个体所面临的风险，而且做到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当一种事物同时具有几项功能时，总会去问一问哪一种功能是最基本的。在金融体系的这三种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资金配置的功能。能否有效地配置资金是判断一个金融体系有没有效率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一个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取决于金融体系中各种合适的金融安排和该阶段最优产业部门中的企业资金需求规模特性和风险特性相匹配的情况。

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必须把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中回报率最高的产业和相应产业中最有企业家才能又无道德风险的企业家手中。那么，什么是一个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产业部门？如何发现这些产业中最有能力的企业家？这些产业和企业家的特性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就需要首先做出回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最有活力的产业部门和这些产业部门中表现最好的企业的特性都是在变化的。金融安排必须与这些产业部门和企业的特征相配套，才能实现最有效的资金配置。

在目前发展阶段，中国金融体系要想提高效率，就要将动员起来的资金有效地配置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资金需求规模相对小的中小企业当中，并支持有才能和没有道德风险的企业家的发展。但在中国当前以大银行和股市为主的金融体系难以做到这一点。

一般来讲，最适合给中小企业融资的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首先，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其次，地区性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相同，分散在各地，对当地中小企业的资信和经营状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能够更好地监督中小企业的信息和企业家状况，因此，地区性中小银行也愿意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服务。大银行当然也有可能在一个地区有自己的分支机构，但是一方面它的审批程序仍然烦琐，许多贷款决定需要得到上一级银行的批准，而当地中小企业的信息难以准确上报报表。另一方面地区分支机构经理通常由大银行总部指派。如果这个经理比较有能力，他也许能够去了解这个地区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行情。但是如果这个经理在这个地区表现良好，往往又会被调回总行或是派到其他更大的分行去，这样之前获得的信息又会被带走。而且关于中小企业的很多信息都属于个人软信息，也很难与继任者进行直接交流。如果这个经理能力较差或者不愿意花精力收集信息，那就根本无法获得该地区中小企业的信息。因此，中小银行在克服中小企业的企业家风险时，比大银行更有优势。

中国在改革之前是以财政代替金融，1979年改革开始之后，政府逐渐恢复了正常的金融体系。但是，这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大企业的融资需要。因此，政府还是更倾向于发展大银行和股票市场。这种倾向一方面是出于支持国有大企业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国内舆论界和决策界因为看到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主要是大银行和证券市场，受认为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较先进的传统思路影响，所以在金融结构上也倾向于向国外学习，发展大银行和证券市场。殊不知发达国家之所以主要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处于世界前沿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和技术，企业投资、经营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大，产业、技术升级时的风险也大，当然，如果产业技术升级成功，其技术有专利保护，产品有全世界的市场，所以成功的回报也相当大。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中小金融机构包括中小银行所采取的基本上是不支持的态度。但是，各地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这些企业对中小银行的资金需求非常大，因此，各个地区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地政府都有动力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和地区性中小银行，包括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的存在和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有些时候紧一点，有些时候松一点。当政策较松的时候，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地区性的中小金融机构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目前对我国经济发展最有促进作用的金融机构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但是金融机构不管大小，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三个内在属性，就需要政府对其进行非常有效的监管才能克服各种金融弊端。这种监管不仅在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同样重要。事实上，美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最严格的。中国要改变现在这种以大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结构，代之以更适合中国产业结构现状的以中小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结构，政府就必须改变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态度，建立一个监管中小金融机构的合理的法规体系，这样才会有利于中小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经过多年的讨论和探索，在2007年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终于把发展能够给农户和地区中小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作为未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首要任务。

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实际上就是在“补课”，即原本应该在改革之初开始发展的，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没有发展起来，所以，现在要把落后的这一段时间补回来，积极发展适合目前企业和资金需求特点的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从而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

货币与财政这两种手段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时，相对而言招数非常多，但在处理通货紧缩的问题时，基本都是束手无策。例如美国在1929年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本身也是通货紧缩。当时纽约股票市场泡沫破灭，突然间所有的财富都蒸发掉了，每个人都变得很穷，很穷的结果就是消费减少，消费减少导致生产能力过剩，随后物价不断下降，投资不断减少，然后消费信心继续下降，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期间虽然有“罗斯福新政”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兴建了一些基础设施，但是后来的学者研究普遍认为，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帮助其实微乎其微，真正帮助美国在1941年走出通货紧缩的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的财政赤字可以无限大，以此才走出了通货紧缩。

