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任何一本书首先想弄懂它的意思，这个“弄懂书的本意”的过程就是“阐释”。可是，有的人却另辟蹊径，总是想解读原书没有的意思，甚至以这本书为幌子来发展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了“过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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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25：完成初稿

读后感

最开始看这本书很容易看不下去，因为哲学类的书籍对我来说还是兴趣度不够。但是看完这个系列另外两本之后（军事、财政），发现哲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有意思，于是就非常酣畅淋漓地看完了这本书。简单来说，漫长的中国哲学史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任何时代都最为宝贵的一种精神。

读书笔记

在两千多年前，为了研究答案，西汉王朝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才终于创造了“天选”的思想，将皇帝与天等同起来，利用教育的垄断性，将这一套无法验证的信仰灌输给整个社会。本书研究的，就是这场运动如何发生，又如何将中国哲学固定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上，以及人们如何挣扎，又如何回归到惯性之中的。

刘邦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是天生的皇帝，不容推翻，也不容反抗。哪怕所有的人民都反对它，它仍然是合法的。

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为了寻找这个哲学基础，汉代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开国功臣的陆续死亡，一个没有任何战功的懵懂少年依靠血统当上了皇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不要着急，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了他们的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基础的构造。

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不仅彻底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还由于它是信仰而非思辨，对社会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束缚，让中国人在两千余年的时间内，丧失了利用逻辑去验证事实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确是太成功了。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被边缘化的叔孙通突然求见汉高祖刘邦。此刻西楚霸王项羽已经被彻底击败，自刎于乌江。刘邦在定陶称了皇帝。本来应该是一派祥和景象，总是添乱子的叔孙通又有什么事要求见刘邦呢？原来，他发现了刘邦体制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是：没有人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朝贺完毕，还有法酒礼，大臣们在殿上挨个儿给皇帝行礼祝酒，祝酒的次数也有规定。如果谁的动作没有跟上出了差错，立刻会被现场执法的人给请出去以示羞辱。事实证明，刘邦担心他的文盲下属不能行礼是白担心，实际上，文盲们更容易行礼，他们不会像文人一样问为什么，只懂得照着做。在依样画葫芦的过程中，文盲们突然间领悟了皇帝不是哥们，是主子，不是人，而是神的道理。在一片森然之中，刘邦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威严。从此以后，他们必须习惯皇帝的高高在上，也必须习惯对着皇帝磕头作揖，并随时战战兢兢。

当韩信等人以赫赫战功而青史留名时，叔孙通就以这次古怪的仪式而登上舞台，并受到了重用，当上了太子太傅。等刘邦死后，作为老臣的叔孙通更是倚老卖老，他不再是跟随秦始皇、秦二世、项羽的战战兢兢的小人物，而是不断地以礼法的名义干预国政，成了汉代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

在现代，人们谈起秦的统一，常常归结为：统一是浩浩荡荡的历史趋势，是人心所向，人们盼望着统一与和平。但这只是一种历史机械论的陈词滥调。在当时的人看来，秦朝的统一并没有带来一种成功的新模式，而是失败了。

秦朝统一后，试图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内建立集权制度，设立郡县制，由中央派遣的官员直接管理。但秦的集权却是过度的，严格限制了民间社会的发展，将过多的资源抽取到了官僚机器中，供皇帝支配。而连绵的巨大工程和战争也让人们看不到和平的希望。结果只过了十五年，这个庞大的怪胎就在社会的反抗中分崩离析。秦朝崩溃后，人们想到的首先不是建立另一个统一的集权怪胎，而是回归到旧有的多国模式之中。项羽主导的分封诸侯，就是为了根据中国的山川地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起众多的国家，让诸侯们分别治理。

只有这时，才能理解人心为什么如此重要。当所有的人都不信任这个制度时，所形成的合力很可能会摧毁它。当一个平民当上皇帝时，所有的人都会问凭什么。只有将皇帝树立成神，当作天赐的，才能避免那些普通人的野心。

叔孙通采取了最简单的做法，试图用一系列复杂的礼仪凸显皇帝的威严，并将人们固定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不让他们反抗。但出身于小混混的刘邦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包装，人们还是认为他不够神圣，没有起到最终的固定作用，反而让人们更加担心和不信任。叔孙通的努力失败了，但是，怎样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皇帝呢？

汉高祖刘邦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从秦代开始，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帝国维持了两千年。可在建立之初，人们会问：为什么皇帝就能将整个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据为己有？他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他是皇帝，而不能换成别人？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开国君主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开国君主最初只是生活在前朝的普通人，只是因缘际会得到了天下，对他知根知底的人不在少数。成为皇帝后，要想证明他理应当皇帝，就必须神化他，但那些熟人却不屑于他装神弄鬼，到底该怎么说服大家他就是皇帝的不二人选？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也在这里，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并产生了诸多的流派。而中国哲学首先是依附于政治的，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只有统治问题得到解答后，才会将哲学延伸到其他领域，产生出新的方向。

《新语》翻来覆去说了十二篇，核心观念可以概括为：

• 第一，从宇宙论入手，叙述了宇宙的发展过程，然后到人类的发展过程，再到历代圣人的功劳。他认为圣人是根据宇宙的规律来治理国家的，所以达到了良好的效果。陆贾的这个体系参考了先秦时期阴阳学家的成果。
• 第二，所谓宇宙发展规律，就是“仁义”。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行仁义。陆贾此时的理论体系来自孟子的理论，孟子理论的核心，就是“仁”。
• 第三，皇帝如何才能做到仁义呢？答案是：所谓仁义，就是要“无为而治”。只要保持内部的和平，民间自己就会发展，皇帝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享受“无为”的成果就可以了。无为的思想来自道家，所以，陆贾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是道家的，与当时的黄老之术合拍。

陆贾理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宇宙论。这套观念暗含了后来董仲舒创造的“天人合一”理论。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人类社会是另一个小型的宇宙，宇宙的规律也是社会的规律，所以，要治理好人间，就要符合天道。不过陆贾还没有明确说皇帝就是老天爷派来治理人世的，他只是暗示，皇帝之所以脱颖而出，在于他按照天道来治理人民。

这套天人合一的理论虽然还比较原始，但到了后来，被后人进一步发挥，就把皇帝神化成天子，并把某人当皇帝说成是天道了。这样，皇帝就从小瘪三变成了老天爷派来的，是不可反抗的。一旦皇帝成了天子，人们也就没有资格去质疑他凭什么当皇帝了。陆贾之后，另一位年轻人继续发展了他的理论。这位年轻人就是汉文帝时期的贾谊。

董仲舒对儒教的改造，是将阴阳学说杂入了儒家学说，提倡“天人合一”，试图利用儒教解释从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他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按照“天人合一”理论，人类社会的规律与老天爷的运行规律是合一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遵从于老天爷的意志。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选定的，是不容置疑的，必须无条件服从。既然老天爷选择了刘氏作为天子，那么所有对皇帝的反抗就是非法的。通过这种方式，董仲舒就解决了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的问题。

西汉时期的大学问家刘向将当时比较大的学问分成了十家，分别是儒、墨、道、法、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这就是“诸子十家”。这所谓十家，其实是十个学科，每一个研究的侧重点都不相同。比如

•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研究的是伦理学和历史学，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属于现代的文科范畴，当弟子询问的问题超出了这个范畴，他就不做解答了。最典型的是“未知生，焉知死” “子不语怪力乱神” ，对于人死这种接近于自然的现象不去考虑，只是考虑人们活着时候的伦理问题。
• 老子所代表的道家鼓吹的是哲学，却对具体的社会、自然一概不感兴趣，也不做研究。
• 墨子代表的墨家研究的是工程技术，同时发展了一定的数学、逻辑学和物理学，他虽然也对社会学感兴趣，但世界观带着浓重的工程师味道，显得有些幼稚，带着社会主义色彩。
• 管子、韩非子等人更关注的是政治学和法学，对于伦理学、科学一概不感兴趣。
• 苏秦、张仪代表的纵横家，则是纯粹的外交学。
• 至于邹衍等阴阳家，则试图构建一套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文学，进而演化成为自然科学。五行家对自然的解释由于基于阴阳五行，现在看来有些荒谬，但在当时却被当作最先进的科学看待。

