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完这本书觉得写得不错，那么对不起，你被带坑里了。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下，我们真不太需要市场万能以及唯西方正确的所谓“经济学家”，无论名头有多响亮，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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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23：完成初稿

读后感

这本书看到的事实是存在的，但给出的药方完全不可行，基本就是市场万能以及唯西方经济学马首是瞻，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多了，容易把大家带坑里。2016 年写的在 2022 年就被疯狂打脸，只能说格局小了。

相比之下，《置身事内》就靠谱太多了，这就是人和人的差距。

读书笔记

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有旅游和文化价值的村落会被重新开发，获得新生。人流出来，钱流进去。市场经济会引导资源流向最有回报的地方，甚至对文化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

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会“拉美化”，比如出现收入差距持续恶化和社会不稳定，直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上，是否“拉美化”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结果，在我看来，中国真正应该担心的却是另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欧洲化”，确切来说，是“欧元区化”。

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

先来说市场分割。即使在欧盟内部没有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因为欧洲国家多，语言、文字不一样，宗教、文化、饮食也存在很多差异，所以事实上欧洲内部的人口流动仍是不充分、不自由的。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就会趋同，否则人口就会持续流动。由于欧洲国家间的人口流动事实上很难做到完全自由，结果形成了国家间的人均GDP差异——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的两倍。

在这样一个存在市场分割的区域，如果实现货币统一，各个成员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如果在希腊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就无法单方面地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者本币贬值来刺激经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汇率，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以此来达到贸易的平衡。

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当各个国家的工资无法灵活地适应劳动生产率时，对欧元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结果一定是，最终的汇率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法国是偏低的，而对希腊这样的国家是偏高的，希腊会因为汇率偏高而难以刺激出口。于是相对发达的西欧国家不断增加其贸易盈余，而边缘的南欧国家则不断累积起贸易赤字，这种状况可以说自欧元诞生起就存在，至今愈演愈烈。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人口又没有充分流动起来，国家却要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

“边缘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要解决危机，就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西欧发达国家的主张是希腊应该自己作出结构调整，特别是削减政府财政开支，同时，也使希腊自己能够在结构调整中提升竞争力，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债务增长的根源。但在经济已经深陷危机的背景下，如果削减财政支出，短期内则可能会使经济更为恶化。而对于债务负担更为严重的边缘国家来说，民众也不愿意，因为这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实际利益。从长远来看，整个欧元区特别是边缘国家削减政府支出可能是对的，但这些，民众就不管了。对于其中的道理，普通民众并不一定明白，普通民众只管自己的利益，而且是短期利益，就算有一部分精英明白其中的道理，赞成结构调整的方案，在一人一票的决策制度下，结构调整的方案也不会被通过。

欧债危机触及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时，统一货币的麻烦在欧债危机中尽显无遗。当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相异时，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作出迅速反应。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却明白，统一的货币进而统一的政治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最终实现一个“大国”的规模经济。如果这个目标无法实现，最悲观的结果是，欧元区退回到西欧的“富国俱乐部”，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将半途而废。靠一个仅包括西欧富国的欧元区，欧元的国际地位也将大大下降，这对富国也没好处。道理很简单，在国际经贸体系里，人们总是愿意持有大国的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而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量也大。持有大国的货币，既可以带来国际贸易结算的方便，又可以防止经济和币值波动太大带来的风险。而对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区来说，这就意味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以及对持有欧元的国家征收铸币税。

要么救希腊，维持欧元区的统一；要么让希腊出局，欧元区萎缩。这就是欧元区的尴尬。随着西欧强国和希腊就危机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欧元区解体的尴尬似乎暂时远去了，但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却就在身边：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自由流动是必需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如果人又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如果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完全对应则引起地区间收入差距），想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难以避免。

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这也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越好。随着一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增加，该国的人口规模、民族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等也会增加，这会使该国的治理成本增加。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商业往来的交易成本甚至堪比不同国家间贸易的交易成本。因此，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事实上，即便在“二战”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全球许多国家的规模也因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发生了变化，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

虽然中国政治体制在古代有些反复，但历代王朝逐步认识到，在政治上实行集权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必须，那么，在经济上怎么办？在古代，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多采取集权制度，但是在经济上，国家太大，只能是实施分权的制度，也就是在经济事务上把权力交给皇帝那些驻守地方的亲戚、子孙或地方官。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分权的重要性。他在1950年代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而且他认为，当时苏联的体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中央计划控制得太死，通过中央机构向下纵向管理的“条条”制度，什么权力都收到中央。他认为，中国要放一定的权力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所以，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去跟苏联比，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还是比较分权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权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甚至将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都交给地方了。

在“发展”的意义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化，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中国也仍然需要20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城市里的第二、三产业，不断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地创造就业岗位，那么，未来大量农村人口持续进城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对于发展教育城市也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必然走向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乡间收入差距必将缩小。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如果中国想长期发挥大国优势，避免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移民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更是“国家发展战略”。

自由移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卓玛”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乡的“卓玛”们可以继续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获将大幅度提高。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扣除物价差异、流动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后），不同地方的人口规模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发达国家的景象。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有的地方采松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企业和人就走了，这就意味着，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效率而言，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基础上的“用脚投票”机制特别重要，这可以对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欧盟的目标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的繁荣。但这里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收敛是需要时间的。从长期来说，有理由相信，欧盟内部的平衡发展可以通过人口流动来解决。问题是，欧盟内部虽然在制度上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但实际上各国间却有语言、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移民难以完全自由。于是，在短期里，欧盟扩张的结果就是，随着相对收入较低的边缘国家的加入，如果把包括新成员国的“新欧盟”与扩张之前的“老欧盟”相比，新欧盟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反而更大了。东扩之后的“新欧盟”内部发展差距大，这不是欧盟东扩的错，而是因为欧盟不是美国，在欧盟内部不能做到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