“初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经济增长要快，整体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经过32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201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4428美元左右，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只有美国的5%，因此要继续注重效率，加快经济增长。至于第二层含义，何谓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指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才有望达到公平。而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兼顾科学发展观中提到的“五个统筹”，关键就在于我一再强调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

多数人只看到了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高，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技术水平又确实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力和收入水平，于是就有人希望一步登天，尽快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和技术行业，从而迅速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国情，如果落后国家采用赶超战略大规模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就没有竞争力，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效率也会非常低下，而且还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资本过度密集，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只拥有劳动力的低收入者不能正式进入就业市场，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失业和隐性失业迅速增加，并且，由于就业岗位竞争激烈，已就业的人的工资也会受到抑制。更为严重的是，这个问题还会不断恶化下去，因为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要想生存只能靠国家的保护和补贴。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行投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政府，但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就只有靠富人去投资，那么补贴的钱从哪来？只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政府税收补贴政策等）来自于那些没有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的穷人。只拥有劳动力的穷人不仅工资受到抑制，而且有限的工资还要用来补贴富人，收入差距就会加大，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凸显。在没有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农村的失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无法进入正式的就业市场，就逐渐在城市里形成了贫民窟。当然，落后国家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几个高端产业、大集团、大品牌，但是这些产业的利润也基本上要靠保护和补贴来维持，这是一种财富转移，并不是企业真正创造的剩余。绝大多数有就业能力的人本来可以去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由于缺乏资金，他们无法形成生产能力，也无法多创造剩余。因此整个社会的剩余数量都非常少，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也非常缓慢。

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开始的时候，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下，依靠投资在一定时期内拉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剩余的减少，投资的乏力，经济增长减速，就开始寻找国外资金，再维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最后，等到外债到期需要偿还的时候才发现建立的产业没有竞争力，无法创造利润来还债，于是就演变成了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还可能出现我们经常批判的所谓“坏的市场经济”，意指在赶超战略下发展的产业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对于那些能够投资于这类产业的人来说，相对于提高经营效率，他们寻求更多政府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的寻租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实行的是“二次进口替代”策略，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实质就是一种赶超。结果导致创造就业不足，财富分配不公，城市里出现大量贫民窟。在大量失业存在和社会矛盾上升的情况下，他们普遍走向了所谓的民主政治，政府为了收买选票，提出了非常诱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结果形成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交替出现。这就是拉丁美洲现在所处的困境。

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是因为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维持长达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完全违反了比较优势，建立了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人为地压低各种要素的价格，然后通过行政手段把短缺的资本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和补贴，放开了过去那些被限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不但维持了稳定，还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的快速积累，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和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升，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的来说，我认为过去提出的“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思路是有问题的，而且在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时候，对效率的定义经常是以能够发展发达国家的那些产业、形成发达国家那样的企业形态为标准，这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导致就业不足、收入差距加大等问题。此外，如果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还很有可能陷入所谓的“拉美陷阱”。因此，为了正本清源，还是应该在一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使经济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就业不断增加的过程中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的收入差距。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就有了支付能力，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也能得到根本解决。与此同时，外部性的问题交由政府来解决，这样就能避免资源过度密集和破坏自然环境的发展方式，从而实现“五个统筹”，实现和谐社会的构想。

中国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一致不看好中国。参与了苏联、东欧改革的许多哈佛大学、MIT的经济学家堪称是大师级的人物，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我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是不会给予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预期它不能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和信念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事实上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它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并为了扶持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由此而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与推行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苏联、东欧的改革，而不看好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例如，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国有化、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由于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在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

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这些并不是改革者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推动的改革措施。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由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有不少的命运和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一样。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变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归国有，一部分归非国有的股东所有，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的股份的保值和增值而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国有大股东就能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而获取企业管理改善的果实。可是这一措施推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样。开始时，以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产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因为即使由于他们的努力而使企业经营好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所以他们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一张股票一年被炒卖好几次，基本没有人长期持有股票。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股票的5%或更多，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为此，我国在1998年引进了投资基金。但引进基金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并没有减少，反而更糟，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投机而且还坐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还是由于这些上市公司并没有解决自生能力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拿了不能分红的股票等于是一张废纸，当然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企业的很多股票，但它们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不分红的股票来获利，但是，而且它们可动用的资金多，而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通过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的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于是试图在自身比较优势不具备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而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那么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那么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其发展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接踵而至，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则不达。

