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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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25：完成初稿

读后感

和哲学密码相比，这本书要有趣得多，因为聊钱嘛，那肯定有意思啦。更有意思的是，来来去去很多现代的现象，甚至是金融领域的各种操作，基本都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过。不过人类总是在兜兜转转，很多事情也是注定要一次次发生。漫长的财政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才是硬道理！

读书笔记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种现象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支柱的来龙去脉，并围绕着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周代虽然建立了诸侯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们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IT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除了建立国有企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在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也曾经实行过类似的分地制度。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土地公有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目却在减少，土地随即被从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最接近亚当·斯密的理想，就是汉代初期。这个时期甚至有一套接近亚当·斯密理论的指导思想，叫“黄老之术”，据称发端于黄帝和老子。所谓“黄老之术”，就是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除了民间经济的发展，汉初统治者还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

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

对于帝国而言，每年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固定的。农民的税率是固定的，人口和土地数量的变化也不大，因而可以估算出每年的总税额。而这些财政收入大都有了固定的用途，如养官、建筑宫殿、兴修水利、维持治安，等等。尽管社会经济繁荣，可一旦出现了持续的异常情况，需要动用预算外的大额开支，就会立即出现财政紧张的情况，而财政的紧张最终会通过政权的力量破坏繁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无法持续的原因之一。

战争就属于最典型的异常情况。

从冷冰冰的数字和空荡荡的国库可以看出，巨大的帝国一旦统一，就要承担高昂的统一成本，几次边境战争就足以拖垮汉代曾经健康的财政。

到这时，国家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汉武帝最终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获得无限制的收入，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一家庞大的企业，这家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为政府创造利润，政府想要多少，就供应多少。这就是官营垄断之源。这个办法也终于影响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的走势。

汉武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挤压商人阶层，令民间的商业受损。也正是在这时，几位在商业中发过大财的商人摸准了风向，弃商从政，适时地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利用他们熟练的商业技巧，帮助皇帝敛财。

在任何一个政治侵蚀民间经济的时代，总会有一批原本成长于民间的商人把准了脉，跳出来要求被政府收编，希望用财产换取政府的保护，并在保护伞下谋取更大的发展。

汉代著名的几个聚敛之臣是：主管制盐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主管冶铁的大农丞孔仅，以及掌管帝国财政的侍中桑弘羊（商人子弟出身）。[23] 其中，桑弘羊主持政策的时间最长，知名度也远高于前两位，被认为是古今第一能臣。

当盐铁官营制度建立之后，汉代财政制度为之一变，从以土地税为主，变成了土地税、盐铁收入并重，政府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的体系已经建立，但这还不能完全满足汉武帝对于财政的需求。

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根据理论和教条得出某些结论，却没有实在地去考察，致使某些政策看上去很美好，可一旦实施，必然变味。至于统治者推出上述政策的实际目的，也往往不是所谓的民生，而是看上了它们盈利的能力。

在武帝统治初期，汉代几乎是小政府的典范：土地实行私有制，人们只需缴纳很轻的土地税。政府开支不大，人头税时常减免。其他自然资源也由私人开采，皇室抽取一定的税。整个官僚阶层规模不大，养官成本很低。同时，官员的职责主要在于收税和维持地方治安，不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

到了武帝统治末期，中央政府机构已经变得臃肿不堪了：首先，政府的官员构成发生了变化，掌权的人里塞进了大量“有商业头脑”的“能臣”，这些能臣将中央政府变成了一家混业经营的庞大公司，这家公司既负责生产盐铁等当时最急需和最先进的工业产品，还控制了很大一块的流通行业，特别是长途运输业。同时，这家公司还介入了最有利可图的粮食和土特产买卖。