孔子的学问以伦理和历史为主，强调“礼”，他为了说明为什么人类社会需要礼，又引入了另两个概念——“义”和“仁”，认为之所以人类需要严格的礼仪制度，是因为这符合“义”，要想达到“义”，就必须遵守这些礼仪制度，而遵守礼仪的行为就是“仁”。

到了孟子时期，将孔子的儒家做了发展，他更强调“仁”，将仁慈作为社会构建的基础，但他的“仁”已经和孔子的“仁”不一样了。孟子的“仁”可以认为是“善良”，君王只有仁慈，才能成为圣君；人民只有仁慈，才能达到世界和谐。孟子对于“礼”已经不大关注，只强调“仁”，导致他的儒家已经有了道家的味道。

孟子和孔子一样，也不曾过多关注社会之外的事务，自然科学、天文地理、苍天鬼神之类，都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既不评价，也尽量不参与讨论。

到了董仲舒创立儒教时期，他已经不满足于儒家只研究社会伦理这个狭窄的领域了，而是要突破出去，研究从天文、自然，到伦理、社会的一切问题。他的目标是写一本汉代的百科全书，或者说，将诸子十家的学问都包含在一本书里，形成一本系统的汉代科学著作，同时也是社会著作，从这本书既可以理解社会发展的秘密，也可以理解科学发展的情况。

• 东汉时期，刘秀承认了汉是火德，色尚赤。到了曹魏，由于又是和平禅让，所以曹魏又成了土德，色尚黄。而刘备认为自己是汉家正统，选择了火德和红色。孙权认为要想克曹魏的土德，必须选择木德（木克土）和青色。
• 晋朝是金德和白色。南朝宋是水德和黑色，南朝齐和梁是木德和青色，南朝陈是火德和红色。北周是木德和青色，隋朝是火德和红色。唐朝是土德和黄色。
• 五代梁是金德和白色，五代唐是土德和黄色，五代晋是金德和白色，五代汉是水德和黑色，五代周是木德和青色。
• 宋朝是火德和红色。辽代是水德和黑色。金代是土德和黄色。明朝是火德和红色。
• 可见，易服色理论直到明代还有市场。

从文字的优美和简练上，以及它的文学价值，董仲舒的书连与《淮南子》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是汉代道家思想以及学术综合的代表性著作。西汉哲学经过了汉初数十年的沉淀，最终汇集成了这本书。但遗憾的是，《淮南子》出现时，汉代的学术自由已经接近尾声，由于道家无法解决皇帝的身份危机，反而继续制造危机，质疑皇帝的权威，导致这本汉代哲学的高峰著作必然遭受夭折的命运。

道家提倡的小政府思想到武帝时期，就在中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儒教提倡的有为政府、大政府，认定民间无法自由发展，只有在皇帝的管理下，才能获得发展。儒教的大政府思想控制了中国两千年，直到现在，人们还普遍认为人是需要管理的，而管理权属于官家。中国人在做事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政府担任救助者的角色，但实际上，它所担任的角色有时会变成掠夺者。这一点，可以视为董仲舒宗教化最成功的所在。

儒教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还反映在对谶纬、灾异、祥瑞的态度上。汉代的人们相信天人合一，认为老天爷会通过一定的灾异或者祥瑞来彰显自己的意志，或者通过书籍上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来预示未来，汉代成了荒诞不经预言的大本营。由于不准研究儒教之外的其他学问，善于斗争的他们在儒教内部分立了许多派别，构成了多家学术门阀。门阀的弟子们互相诋毁，又各自吹捧，还共同防止自己的官方资源被局外人所抢夺。西汉中后期，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科学，都无法再取得进步，就和这些学术门阀控制了官员的晋升渠道有关。今天的某些学术机构中门阀并立，不做真实研究，却发明理论维稳民间。他们没有想到，在西汉时代，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并导致了一代帝国的死气沉沉，走入歧途。

公孙弘认为，为了提高人们的教化，惩善扬恶，必须将读书与人们的官运结合起来，有意识去培养民间聪明的孩子读书，等他们学成之后，再提拔到官僚岗位之中，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的提议开创了中国中央集权帝国的教育先河，也将儒教成功地灌输进社会的骨髓之中。在汉初，官员大都是跟随皇帝打天下的人，以及功臣的后代，还有一部分来自皇帝和诸侯们的宠臣。这时，政府与民间缺乏必要的孔道，无法让民间的优秀分子进入政府。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政府的圈子化和固化，与民间分离，引起巨大的民怨。公孙弘提议开办官方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解决阶层固化的好办法。但是，他的方法同时也是控制社会思维的好方法，只要控制了学者们的教学内容，就可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当读书人当官之后，会将他所学的东西再灌输给全社会。而年轻人知道学什么才能当官后，对其他的内容也不再感兴趣了，整个社会也就进入了思想格式化的状态。

随着太学机构的扩大以及中央官僚儒教化，五经博士们的门派之争也日益激烈化。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背后都对应着巨大的利益。一旦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成了五经博士，就由政府来帮助他招学生、养学生，并让他的学生当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学术门阀。现在，某些高校的教师不是把自己当教书匠，而是认为自己是官员。他们的弟子早已经成了高官，而自己也是政府的顾问，手中的资源随时可以变现，那所谓的学术早已经不再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想到了当年的西汉。

与死板的世俗法司法条文比起来，《春秋》充满了模糊性，这就给了皇帝巨大的便利。张汤在决狱时，常常会请示皇帝的意思，根据皇帝的喜好再查找经书，制定新的判例。这就使得《春秋》变成了与《古兰经》一样的东西，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了。当经书作为法律使用时，一个宗教正式形成，并深深地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春秋》被引入作为审判的依据后，接下来被引入的是其他经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礼记》。在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国家是以宗族的方式来构建，而人们的关系也是靠宗族来调节，秦朝为了废除周代的宗法制度，专门引入了世俗法典，将中国社会拉出了宗教化氛围。到了武帝之后，随着儒教的回归和五经的法律化，秦朝创造的成果被毁于一旦，中国也重新回到了两千年的宗法统治之中。

从汉武帝开始，人们也突然发现，当官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即便位高权重，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比如在汉代后期的丞相中，有许多人就是被皇帝胁迫着自杀而死。至于其他小官，更是难保自己的命运。到最后，为了避免自己倒霉，大臣们也纷纷制造谶纬来规劝皇帝。如果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暴政，必然会被皇帝杀死，但如果借助天灾，向皇帝暗示，由于人间政治出了问题，引起了老天爷的愤怒，就有可能让皇帝在不迁怒于大臣的情况下收敛一点。汉武帝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编造儒教神话逼迫其他人相信，但到了他的子孙，就已经掉入儒教神话中无法自拔了。董仲舒的理论框架碰到了汉代的现实政治，共同创造了汉代越来越变味的学术氛围。在这种变味的学术之下，许多书籍被伪造了出来，每本书都说是周公、孔子写的，但内容却荒诞不经，充满了预言、暗示和神化，这些书籍被称为谶纬书籍。

谶纬的出现，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在战国时期，由于政治并没有给学术研究设定范围，人们思维大开发，结果产生了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可是，一旦政府给学术规定了范围，告诉人们只能在某一个领域内思考，不得越界，那么，必然产生学术的退化。当人们不能思考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利用他的思维，在有限的范围内胡编乱造，汉代的谶纬就是这样胡编乱造的结果。在思想束缚下和谶纬横行之下，汉武帝之后的汉代学术一直停滞不前，除了语言铺张却言之无物的汉赋之外，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现代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写过一本书《阐释与过度阐释》，其中提到，人们对于任何一本书首先想弄懂它的意思，这个“弄懂书的本意”的过程就是“阐释”。可是，有的人却另辟蹊径，总是想解读原书没有的意思，甚至以这本书为幌子来发展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了“过度阐释”。但在现实中，往往这种过度阐释受到人们追捧，被认为是有学问的表现，而实事求是的阐释反而被看不起。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是阐释的最好例子，作者左丘明以丰富的史实让春秋从一本看不懂的书变成了能看懂的书。而《谷梁传》位于中间，谷梁赤的学术功底比左丘明差了很多，他的书也含含混混。《公羊传》则是过度阐释的最佳范例，作者学术功底同样不高，却随意地将《春秋》解读为自己的人生观。 但在西汉，三传受到的待遇也恰好符合了艾柯的说法，过度阐释的《公羊传》是最受追捧的，而实事求是的《左传》则除了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再重视。