在中国，地理与政治是一对矛盾，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地方间的政治逻辑却使得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从而阻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成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欠发达国家的前景的确黯淡。在国家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的唯一途径就是参与全球化，实现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不是穷吗？那么，就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卖到发达国家去，让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无利可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结果，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而致富，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被替代。

在中国，我们可以用煽情的语言来告诉国人，我们挣的钱是“微笑曲线”中间的低端部分，研发和销售这两头都很挣钱，而这两头都在发达国家。可是，挣辛苦钱有什么错吗？这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能做的。要知道，中国恰恰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得益者，对此，看看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知道了。而且，还要知道，中国恰恰是通过走一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道路，积累了大量的资本，逐渐推进了产业升级。今天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向高端爬升的速度非常快。

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贫困，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如何减少贫困？是靠经济发展还是靠政府将大量经济资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在中国，贫困减少主要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收入水平提高，贫困就减少了。那么，政府通过转移资源的方式来开展的扶贫政策有没有起到作用呢？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财政补贴和资源转移式的扶贫，收效不大。15既然减少贫困主要靠经济发展，那么，经济发展主要靠城市还是农村？换言之，是应该主要通过发展城市来减少农村贫困，还是应该主要通过发展农村来减少农村贫困呢？

先说土地。土地在自然属性上是不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可以流动的，我一直主张，建设用地指标要跨区域配置，现在在实践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可跨地区流转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农民已经到沿海来打工，全家都来了——注意我说的是全家都来了，而且是自愿的——这时，他家里的住宅空了，没有用了，那是不是可以允许他把老家的宅基地复耕成农业用地，与此同时，允许他把这个宅基地对应面积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带到他工作的城市去，允许这个“人口流入地”把郊区的农地变成工商业和住宅用地？在这个过程中，土地没有动，但是建设用地的指标和使用权动了，它使得人口流入地的农业用地可以变成工商业和住宅用地。诺贝尔奖得主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初始的产权界定给谁不重要，只要有市场机制，就可以通过交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权）的交易中，关键是要以农民在城市里有就业和社会保障为前提，并且要基于自愿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这就不会剥夺农民的利益了。此外，人口流出地的一些以乡镇企业或工业园形式存在的建设用地，其对应的指标也应该可以实现跨地区的流转，这样，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就可以极大地得以提高。

城市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问题，而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本质上是不同的居民或企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如何选择居住或生产地点的问题。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的理性决策都是在一个行为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之间进行权衡，尽管城市化过程可能会带来诸如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成本，但是也会带来收益。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效率会更高，生产率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正如前面所说，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三个方面的效应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并转化为劳动力自己收入的增加。在大城市收入会高一点，消费品的多样性会多一点，生活更丰富。比如说在上海可以方便地看各种展览，还可以欣赏音乐会和歌剧，但到了一个小城市可能要看一场文艺电影都很困难。

统一的大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方向是由市场的价格机制决定的。

在一个大国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不仅是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充分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恰恰因为这一点，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写进宪法。以此为目标，任何短期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都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应急方案，而不是终极目标。

不要小看了地方政府这只“扭曲之手”。在追求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地方政府往往压低土地价格，加上税收和服务等各种优惠，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更干脆的做法是，直接在招商引资的时候设置规模准入标准。我曾经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关键词进行网站搜索，在前100个结果里，明确规定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规模挂钩的就有86个。地方政府还会制定重点产业目录，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优先的招商引资对象。

劳动力流动的第一动力总是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但这是相对于他们在农村的收入和工作的。由于技能相对较低，也缺乏在城市里的关系网络，进城之后，农民工从事的往往是那些更脏、更辛苦、更危险的工作。这个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如果既要维护户籍带来的特权，又要通过行政力量来控制人口，这样的矛盾是永远得不到化解的。正如我反复说的那样，当遇到人口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其供给的矛盾的时候，一方面要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来缓解矛盾，而不应该通过限制人口的流入来回避问题；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减少户籍和公共服务之间的挂钩程度。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应该明白，人民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产生的需求，除非给社会带来了危害，否则，需求是错不到哪里去的，当供给出现短缺的时候，要多想如何去适应需求，增加供给，做“供给侧改革”。

不能认为自由移民是造成贫民窟现象的原因，相反，如果用歧视性的政策来加大农村居民的进城成本，反而会使问题更严重。一方面，即使存在歧视性政策，农村居民只要觉得城市生活比家乡更好，他仍然会进城；另一方面，如果进城后不能有平等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则一部分移民更容易变成城市贫民。因此，避免城市出现贫民窟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城市发展源源不断地为进城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并且为其提供适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建立在国家间竞争的基础上，而本质上，国家间竞争其实就是以少数大都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的竞争。从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有两个因素对于国家的竞争力特别重要，一个是技术创新能力，另一个是市场规模。前者必须依赖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较大的市场规模则可以分摊创新的固定投入，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使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在普通消费品（如数码产品）上，市场规模可以借助国际贸易来拓展，但对于发展某些战略性产业（如航空航天产业、高铁及大飞机产业）和国际可贸易性较差的产业（如文化产业），则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非常重要。

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但改革却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局的和长期的利益与局部的和短期的利益存在矛盾。

中国改革必须凝聚共识，在尊重个体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强调“公共利益”。在改革的战略上，必须突破改革是“分蛋糕”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要看到改革本身是一个“做大蛋糕”的“正和博弈”。这样，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能够让大多数人受益，即使对于少数在改革过程中受损的个体和地区，也可以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通过再分配机制进行合理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