在日后的历史中，我们还会看到无数次权力的内廷化。当皇帝觉得现有的机构不能领会他的意图，对他形成羁绊时，就会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机构来掌管权力。这种对原来官僚架构的破坏，令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也造成了大量的冗余官员。政权的不稳定，以及官僚机构的烦冗，甚至成为整个王朝的绝症。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那么，为什么几大帝国在创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失败了呢？

答案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家，需要经历两个步骤。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建立统一的制度。不管是波斯帝国还是亚历山大帝国，都完成了军事征服，却无法完成政治征服。

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获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调动一切财政资源为战争服务的一方；而在政治征服时，却又要调动主要资源服务于政治和民生，建立制度，发展经济，使人们在新的框架下安居乐业，不再想着回到过去的制度。

但是，如何将军事征服转向政治征服，人们很难把握。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建立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于是，依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者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

在秦代，这个问题同样是它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

在汉王加皇帝号时，诸侯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秩序的改变。他们还以为回到了周代的秩序，所谓皇帝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哪怕是皇帝，也无法干预每一个诸侯国内部的事务。

但他们不知道，刘邦之所以封他们为诸侯，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一下子掌控全国而已。

如果在剿灭项羽后立即废除诸侯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那么新建立的汉帝国立即会和秦帝国一样，遭到激烈的反抗而崩塌。刘邦不愿冒这个风险，他更擅长于慢慢地剥夺诸侯的权力，让项羽建立的新诸侯体制在温水中煮死。

刘邦加皇帝号之后，他的手下包含了三种人：

• 第一种是仍然醉心于旧秩序的旧诸侯，这些人希望尽快回到诸侯国内，享受统治者的乐趣，并不尊重所谓皇帝的权威；
• 第二种是已经理解了新秩序的中央官员，以丞相萧何、陈平等为代表；
• 第三种则是刘氏的宗室子弟。

刘邦的任务是消灭第一种人，将诸侯的领地一部分交给宗室子弟，一部分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交给第二种人。而此刻汉帝国最大的功臣韩信，由于被封为楚王，已经被汉高祖当作了第一种人——旧秩序的代表。韩信没有想到的是，刘邦要颠覆整个诸侯制度，建立一套新的集权制度来代替它。韩信也没有看到，刘邦对他的防范有多深。《史记》中的一件小事反映了刘邦对韩信的戒心：在消灭了项羽之后，刘邦在称皇帝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亲自前往齐王韩信的军中，夺走了他的军权。只有这样，汉王才敢于称皇帝。

汉王称帝后，作为皇帝制度的绊脚石，韩信先被从齐王贬为楚王，又被剥夺了王的封号，贬为淮阴侯。最后，刘邦仍然不放心，借助妻子吕后之手杀掉了韩信。 除了韩信之外，异姓诸侯中的彭越、黥布、臧荼、卢绾等人也一一被剥夺封号或者被杀。更重要的是，帝国虽然完成了武力征服，具有了表面的形式，但在更深层次上，却没有完成政治征服，尚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

• 第一，在经历了如此众多的动荡之后，如何保证社会的经济发展，让人们对帝国产生信心，不再想回到过去。
• 第二，如何建立一套符合帝国需要的财政制度，使这套制度能够控制同姓诸侯王的野心，又能满足帝国稳定的需要，同时不干扰民间的繁荣。

汉高祖死去时，帝国连统一的财政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各诸侯除了对诸侯国国内的土地征税之外，还对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几乎丧失了诸侯国中的所有税收，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诸侯王可以有独立的军队，设置几乎和中央政府一样的官僚系统和财政系统。他们统治着真正的国中之国，只是依靠亲属关系维持着与中央政府的合作。

在这样的架构下，中央只不过是比诸侯国面积更大一些的诸侯国罢了，仍然是一个“霸主”，不是帝国。必须把诸侯国的财政权拿回来，在诸侯国国内为中央征税，才能解决最终的控制权问题。