西汉时期的皇家博士和学术之所以迅速过时，还在于又从外部传来了惊人的消息。他们的学术要遭受一次考古学的巨大冲击：根据西汉时期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市面上流传的六经课本都是假的，而孔子时期教学用的真课本正在被“考古学家”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他们把新发现的经文称为“古文经”，而将学阀们用的“假课本”叫作“今文经”。汉代进入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纷争时期。

汉代官方所用的版本中，《易经》《诗经》争议较小、本子较全，而其余的都只是残卷。由于当时找不到更好的版本，这些带着错误与偏见的本子就逐渐被树立成了万世不易的标准著作。

放在现在，一本书经过流传出现讹误是正常现象，但在汉代，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学者们对五经的文本进行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深信每一个字都包含了宇宙的绝对真理。欧洲原教旨主义者对《圣经》虔诚无比，认为《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流传下来的，不可更动，汉代的学者们对于五经的态度，就和这些欧洲人是一样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使用的版本有错误，会被他们当作无稽之谈予以指责。

这次刘歆以他的官运和身家性命为赌注，希望打破整个知识阶层对于现实的无知和对于利益的贪婪，但最终却失败了。他仿佛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城堡，这个城堡由于盘根错节着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已经不容许新的思想进入了。他不知道的是，一旦一个社会把一种思想树立成指导思想，由于路径依赖，就只能在这个思想的前提下腾挪，不可能再推倒重来。也许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不再相信这些理论，但是，又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去击碎理论本身，因为那会毁掉整个系统。于是，人们只能装模作样继续做着无用的研究。在汉代，人们只能顺着天人合一、谶纬、灾异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等待着这个系统的崩溃。虽然最终的胜负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但光武帝对于谶纬的信奉，使得东汉继续顶着最迷信朝代的称号。

于是，从董仲舒发端的天人合一理论，虽然成功地抵御了古文经学的攻击，却最终变成了符谶的大杂烩，东汉的学者中充斥着各类迷信色彩，人人口言灾异，四处比附，至于真正的学问，却并不在他们的脑子里。从汉武帝开始的哲学系统已经成了严重拖累中国学术发展的紧箍咒。

皇帝禁止文人集团参与政治之后，为了解决官僚不足的情况，试图绕过原有的学术架构，另立学校，培养人才供应朝廷。但由于学术能力不足，无法填补官僚真空。文人集团脱离政治后，也导致了一批“闲云野鹤”的出现，他们开始思考汉代哲学的问题，从而启动了对于玄学的探索。

窦武、陈蕃死后，宦官们开始制造“党锢”，将他们的同党一网打尽，杀害的杀害，剩下的禁止为官。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使得几乎整个知识圈都被禁绝。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给文人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除了被禁止当官之外，也发现了所谓的文人是多么脆弱，他们所相信的原则在暴力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在反思声中，东汉的哲学体系走向了崩溃。但是，党锢之祸的发生又是一种必然，即便没有这次灾难，东汉已经失控的文人圈也必然导致另一次祸患，从这个角度说，东汉的哲学体系之所以崩溃，又可以理解为是它内部的原因。

与西汉的酷烈相比，在历史上不声不响的东汉却是文人的白银时代。皇帝对文人更宽容，也较少对他们进行直接的迫害。但文人生活悠闲的同时，权力却比西汉时期下降了。西汉大儒可以升任宰相，东汉的权力更多地被分给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由一些大家族把持，文人虽然受到了皇帝的优待，但权力却是减少的。结果，东汉的读书人形成了不同于西汉的习惯：他们生活悠闲，喜欢拉帮结派，评论政事，却缺乏实际的政务经验。

在集结小团伙上，东汉人的群聚性可以让后世各朝代都甘拜下风。除了皇帝制造了三万人的太学供读书人交游之外，各地的地方学校以及私学都极其发达，私下里开门授徒的学者不下万人，而每个人的学生也都很多。

汉代哲学讲究的是灌输和盲从，不要求学者们去追问为什么，只是将“天人合一”的理论灌输给他们，要求他们必须相信。魏晋哲学的本质却是思辨，要求人们从“什么都不相信”出发，用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去寻求应该相信什么。

所谓玄学，是一种质疑精神，一种方法论，对五花八门的现象提出质疑、辩论，恢复人的思考能力，这种态度就是玄学。玄学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思辨的逻辑去分析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这个特点让玄学成了打破旧有观念的最好武器。当你看到有的人品格很高，但才能很低，有的人满肚子坏水却很有能力，突然想到，这和圣人教导的“人的天赋与道德是统一的”不是矛盾了吗？于是经过思考，提出了人的“才干”和“品德”是分离的。这个理论虽然小，但你思考的过程其实就是玄学。

当你思考万物的背后有什么，是不是老天爷，最后得出结论，不是老天爷，而是“无”或者“空”，有点儿类似于大爆炸理论的奇点，这样的思考也属于玄学。当你读到孔子不喜欢郑国和卫国的音乐，说它们是“淫声”，你提出质疑：声音还有什么好坏！然后论证这个质疑，得出结论：声音没有悲哀和欢乐。这个论证过程就是玄学。当你思考“语言到底能不能把客观世界全都表达出来”，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论证，这就是玄学。玄学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思辨的逻辑去分析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这个特点让玄学成了打破旧有观念的最好武器。

通过这九种征候，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优劣了。一一对应九个指标，如果人能做到平澹、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就是最高境界，是纯粹的德行。如果无法全部达标，只有一部分合格，就是所谓偏杂型人才。

根据一个人能达到多少指标，又可以把人分成五类。

• 第一类是所有标准都达到的，这样的人有个名字，叫作中庸，也叫作圣人。
• 第二类是这些标准都几乎达到了，但又差这么一点儿，这种人叫作德行，或者大雅。
• 第三类是至少有一类标准达到了，其他的没达到，但也没有违反，这种人叫作偏才，也叫小雅。
• 第四类是都没有达到，但有一征似乎还算可以，这种人叫依似，也叫乱德。
• 第五类是有的达到了，但有的又彻底违反了，这种人叫无恒，也叫间杂。

但作者对于偏才也并没有歧视，他总结了十二种偏才，分别是：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辨、雄杰。这些偏才虽然不能成为圣人，但都有作为人臣的潜质，所以，要有圣人来学会利用他们。

通过这种框架，刘劭就完成了自己的伯乐术。之后的人们虽然在理论上大同小异，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相信人才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魏晋时期也就成了一个品评人物的高峰时期

但是，九品中正制实行了没多久就失败了，原因在于，人才实在太难量化了，也许这个人在甲看来是上中等，也就是第二等，而在另一个人看来，只不过是下中等，倒数第二等，所以最终选拔的人才仍然都是亲朋好友的后代。虽然朝廷选拔人才失败了，但在私人和民间，品评人物的做法仍然非常普遍，他们不需要进行量化，只是给一个评价就足够了。

就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轻浮子，发现了通往新哲学圣殿的道路。与汉代经学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玄学是多么的思辨。经学创造了一个体系，却不允许人们怀疑，到了玄学时，人们却突然发现，经学体系中原来有这么多漏洞，每一个概念如果细细追究，都经不起推敲。玄学就是要对这些概念进行一一考究，重新确定根本性的问题，重新解释世界。

在这一番重构中，汉代的“天人合一”就变成了玄学的“一切都是无”。但不幸的是，由于开创玄学的人太年轻太轻浮，当他们找到了道路之后，却无法将思辨精神贯彻到底。玄学比起汉儒来是进步多了，但是与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比起来，它又过于浅薄了。它过于倚重于“无”这个概念，却缺乏更深厚的内涵，而很快地转向玄谈和辩论这个方向上。

在文学里，最简单的作品是玄幻作品，作者不用对社会现实有任何的了解，在脑子里转一转，就可以天马行空地做任何想象。玄学的发展如同是玄幻作品，人们不再需要钻研学问，只需要坐在椅子上喝着茶，就可以云里雾里地构造什么是无，无如何生有了。它的简单性让它很快风行天下，但它缺乏深度，又让它在一阵风掠过之后，形不成更实用的成果。