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能支配的资本量的增加，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最快。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因此，以最大程度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发展政策为具体目标时，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同时，由于企业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充分掌握合适的新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信息的收集和加工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而一旦各项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就会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此外，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还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来自外部的帮助。除了人力资本以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可以使用产业政策来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并为其创造必要的法律、监管体系等。最后，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可能过于冒进或保守，第一个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会为其他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外部性。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情况如何成了决定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

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既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那么，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跳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政府仍然会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造成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像我国这样以渐进的方式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创造新的资源增量，为传统部门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部门的企业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使其不会马上面临关门、破产的危险，然后创造条件解决传统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可能既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使转型有可能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方式下进行。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完成有赖于政府放弃赶超战略而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否则，政府不但难以放弃现有的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还有可能再创造出更多不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这样政府就难以从扭曲、干预市场的“拔苗助长型政府”转变为克服信息不对称、协调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因势利导型政府”。

一个国家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技术的不断发明和相应制度的一再创新。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是以工人和农民的经验为主。由于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在技术发明创新上具有优势，再加上当时中国有相对先进的市场制度和有利于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儒家哲学和科举制度，因此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市场规模大，分工相对细化，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较高，从而成为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文明。

中国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奇技淫巧”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

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渐进式的双轨制方式进行，当时许多政策一出台即遭到国际学界的普遍批评，但是中国经济却在一片非议声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成就。而恰好相反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与东欧国家根据当时国际普遍接受的理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休克疗法，结果经济却出现了崩溃和长期停滞。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国际发展机构的指导下，按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共识进行各种改革，改革后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经多方努力却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还要低，原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也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见加重。

以上经验说明了目前国际上尚缺乏可以指导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转型，使国家既快又好地实现现代化的成熟理论。

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一些简单的因果关系逻辑体系。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个国家取决于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和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一致。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通常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会科学学者才能做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以其科研成果引领社会思潮，以其教学活动培育一批又一批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解决之道的高素质人才，掌握未来发展中出现的机会，克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民族大业的复兴，并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在前现代社会（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增长的特性是人口增加，经济规模扩大，但是人均收入却基本保持不变，这种增长属于外延性的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的一个特性是人均国民收入会长期地持续地增加，当然人口数量也会有所增长。同样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形与明清或更早的古代相比完全不同。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数是9.6亿，2001年中国人口达到12.8亿，增加了3亿多。在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以人民币计算是379元。到2001年，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是7081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按照1978年不变价计算，人均收入是2255元，个人生产的实际价值和产量相对于1978年增加了将近6倍。在公元1500到1820年的300多年漫长时间中，中国的人均收入基本未发生任何改变；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仅仅20年间，人均收入就增加了6倍。这就是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显著差别

经济学中讨论收入变化与需求变化的关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收入弹性。人们对不同产品的收入弹性也是不同的。例如，对于休闲这一需求的收入弹性就非常高，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休闲的需求就会大幅上升。如果把消费产品分为农产品和工业产品，那么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就会相对较小，而工业产品的收入弹性则相对较大。如果收入增加10%，正常情况下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总需求也会增长10%，但其中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会低于10%，而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一般会超过10%。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不断下降，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品收入弹性高的产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

正是由于农业部门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会不断地下降，因而政府相对地不重视农业的发展也被视为理所应当。但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便能看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必须同时重视农业的发展。

首先，在现代经济中，农业的相对比重会下降，但是对农产品需求的总量并不会下降，原因如下：第一，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只是小于1但并不是负数，所以对农产品的需求还会增加。第二，在现代社会，从一般的情况来看，虽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在下降，但各地的人口总量还是在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也一定会不断增加。第三，收入增加以后，消费的食品结构会发生改变。通常在收入增加以后，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会减少，但对其他农产品的消费会增加。例如，人们对肉类的消费量会增加，而肉类的生产都是由粮食转化而来的。根据经验数字，粮食到肉类的转化率是一斤牛肉需要八斤粮食，一斤猪肉需要四斤粮食，一斤鸡肉需要两斤粮食。因此，虽然直接的粮食消费减少，但是间接的粮食消费会增加，粮食的总消费量依然在不断上升。

其次，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部门所雇用的劳动力比重会逐步减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动

既然随着现代经济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而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却在急剧下降，这就需要农业的技术进步发挥超凡作用。从技术变迁的速度来讲，农业的技术变迁速度一直不亚于工业的技术变迁速度。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该是农业部门，而不是在发达国家更具优势的工业部门，但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却忽视了这一点，以致在农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给经济带来重大打击，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重视发展工业的同时，也一定要重视发展农业，以及农业的技术进步。