在任何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初期，当王朝创建者擦干了剑上的血迹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先发展经济还是先强调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秦始皇更看重后者。他首先利用政府控制力解决财政问题，没有考虑民间经济的持续发展，导致了经济的羸弱、人民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而汉高祖的性格多疑、自大，控制欲强，这一点与秦始皇并无二致。如果他再多做一些年的皇帝，那么汉代的经济也许会进一步恶化。他适时的死，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变革的空间。

按照古人的观念，如果没有战争和灾荒的侵扰，连年丰收，人们劳作三年，就能够积攒下一年的余粮。当丰收了九个年头，积攒下三年余粮，就称为“登”，意味着五谷丰登；如果好年景维持了十八个年头，有了六年的余粮，就称为“平”，意味着和平稳定；如果积攒了九年的余粮，就称为“泰平”。所以天下太平需要二十七年的和平时光才能获得

吕太后执政时期（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0年），汉帝国出现了第一次危机。吕太后出于强烈的不安全感，违背了汉高祖“非刘氏不王”的规矩，立了几个娘家吕氏的诸侯王来巩固她的权力。吕氏诸侯王们虽然在太后活着时能够保卫太后的帝国，但他们只忠心于太后本人。一旦太后死去，吕氏诸王缺少了核心人物，就会生出反叛之心。

吕太后死后，刘邦的老臣们除掉了吕氏家族。但这一次的吕氏危机，却给汉帝国的统治阶层敲响了警钟：目前的财政制度是一种无法维持的制度。只要诸侯国享有国内的财政全权，可以有自己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未来必然还会出现无数次的反叛。如果要建立长久的帝国，就必须剥夺诸侯国的财政权，让他们无法养兵。

由于压缩财政开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虽然社会正在慢慢变得富有，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但政府无法依靠财政收入供养边关的守军。虽然皇帝极力避免战争，但边关不可能没有守军，而这些守军的粮食要由政府供应。可是政府正处于最无力的时候，财政不到位，运输能力低下，粮食和军饷无法按时运到。这时，大臣晁错替皇帝想了一个办法。他看到，通过休养生息，民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富人。于是，他建议文帝采取买卖爵位的办法，允许富人通过捐献，获得一定的爵位，或免除罪过。只要富人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交给守军，就可以从皇帝这里获得爵位。

文帝不建设正规的财政体系，还能够保证政府的稳定，靠的不仅是他的执政能力，还有机遇。他的做法带着很大的赌博成分。他在位时，北方的匈奴和内部的诸侯王都处于蓄势的时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两个地雷只要有一个提前爆炸，就可能摧毁文帝脆弱的财政系统，使中央政府重回混乱。特别是诸侯王问题。文帝时期，也是诸侯王大发展的时代。此时的诸侯王和高祖、吕后时期相比更加富足。文帝时期，每个诸侯国内的矿产资源都交给诸侯王自行处理，中央政府并不插手，这导致那些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的诸侯王成了巨富。

文帝的统治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神话。对于汉代的大臣们而言，在文帝之前，帝国一直没有过真正的安定，甚至人们不知道这个帝国是否已经真的建立起来，还是又如同秦帝国那样，最终会变成镜花水月，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崩离析。文帝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帝国模式的成功了。虽然最为关键的财政地雷还没有拆除，但帝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逐渐繁荣起来，大部分人从中都享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人们已经学会了站在帝国的本位上来考虑解决办法，而不是试图再次推倒重建。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帝的统治简直是一个小政府的范本。亚当·斯密曾经提出，政府只需要保证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如国防和必需的公共工程，其余一切都应该交由社会去做。文帝时期，由于维持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国防开支很少，养官成本很低，故而剩下的钱都可以留在民间，促进经济发展。