嵇康和阮籍的思想也由此达到了中国文人的反叛极致。在之前和之后，中国也有数次对政治不满的思想反抗运动，但除了嵇、阮之外，文人们虽然对政治不满，却并不否认有一种理想的名教系统，只是现在的统治者做得不够好而已。只有嵇、阮认定，名教本身就是与大道相矛盾的，如果要追求大道，就必须放弃名教本身，去追求心灵和思想的彻底解放。其他人也有游山玩水不问政治的，但他们大都采取犬儒主义态度，比如陶渊明。但嵇康却是以完全敌视的态度来对待政治，采取了极端的否定态度。

如果用现代的观点进行评价，《声无哀乐》和《言尽意论》代表了魏晋时期思辨玄学的最高成就，特别是《言尽意》，已经接近了西方哲学的热门题目之一：概念与事物的对应关系，这是唯名论与唯理论的争执焦点。

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之声，和人类没有必然的关系，自然声音的发出不是为了取悦人类，也不是为了惩罚人类，所以，音乐本身是没有喜怒哀乐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听了声音之后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呢？这是因为，人本身就已经有了情绪，只是当听到音乐后，借助音乐而激发了出来。由于每个人心情的不同，听见同样的音乐，有的人会高兴，有的人会悲伤，这就是明证。嵇康的《声无哀乐》实际上打破了汉代的宗教教条，将音乐重新放回了欣赏的角度，不再带有任何的功利色彩。他本人也因为对乐理的理解，成了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

《言尽意论》则是针对魏晋时期人们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牵扯到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即便现代人也会有这样的体会：相对于自己丰富的感情而言，语言总是不够用的。不管是男孩子想赞美女孩子，还是作家想描绘一个丰富的场景，都会感到语言的贫乏，突然间不知道该写什么、说什么。那么，语言是否能够把自然、社会或者感情百分之百描绘出来呢？有的人认为做不到，这就是“言不尽意”；另一些人认为做得到，这就是“言尽意”。到底哪一种更正确？

如果再升华一点，语言问题其实是人类认知过程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类如何从客观世界获得认知？又如何把这些认知组织成语言？再通过文字记录语言，将认知变成知识传授给没有这类认知的其他人？这些都是西方哲学所研究的重大主题，在魏晋时期，这些主题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玄学之中。嵇康死后，玄学的思辨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由于无法再像汉代一样靠灌输让人相信，有人试图从逻辑上做文章，证明政治的必然性。

裴提出的“崇有论”表面上是驳斥“贵无论”，实际上却是想唤起人们对于政治的热情，重新回归到功名利禄的轨道上，但裴本人却死于政治。向秀和郭象提出的“独化论”，想将功名和自然重新统一起来，是一种和稀泥的理论。但西晋和平时代的过去，让统一成为不可能。乱世时期，嬉皮士们最终没有找到名教，却倒向了享乐主义的怀抱。玄学退化成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理论依据，进入了尾声阶段。它的逻辑主义倾向，也被更加思辨的佛教所取代。西晋王朝的崩溃，意味着玄学理论的创造活力最终消失了。人们疲于奔命时，不再考虑思辨性的玄学问题，而和平恢复之后，佛教已经逐渐取代了玄学，继续思辨性的游戏。

事实证明，晋武帝的改革完全以失败而告终。不管是军事上，还是经济、文化上，改革措施要么不到位，要么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不仅没有加强皇帝统治，反而摧毁了帝国。

• 对帝国影响最大的是军事改革。晋武帝设立了许多司马氏的诸侯王，又授予他们兵权，本来是想让他们帮助控制全国的，但司马氏的诸侯们热衷于争权夺利，在晋武帝死后不久，就发动了八王之乱。八个诸侯王互相仇杀、控制朝政，让中央政府彻底瘫痪，也给了北方蛮族的刘渊、石勒以机会。他们起兵叛乱，推翻了西晋。郡县裁兵的措施又让西晋缺少足够的兵源对付蛮族的反抗。
• 经济改革也在士族的阳奉阴违中失效，没有土地的人照样没有土地，大土地主照样拥有着大量的土地。
• 文化改革同样没有效果，裴等人试图建立另一套理论来取代王弼、嵇康等人建立的脱离世俗、尊崇自然的风气，把人们引回到名教中来。但是，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却告诉人们，在名教中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教一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作为哲学的道家是一个出世、崇尚自然和简朴的学派，但作为宗教的道教却是一个极其世俗化，与政权关系密切的宗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就由道教提供，是位于陕西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著名的天师道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在对世俗政权的崇拜和利用上，道教和儒教是等同的。它不仅不反对人间统治，还总是试图加入它。道教与儒教的不同，更多表现在对于丹药和修炼的痴迷，符咒、仙药、修炼、阴阳、五行成了道教的特征，持续到现在仍然是这一套。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是一个比玄学更加思辨的体系，在玄学衰落之后，继承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力量。

印度早期的上座部佛教，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四谛”，即“集、苦、灭、道”四种真理。人类在轮回中承受着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跳出轮回，即灭谛。道谛，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

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将上座部求解脱、跳出轮回的目的称作“解脱道”，也就是只注重自己脱离苦海。大乘佛教同时提出“菩提道”，即帮助众人共同脱离苦海。所谓菩提道，就是成为佛陀那样的“佛”，是更高级的解脱。

所谓道家，是指一个学术流派，这个流派以《老子》、《庄子》（以及后来的《列子》）为经典进行学术探讨。但是，他们的学术并不与政治和社会直接挂钩，最多只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所谓道教，则依托于一个社会化的组织，设计了一套“万有理论”。这个组织是带有强迫性的，对人身设定了一系列的准则，要求信徒们必须执行。同时，这套“万有理论”也是无所不包的，希望能够指导人们从生下来到死亡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管是生病，还是养生，或是参与社会活动，都在它的指导范围之内。这也是一个宗教与普通思潮的区别，一个思潮只是探讨，不具有强迫性，一旦一个思想与政权相结合，要求人们必须以某某主义为指导来生活，那它就变成了一种宗教。

人们普遍认为，道教的产生是对儒教的一种反抗，但实际上，道教是依托于儒教才产生的。在汉代随着儒教深入到人们思想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新教派也必然是儒教的变种，这时出现的道教也不例外。

公元前6世纪的一天，一位印度的王子（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Gotama Siddhattha）离开了王宫，去寻找心中的“道”。在他的前半生，他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王子生活，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但在二十九岁那年，一次出行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路上看到了人的死亡、病困和衰老，开始意识到皇宫内的一切虽然值得留恋，却显得那么虚幻，掩盖了真相。他开始考虑人之为人的意义，既然人们都要死，为什么还要活过来？妻子、孩子、王国都是如影旋灭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最终他选择了离开皇宫，去寻找答案。这次寻找，带来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如今人们一谈到佛教，就要谈到轮回观念，但这并不是佛教的发明。印度的原始人口是达罗毗荼人，后来来自亚欧大草原的雅利安人入侵了印度，成了统治阶层。为了便于统治底层的达罗毗荼人口，雅利安人制造了种姓制度，将人口分成了四种姓，分别是：婆罗门（教士阶层）、刹帝利（国王和武士阶层）、吠舍（商人阶层）、首陀罗（底层人口），另外还有不入等级的贱民阶层。

为了保持血液的纯净，这些阶层之间没有血缘流通渠道，不能通婚，一个贱民也永远没有机会上升到高等级。如果社会如此板结，那么必然引起下等人的反抗。为了避免这种反抗，婆罗门教制造了轮回观念。人死后灵魂会再次托生，开始另一个循环。如果一个人在此生表现良好，安守种姓的本分，不违规，不逾矩，那么，到了下一次轮回的时候，将升入高的种姓。如果他表现不好，到了下一次轮回，就会降入低种姓，甚至不再是人，变为畜生。轮回观念通过给人虚无缥缈的“下辈子”希望，避免了下等人在“这辈子”进行反抗。

悉达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轮回的基础上再创立一种学说，给人以新的希望。当然，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来生，因为来生的社会同样混乱，打打杀杀，来了也是受苦。所以，他设想了另一种可能性：跳出轮回。通过修行，人们可以跳出轮回，就不用再回到这个混乱的世界。在新的理论下，跳出轮回是比下一辈子晋升高种姓更令人羡慕的事情。这样，佛教就给了下等人和上等人平等的地位，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生活在轮回之中，就是受苦，而且谁都能通过修行跳出去。