谜题一：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不变

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经济总量保持增长的前提下，人均收入是否随之增加。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与之持平。根据哈佛学者珀金斯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600年当中，人口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是实际收入的全部，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这段历史时期就是基本保持不变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停留在了前现代的水平上，经济增长伴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技术变迁速度缓慢，人们的收入水平状况相对停滞。

回过头再来看中国人均收入长期不变的历史经济谜题，在明初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已经长期维持统一又相对封闭的封建国家，疆域内的资源条件基本上是固定的，这一时期技术变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和人均收入不变的经济规模的扩张。在上述谜题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也就是说，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福利都转化为了人口数的增加，而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贡献不大。这与现代社会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现代很多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已基本停滞，技术变迁对人均收入的增加有着极为明显的影响。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大多发生在农业部门，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则大多发生在工业部门。尽管技术变迁在两个部门都有发生，但是工业部门的技术变迁速度显然更快。技术变迁集中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就会导致不同类别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必需品主要为农产品，非必需品主要为工业产品。技术变迁会导致总的生产水平增加，因此对必需品和非必需品都会有一个正的收入效应。如果技术变迁集中于农业部门，农产品产量增加，必需品价格下降，对非必需品需求的收入效应为正，相对价格效应为负，所以以农业技术为主的技术变迁对非必需品需求的影响不大。同时，由于农产品属于必需品，必需品的收入弹性非常小，每个人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不多，但是养孩子的成本主要是作为必需品的农产品，只要农产品的价格降低，养孩子的成本就会降低。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人们对生孩子的需求不管从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来讲都是正的，其结果自然是人口增长，而非必需品和必需品的人均需求均没有太大变化。从1369年到1957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增长了1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人口增加了10倍，人均粮食产量却没有发生变化，原因就在于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以养人为主的农产品这种必需品上。这是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工业产品一般属于非必需品。在现代社会，技术变迁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导致非必需品变得相对便宜，对非必需品的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都是正的。也就是说，以工业产品为主的非必需品的技术变迁的结果必然是人均非必需品消费的增长，即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以必需品为主要成本的养孩子就变得相对昂贵，所以从相对价格效应的角度来说，对养孩子的需求就会减少。虽然技术变迁对养孩子的收入效应是正的，但如果相对价格效应比较强，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会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当进入现代社会，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时，经济增长就表现为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张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增长率则表现为先增后降。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前现代社会没有技术变迁，而在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而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并由此导致对必需品、非必需品和养孩子的相对成本变化。

谜题二：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不同作物的单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1952年农作物的单产，水稻是每亩产161公斤，小麦是49公斤，玉米是90公斤，高粱是79公斤，小米是78公斤，甘薯是126公斤。水稻的单产是小麦的3倍多。 在中国这种适合种植水稻的地区，同样的面积里粮食产量较多，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来计算，养人成本较低，养人数量较多，人口密度就会较高。欧洲适合种植小麦和发展畜牧业，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较低，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计算，养人成本较高，单位面积所能供养的人数就较少。因此，欧洲的人口密度和总量历来就比中国低，大约只有中国的一半。

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中国的人口总量为什么到明朝以后突然急剧膨胀，从几千万快速膨胀到三四亿。原因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玉米和甘薯两种新的农作物引入中国。玉米的单产比小麦高出很多，按照以上的数据，小麦的单产是49公斤，玉米是90公斤，甘薯的单产更是达到126公斤。虽然它们的单产都低于水稻，但是甘薯在几乎任何地区都能够生长，原来不能生产粮食的地区也能够生产甘薯，这相当于一种技术变迁。粮食供给增加，导致粮食价格下降，人的生存成本随之下降，所以人口就一直不断地增长下去。中国在历史上人口密度一直高于欧美国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气温适合于生产亩产更高的粮食作物，单位面积里养人的成本低，相等面积的土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所以人口密度也就居高不下。

本部分内容讨论了中国经济史上的两大谜题。首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人均收入长期没有提高，经济的增长表现为人口增长而人均收入不变的总量扩张，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变迁集中在农业，降低了养人的成本，技术变迁对于养孩子的相对价格效应和所得效应均为正，而对非必需品的所得效应为正但相对价格效应却为负，因此，技术变迁的结果就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要打破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有以非必需品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的引进，这只有在工业革命以后才会出现。 其次，中国历来人口密度高、人口总量大，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和其他一些东亚地区的特殊地理和气候条件，雨量集中在温度条件好的3—10月。这种温热条件适合于高产的水稻作物生长，因此单位面积里以粮食计价的养人成本低，人口密度高，人口总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