1991年4月23日，在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苏联与九个加盟共和国达成协议，同意成立一个叫作“主权国家联盟”（Union of Sovereign States）的新联盟，来取代原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联盟条约》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拥有相当大的主权，联盟政府只保留三方面的权力：统一的总统、统一的外交政策和统一的军队。戈尔巴乔夫认为，只要军队和外交政策是统一的，就可以保证联盟有一定的凝聚力，不会走向解体。为了让加盟共和国同意签字，他在一点上做出了妥协：独立的财政。也就是说，联盟必须经过加盟共和国的同意才能行使征税权。当戈尔巴乔夫做出这个妥协后，他本人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就连西方国家都意识到了这个条约的危险性，忍不住提醒他：丧失了独立的财政权，就意味着联盟的解体。因为不管是外交还是军队，如果没有财政收入作为后盾，都将化为泡影。这个条约带来的争论导致了保守派的八月政变，彻底葬送了苏联。人们如今回忆起苏联往事，无不将这个条约作为一个重要节点来讨论。

与文帝时期的放任政策不同，景帝做了许多完善财政系统的工作。与他的几位前辈高祖、吕后和文帝，以及后来的武帝相比，景帝名声最不响亮，形象也最模糊，然而他对于政治、财政的理解，却可能是几位统治者中最透彻的。他并没有像文帝那样彻底减免人民的土地税，而是将土地税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三十分之一，这个税率成为两汉的标准税率，除了偶尔的中断之外，直到东汉末年仍然在坚持实行。如果说，文帝时期经济发展的硕果还只集中于民间，而政府一直受困于财政问题的话，到了景帝时期，民间越来越富裕，通过税收，政府已经将仓库全部填满。皇室财政收入也由于收回了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税，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在景帝时期，帝国的财政和经济也达到了高峰，在吕太后、文帝、窦太后、景帝等人的主持下，一直施行的黄老之术让民间尝到了甜头。但谁也没有意识到，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旦建立，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它的最终走向，而集权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胀，并最终侵蚀着帝国的肌体。在文景时期，这个死穴还显得如此之小，没有人能够觉察。但随着文帝和景帝的逝世，皇帝和官僚集团就悄然开始膨胀。为了养活他们的家族，以及满足他们的野心，民间经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财政问题最终有可能会把整个社会拖垮。

在一个集权社会中，财政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朝代初期能够做到小财政和小政府，但随着官僚数量的膨胀、政府职能的扩张，对于财政收入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最终压垮民间经济。汉武帝除了建立国有企业，还建立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也为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垄断金融成了历代政府聚敛钱财的重要手段。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更好过。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慢慢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悄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皇帝有什么喜好，官僚们都会争相满足。皇帝喜欢打仗，大家立即发动战争；皇帝喜欢声色犬马，下面就会送上不计其数的女人。这些铺张浪费进一步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并嫁祸于民间，导致民间经济更快地陷入枯竭状态。

那么，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与此同时，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区别在于，政府是否强制规定某一种货币为法定货币，而禁止其他货币的流通。如此一来，就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如果政府规定所有货币都可以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良币最终会驱逐劣币。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

汉帝国在武帝之后没有步入财政旋涡，而是获得了第二次新生，主要有几个原因：

• 第一，武帝晚年已经放弃了耗资巨大的战争游戏，财政的额外支出得到了控制。战争和养官是政府最大的两项财政支出，当战争停止后，政府的花费已经得到了控制。
• 第二，昭帝和宣帝时期，特别是出身贫苦的宣帝，重新提倡节俭，舍弃了奢华的宫室和大规模的礼仪活动，节省了皇室支出。
• 第三，对于民间经济来说，幸运的是一次农业革命正在进行。武帝末年，一位叫赵过的人担任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代田法。在此之前，由于土地的肥力不足，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休耕的措施，典型的休耕有三块土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一块，让另外两块抛荒积攒地力，三年轮一遍。而赵过则提出在一亩地里挖三条垄沟，每年在其中一条里种粮食，另两条留着积攒地力。如果土地肥沃，还可以每年种两条留一条。用这种方法种地，每一亩比起以前可以多收一石粮食