悉达多（我们应该称他佛陀了）的理论可以用“四谛”来概括，所谓四谛，就是“集、苦、灭、道”四种真理。

• 苦谛，指的是轮回之中的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都是人生必须经受的苦难。
• 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所谓集，就是人类的欲望的集合体。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消灭了三毒，也就跳出了轮回。这就是灭谛。
• 而道谛，也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佛教弟子修行的行为规范，一般来说是指八正道，“正见解、正思想、正语言、正行为、正职业、正精进、正意念、正禅定”。这些正道帮助人们消灭三毒，跳出轮回之苦，从而达到其活着的意义和死后的永恒。

如果把佛教的各个教派和其他两大宗教做个对比，小乘佛教相当于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之后出现的大乘佛教则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新教，或者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信仰基础是相同的，都信奉佛陀提出的四谛。但在这基础之上，两派又有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又经过组织化之后，变得不可调和，成了根本性的分裂。在大乘佛教诞生之前，小乘佛教主张通过自我修行来脱离轮回，目的相对简单，修行也以个人经验为主。这种修行方法更接近于佛陀的本意，却由于过于朴素，缺乏号召力。

于是，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思路：所谓修行，不是仅仅修自己的行，而是要帮助天下人都获得道。为了区分自己修道和为天下修道，他们提出了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导致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根本性分歧：“解脱道”和“菩提道”。所谓解脱道，就是小乘佛教的修行方式，追求的是个人解脱。而所谓菩提道，指的是更宏伟的目标：不仅要个人解脱，还要像佛陀一样帮助他人解脱。他们把只修解脱道当作小家子气，所以叫“小乘”，而把修菩提道当作康庄大道，称为“大乘”。

菩提道要求人们像佛陀一样帮助他人，修菩提道的人最终目标不是解脱轮回，而是成为佛陀（立地成佛）。到这时，人们会发现，对于“佛”的概念，大小乘佛教也有了区别。小乘佛教认为佛陀只是一个导师，来指引人们脱离轮回之苦，这一点更像早期的耶稣的形象。而大乘佛教则把佛陀神化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这就类似于上帝了。神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许多佛，释迦佛只是其中之一，大乘佛教给这些佛一一起了名字和定了意义，这花了不少功夫。

从定义可以看出，小乘佛教基本上还是按照佛陀去世前的教导来修行，没有脱离这个框架。而大乘佛教已经超越了佛陀生前的教导，变得天马行空，甚至又创造了无数的佛陀。

自然修行方法上也不能满足于小乘佛教的方法，所以，除了“戒定慧”和“八正道”之外，又增加了许多修菩萨道的方法，比如六度和四摄。所谓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个要素；而四摄，是指日常生活中要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大乘佛教的教义主要发展出三个分支，分别是“中观”“唯识”和“真常”。

“中观”一支最早出现，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最流行的一支，又叫般若宗、空宗或三论宗。这一支最核心的观点是一个“空”字：只要理解了“空”，就是理解了世界，也就找到了通往菩提的道。所谓“空”，是指万事万物都不是实在的，而是“空”的。我们看到的事物只是一种幻象，只是一个名字，没有实物，这个名字叫“假名”。既然是幻象，我们又怎么能够触摸到一个桌子，亲吻到爱人的嘴巴呢？因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因缘）也不是实在的，是另一种幻象，我们认为触摸到了，亲吻到了，只是被欺骗的幻觉，如果不破掉这种幻觉，就无法达到菩提道。

我们可以把中观派的“空”和魏晋玄学里的“无”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无”的观念和“空”有很大相似之处，都强调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可以有千变万化，但它又不和任何实体相联系。正因为“空”和“无”的相似性，当中观派进入中国的时候，当年信奉玄学的人毫无障碍地转到了“空”的概念上。

但中观派“空”的概念却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被大乘佛教的另一个分支唯识派发现了。于是，我们就转入了对唯识派的讨论。唯识派认为，中观派说所有的佛法也都是“空”，可是它自己却定义了一个法，叫“所有的佛法都是空”，至少这句话应该是实在的吧？如果这句话都不实在了，那么中观派就陷入了悖论之中。

在古希腊有一个说谎者悖论，哲学家艾皮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谎精。艾皮米尼得斯本人就是克里特人，如果人们认为他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艾皮米尼得斯本人也是撒谎精，他说的这句话就肯定是假的。如果人们认为这句话是假的，那么克里特人就说真话，作为克里特人的他说的这句话就是真的。

中观派“佛法是空”的结论也掉入了说谎者悖论之中。为了解开这个悖论，唯识派设立了三种例外，认为有三种道理不是“空”的，而是“有”的，只是这种“有”和普通的“有”不一样，叫“妙有”。所谓妙有，就是它是“有”，但又不同于普通的“有”，人们知道它是“有”，但又不会执着地把它变成一种执念。

三种“妙有”情况称为“三自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

• 遍计所执性，是指人们浸泡在经验的世界里，会把本来为空的事物当成是实有的。
• 依他起性，指的是事物本来是空的，这在佛教用语里叫没有“自性”，但是事物可以有“他性”，也就是说可以进入到人们的经验之中，但保持为空。
• 圆成实性，指的是当所有的妄念被破解掉之后，真实的佛法却可以保留下来。有了这个“圆成实性”，就解决了中观派的说谎者悖论，因为破妄之后的佛法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妙有”。

这三自性针对的，都是人类的意识活动，讨论的是人类经验世界的“妙有”。一切佛法都只存在于人类的意识之中（一切法唯识），这就是“唯识”这一派名字的来历。

除了中观派和唯识派之外，佛教的“真常”一支出现得更晚，也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真常”和“中观”“唯识”两支的区别在于，“中观”认为一切皆空，即便佛法也是空的，而“唯识”认为，一切皆空，只有蕴含着佛法的“识”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这种有称为“妙有”。而“真常”则认为，一切皆空，只有佛和佛性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佛性称为“真常”。

最初，小乘佛教认为人类修行是为了脱离轮回（解脱道），而大乘佛教认为人要修菩提道，但并没有否定解脱道。到了“真常”一支，则认为没有所谓解脱道，世界上只有一种道，就是修成佛性。所谓众生皆能成佛，没有其他的道。这样，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就彻底决裂了。

人人有佛性的说法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虽然最初中国人大都采用中观论，但到了唐代，最著名的几家都是从真常论出发，来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至于唯识论，由于它理论过于复杂，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虽然经过玄奘的大力弘扬，却仍然免不了落寞的命运。

到了东晋，中国开始分裂，北方陷入了一片混乱，但是南方却保持了文化的稳定。曹魏和西晋时期，佛教在北方更胜，而到了东晋，则开始南移，南方取代混乱的北方成了学术中心。此时玄学已经接近尾声，人们需要更新的理论作为谈资，前面的译经和传经活动终于开花结果，佛教大肆传播的同时，人们对于义理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样化。

首先进入中国的是大乘空宗，也就是中观派。大乘空宗的传播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中国佛教也进入了般若学的时期。所谓般若学，是围绕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教理，讨论“空”的学问。而此时中国人仍然离不开玄学的“无”，所以大都将“空”理解成“无”，由此形成了六家，而其中第一家又分成了两宗，构成了六家七宗。

这六家七宗分别是：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这里不对这些宗进行详细解释，仅仅说，它们都是围绕着“无（空）”这个概念进行发挥，所以都属于般若学的变种。

佛教进入中国后，为了争夺政治资源，与儒教和道教展开了大量的论战。在南朝，佛教逐渐取得了政治优势，成了统治者最宠爱的思想体系。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面对的是作为人间权威的皇帝。在和尚需不需要跪拜皇帝的问题上，僧人与皇帝的大臣们展开了论战，并最终获得了不拜皇帝的特权。佛教与儒教的论战还包括了“华夷之辨”“中国特殊论”，以及著名的“神灭神不灭”，最终依靠皇帝的权威压制住了质疑的声音。最宠幸佛教的中国皇帝是南朝梁的梁武帝，皇帝数次将自己舍身入寺院，为佛教换取了大量的特权和财富。佛教特权引起的政府财政失控和政治失调，最终摧毁了南朝的繁华，让中国再次统一在北朝手中。

人们喜欢厚葬。公元2016年挖掘的海昏侯墓中黄金灿烂，铜钱以吨计量，表明王侯之死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但是，到了魏晋之后人们却开始了薄葬的风气。这其中原因之一是汉末大部分皇帝墓葬都被盗掘了，人们认识到越厚葬越是给自己找麻烦，为了获得死后的安宁，宁肯少点陪葬品。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佛教的传播，佛教不重视人的皮囊而重视人的精神，所以对于死后的身体也不关心，甚至想烧掉。

但是，佛教又的确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范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从儒教的角度批评了佛教。他说：佛教伤害政治，蛀空了风俗，我之所以反佛，是为它的弊端感到哀伤，想着把社会从对佛教的溺爱中拯救出来。他批评那些宠信佛教的人，把财产全送给了僧人，直到自己破产为止，却从来不去体恤他的亲戚，更别提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穷苦人。

与南朝的佛教失控相比，北朝对于佛教虽然也极为推崇，却从来没有放弃控制。一旦佛教规模失控，皇帝就发动灭佛运动，将佛教资源重新收入政府手中。在北朝，佛教和道教在理论上发生了多次论战。双方论战的焦点始终是：佛教是不是产生于道教？佛陀是不是老子的化身或者学生？

老子化佛是由道教编造的故事。但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由于人们不了解佛教，僧人们默许了这个故事的存在。一旦佛教羽翼丰满，佛教开始与道教拉开距离，双方的辩论随即展开。与佛教的思辨相比，道教是一个信口开河、缺乏逻辑能力的宗教，在辩论中屡战屡败

北魏太武帝灭佛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难。此后，这样的行动还有三次，历史上将这四次法难称为“三武一宗”[5] 灭佛，这“三武一宗”也就是迫害佛教的四个皇帝。然而，每一次法难之后，都会进入下一个迅速恢复期。而所谓灭佛，实际上也只是政治和经济的一部分。皇帝之所以要灭佛，是因为佛教不听话，而通过灭佛让和尚们听话之后，一旦皇帝控制了政权，就立刻又发了通行证。到最后，佛教、道教、儒教都在政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形成了一派和谐。

如果说佛教在魏晋是一种思想上的开放势力，到了南朝，则已经和政权相连接，变成了皇帝的玩物，只是，在南朝时期，皇帝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佛教、道教和儒教之间的关系，无法让它们统一生活在政权之下。而在北朝，诸位皇帝虽然经过了数次暴力事件，最终却驯服了佛教，皇帝成了三教的首领，带领它们共同享受中央集权带来的权力和荣华。

唐代在三教之外，是一个极其重视实际治理能力的朝代。随着王朝制度的复杂化，人们开始将政治当作一种实务学问（科学）予以重视，这种科学精神传给了宋代。到了晚唐，人们反思三教竞争带来的思想不统一，以韩愈为首的儒家学者重新推动儒教的回归。这场运动在唐代没有带来果实，却在宋代结出了硕果：中国哲学再次回归统一，最活跃的时代过去了。

在印度，主要流行的是般若和唯识两支。而第三支真常虽然也产生于印度，却由于中国人的发挥，主要在东亚流行。所谓真常，就是说佛和佛性是真实的存在，不是“空”，这种真实的存在叫真常。

中国人是一个偷懒的民族，之所以继承真常，是因为这一支对佛教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工作。比如，般若和唯识两支（特别是后者）都认为，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必须分成许多等级，从低到高一层一层慢慢来，最后才是佛性。可是中国的真常系则认为佛性不需要分级，一次性就可以修成佛性，没有中间等级。更加省事的是，修佛也可以是顿悟的，不需要花许多辈子逐渐领悟，只要人的境界到了，可以立刻成佛。

为了寻找印度的原始教义，玄奘西行，经过西域进入中亚，过铁门进入阿富汗，又到达克什米尔，最后进入印度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学习，并在游历了整个印度之后，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原文，一共五百二十六筴、六百五十七部。

回到中国后，玄奘拒绝了唐太宗请他出仕的要求，潜心译经，共翻译佛经七十四部。他翻译的佛经质量上乘，更接近印度的原义。而对于唯识理论，他做了深入的研究，编译成了《成唯识论》。在他的倡导下，唯识宗在唐太宗、高宗年间成了主流。但是玄奘没有想到的是，他花这么大功夫做的事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影响。当他去世后，唯识宗又火了一段时间，就迅速冷却了下去，反而被从中国发端的几个宗派压倒了。这几个宗派从理论上来说和印度原典相差甚远，大都属于一知半解，却主导了中国的佛教界。他高质量的经文翻译也没有起到作用，由于印度佛教的理论性太强，思辨过于复杂，中国人理解不了，僧人读来读去都放弃了，还是更喜欢在简单的道理上随意发挥。结果，到了武则天时期，玄奘的一切努力就已经化为了泡影。如今的人们更是不了解他孜孜以求的佛经理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不务正业的旅行家，如果玄奘在天有灵，会更加沮丧。

实际上，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已经和印度佛教脱钩了。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们还是在学习外来文明，到了唐代，就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经义了。到这时，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中国式创造，才能被接受，然后转化成为汉式理论，再去影响中华帝国圈的其他文明。玄奘恢复佛教教义纯正的企图根本不可能得逞，也注定了他的悲剧。他或许不明白，一个宗教，或者一种文化，并没有所谓的纯正一说，当它们飘到哪里，就开始在哪里生根发芽，产生出独特性。而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恰好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唐初由于社会没有恢复，百花齐放还不明显，到了盛唐时期，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奉儒教、道教、佛教，也可以将自己融入自然，对于经商感兴趣的人开始发财，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几大发明：印刷、指南针、火药也开始纷纷出现。从思想开放的角度看，唐代之所以创造出这绚烂的一切，和不强调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联系，这个朝代也最像现代社会模式，或者说，站在了现代社会的边缘。到了宋代，整个社会生活仍然带着唐代留下的底子，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唐代末年出现的意识形态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宋人的头上，并产生出了下一次神权政治的重建，让唐代的现代萌芽没有成为现实，而是坠落回了旧的轨道之中。

我们常常感慨现在的学生太累，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需要经过十二年的学习，加上大学四年，就是十六年的时光，然后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官僚系统。那么，在科举制度刚刚实行不久的唐代，一个学生要完成当时的各门学科，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答案出人意料：二十年半。

唐朝的教材，是唐太宗时期制定的《五经正义》，以及其他的儒教经典。那时最高的学问叫“通五经”，五经皆通，就是最高级的文人。

• 学生从《孝经》和《论语》学起，每一本书学习一年。这两门课属于学前班教材，学通之后，才能继续学习小学，当时叫作“小经”。
• 小经的教材包括四部，分别是《尚书》《公羊传》《谷梁传》《易经》。前三本书每一本学习一年半，《易经》则要学习两年，一共是六年半。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学习的课程是“中经”。
• 中经的教材包括《诗经》《周礼》《仪礼》这三本书。三本书学习的时间是各两年，加起来是六年。六年后，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学习的课程叫“大经”。
• 大经的教材只有两本书，分别是《礼记》和《左氏传》。这两本书各学习三年，一共六年。

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年半时光。五经通彻后，参加中央政府组织的考试，也就是科考。录取后授予的就是“明经”出身了。这个出身，就是进入官僚系统的通行证，虽然暂时还是待业，但过上一两年，或者几年，皇帝就会授予他职位。如果仅仅看到这里，人们会以为，唐朝的科举已经开始束缚人的思想，要求人们花二十年时光背十一本书，当人们把这些书背下来，也就失去了创造力，只适合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当一个老官僚了。一个人很有智慧，却不想背书，难道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且慢，这些人照样有前途，唐代的科举制度留下了足够的后门，这个后门叫“进士科”。进士科与前面的明经科不同，对儒经的要求放得很低。它只要求参加考试的人写诗、写赋，或者写策文回答实际的政治问题。同时，再从一部大经中选取一些句子，贴上其中的几句，要求考生填空，只要填对了，就过了。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文采，又对社会实事有独特的见解，只要参加这个考试，就可以被授予“进士”出身，其受到的待遇不仅不低于“明经”出身，反而还要高一些。之所以高一些，是因为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皇帝发现，进士出身的人更加干练，能做事，反而比那些明经出身的学究更有价值。许多人甚至在考了明经科之后，还要再去考进士科，因为进士科更加有利于仕途。除了明经、进士这两大学位之外，唐朝还有其他的学位，供那些有专长的人考取。比如秀才科、明法科、书学科、算学科，分别为皇帝提供文学、法律、书法和数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后来又设立了史科、开元礼等，提供史学和礼学人才。

在玄奘孜孜以求寻找佛经真义时，中国的佛教徒们却已经抛弃了印度过于烦琐的教义，发展出更加简洁的理论，也更便于普通信徒理解。

这套教义的根本点和我们现在的汉地佛教已经很相似：

• 第一，世间万物都是苦，要想摆脱这种苦难，必须理解世间万物都是“空”的，理解了“空”，就可以悟道成佛。作为对比，印度佛教普遍认同万物皆空，但是到底佛法是不是空的，却有很大争议。汉地佛教根本就没有思辨到要考虑“佛法是不是空”这样的问题，一句“万物皆空”就将一切争论都掩盖了。
• 第二，人们修行不再是为了修解脱道，世界上只有一种大法，修的是“佛”，即菩提道。所有的人都有佛性，修道就是打开佛性的过程。印度佛教则认为有的人修不成佛，汉地佛教则给了所有人以希望。
• 第三，打开佛性可以是一种顿悟，只要悟了，就直通佛性。印度佛教是分等级的，需要用很多辈子去逐渐升级，最后达到佛性。

汉地佛教基本上都是在这三点共识之上发挥，这三条共识很符合中国人的观念。玄奘想恢复印度佛教烦琐复杂的教义，最终却败给了这三点共识

针对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则提出了“性三品”的概念，认为人性是有的善，有的恶，有的人可以引导为善，也可以引导为恶，这就把人分成了上中下三品。比如，圣人天生是善的，而大多数人则需要靠教育引导到善的方向上。

这样，汉儒提倡的天人合一和谶纬，就被韩愈替换成了另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人类的目标不在来生，也不在轮回之外，而是在现世当中，一个人之所以活着，是为了达到中庸的境界，而中庸境界的修炼过程，就是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唐武宗灭佛看中的，不过是三样东西：

• 一、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里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 二、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 三、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缺乏铜币一直是经济的巨大困扰。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钱业，垄断的弊端一一出现，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王安石时代对科举的改造，为明清时代的僵化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唐代的自由式科举被更加严格和充满了限制的课本式科举取代了。

北宋时期，在政治哲学上最大的两派是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者崇尚对社会治理有用的实学，强调经济的作用，却由于过于相信政府的力量，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方式而宣告失败。复古主义虽然反对实用主义的计划经济，却对经济一窍不通，总是想回归古代的道德统治和礼法制度。在两派的夹缝里，温和的折中派包括范仲淹、苏轼等人。前者更加温和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后者受到了双方的排挤，无法施展政治抱负 实用主义终结后，宋代逐渐陷入了道学的陷阱。道学对唐代的反思，也认定唐代的问题在于自由太多了，应该更加控制人们的思想。

宋代也是出版业大发展的时代，皇帝从对出版自由不知所措，到逐渐学会控制，将出版革命列入了政府的监管之下，为其所用。出版业自由的丧失，让中国失去了发展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可能性。

如果和现代社会做一个对比，可以认为：复古主义更接近于法西斯主义，也就是右派的集权主义，他们试图回到过去的光荣，用古典书籍对人们重新洗脑。而实用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也就是左派的集权主义，他们摒弃了任何形而上，只相信经济救国，而恢复经济的手段，就是政府起到主导作用，引导人们共同致富的同时多交税。可惜的是，不管是复古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是集权式的，过于相信政权的力量，也都不惜以斗争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

北宋后期，当改革势在必行时，最先得势的是实用主义。王安石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强力打压复古主义一派。但是，王安石的社会主义式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留给复古主义足够的把柄。到了南宋时期，复古主义已经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于是社会风气越来越保守，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内敛化。到了明清，这种保守主义的潮流反映在政治上，则变得越来越僵化，官僚阶层丧失了唐宋时期的活力，成为皇帝的附庸，也导致了中国再也走不出大一统集权模式。

苏轼最终发现无法和他们共事，只好再次要求外调。这一次，他到杭州担任知州。在杭州，他仿佛是为了专门证明王安石变法还是有好的地方，开始兴修水利（王安石变法有“农田水利法”），疏浚西湖，将西湖的淤泥堆积起来成了苏堤。

之后，他在地方职务上来回漂泊，担任过颍州（现安徽阜阳）、扬州、定州的知州。这时宋哲宗亲政，再次起用新党，苏轼又成了新党的眼中钉，被贬到了惠阳（现广东惠州），之后又被贬到了海南岛。宋徽宗大赦时，苏轼得以北归，却在北归的途中死去。

这个宋代最有文采，也有能力的人几乎在一辈子漂泊中死去。他本人对生活采取了一种豁达的态度，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既不表现出得意，也不表现出失意，只是当作一种生活状态接受下来。虽然他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大的成就，但他的遭遇仍然说明了宋代的问题：在一个过分强调主义的环境中，任何试图撇开主义做实事的人都不会被容忍。苏轼之后，能够生存的，也只有过于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以及不着边际的复古主义者这两种人了。苏轼的遭遇说明了夹杂在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中间派不可能有出路，北宋晚期的政治只能在这两大派别之间颠簸。

在北宋后期，由于皇帝越来越缺钱，实用主义始终比复古主义领先一步，也更受宠。但也正因为实用主义更加受宠，随着北宋的灭亡，它也就成了替罪羊，受到了人们的鄙视，无形之间让复古主义者得了利，这也是为什么南宋成了道学先生乐园的原因。可以说，实用主义的失败促成了复古主义的兴盛，而复古主义的兴盛，又锁死了中国摆脱封闭的最后机会。

到了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人类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制造了大批的书呆子和蠢蛋。

在中国人禁书之时，却没有想到会有人弯道超车。大约在明朝建立八十年后，西方的出版家古登堡也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但起到的作用却大得多。不出所料，古登堡的发明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人们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与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在西方的统治者中也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们却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和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伏尔泰在法国不受欢迎，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马丁·路德的批评被教皇咒骂，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当亨利排斥胡格诺教徒，荷兰人大喜过望，虚席以待。

在所有的哲学（宗教）体系中，一般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第二，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第三，人应该做什么才能与整个世界合拍？

两汉经学类似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都是一种宗教信仰。两汉经学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第一，世界是由“天”创造的，而“天”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老天爷会通过灾异、祥瑞、符命、谶纬等方式，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人类，又派出了皇帝作为他在人世的代理，来统治人类，并形成了一整套儒教体系，来约束人类。第三，人应该听从老天爷的指示，学习谶纬、符命等知识，看懂老天爷的命令，再按照命令来做事情。同时，人类必须服从皇帝这个代理人，遵循礼法，达到人类社会与老天爷的同步。

而天主教思想则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第一，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第二，人类也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通过教会来领导人类。第三，人类要服从上帝的意志，也就是服从教会的领导，遵循教会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戒律。

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第一，这个世界绝不是上帝创造的，它是机械式存在的，不需要创造。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宇宙真理”，这个宇宙真理就代替了上帝的地位，统治着整个宇宙。第二，人类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也受到这个宇宙真理的统治。下面，就到了最关键的部分：这个宇宙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这个宇宙真理反映到人类社会，就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五步进化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不管人类如何不情愿，到最后都会从奴隶被动地进化成共产主义战士，毕竟他不可能违背宇宙真理。第三，既然五步进化论是宇宙真理，那么人类应该怎么做呢？人类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对着干，把自己强行植入这个阶级斗争的宇宙真理之中，放弃掉自我，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以便更快地实现这个宇宙真理。通过这样的设置，人就不再是人，而是变成实现宇宙真理的一个小小工具了。所谓“存真理，灭人格”。

宋代理学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第一，这个世界是由“天理”这种抽象的宇宙真理所创造的，天理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类社会也是“天理”的创造，所以人类也受天理的约束。第三，人类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放弃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应该首先学习这个天理，其次再遵循这个天理做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五步进化论是“宇宙真理”，而上面谈理学时，光说理学也承认有一个“天理”，但这个天理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理学内部争论的焦点，不同的人心里的天理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有很多相似性，又是不同的。理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天理进行认证的过程，从周敦颐到朱熹，他们的天理观逐渐演化，也逐渐条理化，最终形成了一套束缚人思想的理论。在明代，民间学术的发展使得哲学背离了官方指定的理学道路，沿着一条前人打下的小路，找到了一条反叛之路。他们认为，不管皇帝怎么控制人身自由，只有一个领域是自由的，政府无论如何无法插手，那就是：一个人的内心！

王阳明的无奈在于，他的学说是对正统思想的一次反叛，却又不得不隐藏起来装成温顺。这种伪装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心学的践行，可他的政敌却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危险。如果让他的学说传播，所有的人都不再相信天理，也不相信依靠天理架构的政治体系，而是一味地遵循个人内心的良知，那必然引起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怀疑，甚至会质疑皇帝的合法性本身。实际上，后来的人们思想解放，也果然得益于王阳明把人们的“心”解放出来。

明代社会最大的特征是，出现了一个不依赖于官场的市井阶层，他们对当官没有兴趣，也有足够的资本用于生活。心学的发展，导致一个叫作泰州学派的流派成了市井哲学的代言人。心学对于个人的解放，还导致了一批具有游侠精神的学者出现，何心隐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成了政府的心头大患，受到了镇压。作为泰州学派的集大成者，李贽以离经叛道的态度，将道学“皇帝的新衣”戳破，他本人也以自杀结束了一生。随着叛逆者的死去，心学如同当年的玄学一样，逐渐变成了犬儒主义和庸俗主义的大本营，中国哲学第二轮回的叛逆阶段走向了终结。

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端分化的时期，一方面王艮和他的弟子创造了泰州学派这个民本主义的学派；而另一方面，王门弟子们却开始与政权合流，他们大都成为达官贵人，谈论心学的同时，还享受着政权提供的一切优厚待遇，王学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和自私主义的代名词。最后，东林党人的崛起让明朝后期又成了一个党派斗争的时代。享乐主义、党派斗争，将朱元璋制定的铁板一块的政治秩序腐蚀，降低了行政效率和军事效率，明朝已经无法抵御底层叛乱和外族入侵的双重夹击，最终被异族政权取而代之。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文字狱以及八股科考对于文化的摧残，让清初的文人终于开始从根子上反思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问题。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大体系，更愿意从小处入手，考证具体的问题。他们的做法与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有着惊人的吻合，不随意上升到形而上，只研究可以用逻辑和观察验证的领域。

在清初三大家中，王夫之是唯一一个仍然带着体系特征的学者，他试图将理学时代的务虚哲学引向务实，强调客观和物质，避免构造空虚的“宇宙真理”。黄宗羲则转向了政治学，试图从政治规律的角度来分析明亡的教训，并分析了中国政治中存在的许多痼疾。顾炎武成了清代实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最大的贡献在政治地理学，用科学考察的精神，对中国的山川地理、户籍物产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还在音韵、考证、考古、金石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

明代是中央集权的最高峰，在朱元璋的设计下，没有人能够挑战皇帝的权威，也没有人能够停下这个庞大的机器，甚至没有人能对它做出必要的调整。但这台机器又足够稳定地存在了近三百年才崩溃。在这三百年里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重大问题。汉代曾经出现了王莽之乱，唐代有安史之乱，但明代的稳定性远远高于汉唐，即便已经变得虚弱不堪，也很难被纯粹从内部攻破，只是因为清朝的崛起和李自成内乱，内外夹攻才终于倒塌。

但在明代集权的同时，从西方却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能兼顾稳定和发展的制度。在历史上，西方制度一直是落后于东方的，只能在比较小的疆域内建立国家，无法在更大范围内保持稳定。但明代时，西方却进入了超车的轨道上，开始发展出代议制、宪政制，同时对民间的放松也导致了经济、科学的发展。

这里不谈宪政的陈词滥调，只说在科学上，西方发展出了一套认识世界的新方法。之前东西方哲学都有一个烂毛病：不喜欢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而是喜欢制造一些无法观察的概念。不知道人们死后会去往哪里，就发明了一个概念叫作“鬼”，并规定鬼是现世的人观察不到的；不知道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人们懒得去实际观察，玄学家发明了“无”的概念，理学家发明了“天理”的概念，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空想和吵架，却与现实世界无关。

培根提出另一条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首先不是制造理论和概念，而是观察世界，当搜集了足够的观察材料之后，再利用归纳法整理材料，总结规律；其次，当总结出规律后，再利用演绎法来验证规律，如果根据规律推导的结果与新的观察相符合，就证明这条规律是可行的，否则，规律就是错误的，要重新回到第一步。

培根提出的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是科学的基石，将观察、归纳、演绎、验证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将那些不可观察的概念排除在了科学之外。而在古代的学术研究中，没有观察、验证这两步，归纳也非常简单，而以想象和演绎为主，至于符不符合事实，没有人在意。这一点中外皆然。

明代虽然产生了泰州学派这样的民间思潮，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受制于中央帝国的束缚，无法进一步解放出来，也找不到更加现代的思想来发展科学技术。事实上，在这个政权内部以及它提倡的哲学内部，已经不可能再找到答案。

明朝灭亡后，一群知识分子开始痛定思痛，开始讨论明朝为什么变得如此僵化和不可救药。他们从哲学体系中寻找答案，认识到从两汉开始的儒教试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一切可能的扩展都已经做过了。他们虽然不知道世界即将进入另一个阶段，并由西方思潮引领，却本能地感觉到，哲学和思想不能仅仅为了统治服务，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甚至只为了纯粹的真相。

在他们的引领下，清初成了一个消解中国哲学的时代，他们不是为了建立另一套大而全的哲学体系，而是首先质疑原有的体系，将两汉以来的儒教思想一一证伪，证明它们是错的。在他们证伪这些旧体系时，却建立了一系列的工具学科，比如考据学、政治学、金石学、声律学、考古学、地理学等，这些统称为实学的科目看上去不如哲学那么宏大，却更加有用处，也更加符合现代科学精神，与培根的归纳、验证暗暗相合。

到了乾隆、嘉庆时期，清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盛世，也是清代学术的高峰期之一。在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的影响下，清代的学问比前代都扎实。这时的学者大都走实学路线，他们对于大道理并不感兴趣，也不再相信什么天道人伦，更不想用主义淹没了事实，只对事实感兴趣。

这也是中国学术最接近西方学术的时期。西方学术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之后，到了文艺复兴开始追求对真实世界的描述，放弃了对于各种主义的兴趣。这种实学精神最初还只是表现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但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变成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引起了西方科技的大发展。

中国第一次实学精神开始于唐代，最初是在文化上，后来进入了社会学、经济学，并产生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些实用性的发明。但唐代的实学精神到北宋中期就完结了，重新在二程、朱熹等人的带领下回归了神学。

中国第二次实学精神开始于清初，最初也是在文化、社会、经济方面发展，这一次人们对于客观性强调得更进一步，也更看重逻辑和验证的力量。如果假以时日，也许会和西方一样，从文化转向自然研究，产生一次科技复兴，但我们无从验证这种假设是否成立，因为西方的入侵，将中国强行带入了这一个轨道。中国的科技发展最终是靠外力推动的，没有机会实现自我的缓慢转型。

在顾炎武等人的开拓下，到了戴震，中国学术终于走出了大而全、形而上的模式，进入了研究具体问题、实际问题的时期。人们谈论清代学问时，常常认为清代没有哲学，只有小学（各种专门技艺），比起宋明来要差很远。但实际上，清代学问的演化，恰好是人类哲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在最初，人们将一切关于智慧的学问都称为哲学，此时的哲学是无所不包的，既包括对宇宙、社会的看法，也包括数学、天文、物理这些专门化的学问。人们从信仰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种知识，都受到哲学的统辖。

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加深，许多学科从哲学中分化了出来。比如，在牛顿时期，人们仍然不提“科学”，只是将之称为“自然哲学”，也就是有关自然的哲学，牛顿最著名的著作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之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继续细分成了物理、化学等。

在自然科学分离时，关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学问，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也逐渐分离，形成了单独的学问。当这些更加成熟的学问都纷纷独立时，给哲学的领域只剩下了那些无法充分观察，只能凭借信仰维持的部分。“哲学家”这个词曾经是博学的代称，但现在许多所谓的哲学家都只能靠贩卖心灵鸡汤而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