在集权帝国内部，有两条规律在交错中起作用：

• 第一条规律是，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削减财政开支，社会经济会立即出现反弹。
• 第二条规律是效益递减规律。在制度建立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是在朝代中后期，使用同样的政策，效果却要打一个折扣。

在朝代中后期，复杂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型，特别是官僚人数的膨胀，即便中央选择让利，但这一部分利益不见得能够进入老百姓口袋里，而是被中间的利益集团截留了。

王莽的改革带有很强的幻想色彩，试图通过遵循儒家经典来完成新的制度设计，从而达到大同理想。可以说，王莽的改革是一次儒家原教旨的乌托邦实验。王莽改革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土地所有制改革、货币制度改革，以及加强政府垄断。这些改革对民间经济的破坏作用，彻底粉碎了政权基础，引起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的发生，又让王莽陷入了财政旋涡，最终倒台。王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把金、银、铜、龟、贝都纳入到货币体系之中，创造了二十八种货币，并强行规定了二十八种货币的兑换比率。但政府权威最终敌不过市场，市场拒绝接受这么多货币，使得王莽的币制改革归于失败。

在大多数官员以冷静和功利的眼光看待王莽代汉的同时，这位新皇帝却有着一批狂热的粉丝。这些粉丝的数量有限，却掌握着一大半的舆论和话语权。正是他们将王莽捧上了天，也正是他们的狂热诱导着王莽进行改革。这些狂热分子就是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在贡禹和师丹等人的影响下，王莽上台后，希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希望借助舆论的东风，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当王莽改革失败后，大儒们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口不提这段书生乱政的历史，继续充当后世执政者的犬马。人们将社会的乱套都归罪于王莽，反而忘记了当初社会舆论的推动作用。于是，王莽就作为著名的乱臣贼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在王莽的改制中，有一项改革对后世的人们充满了吸引力：币制改革。这项改革深刻地体现了“复古式改革”的魅力。利用古人创造的理想图景，来设计一个全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失败得如此彻底，却又设计得如此精美，令人们既神往，又感到困惑。

即便到了现在，收藏者们仍然把王莽时期的钱币当作是中国钱币艺术的高峰。从工艺上讲，王莽时期的每一枚货币都是最精美的创造。比如，在钱币工艺中排第一的金错刀（一种错金的刀币），从材料到工艺无不是精心设计的。由于幅员辽阔，中国历代的钱币首先需要的是快速生产。即便粗糙，但只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铸造，满足全国的需要，就是好货币。只有在生产效率提高之后，才会去考虑工艺的改进和美化。而王莽的货币似乎首先考虑的是工艺和其象征意义，有不计成本的嫌疑。货币在王莽的哲学体系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流通工具，它还是通往古代理想财政模型的途径。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杀。与王莽撇清关系的儒生则继续在复古的招牌下，兜售儒术于帝王将相之间，直至近代。

刺史本来是为了帮助皇帝集权而设的，但碰到掌控力不强的皇帝，刺史反而可以扩张权力，使得地方官制更加复杂，不便管理。不过此时的刺史仍然不管财政，只针对官员进行纠察。随着东汉社会的逐渐解体，皇帝对于刺史的依赖反而更强。皇帝发现，为了镇压叛乱，就要将资源都集中起来形成合力。而集中资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刺史的权力扩大，不仅让他掌管官政，还要掌管财政和军政，也就是将这个地方所有的资源都交给他去管理。

灵帝的改革很像后来唐玄宗的改革。灵帝创造了州牧这个军阀集团，玄宗则创造了节度使。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因为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开支分散（或者不足），无法满足军事需要，所以，必须在地方上安排一个掌管一切的官员，统一管理财政，形成合力。但是，官员虽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却由于缺乏监督，很快就独揽大权。这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了。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而蜀汉则在连年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一直处于后勤劣势之中。这种战略性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结局。在灭亡蜀汉和东吴时，司马氏的谋臣们首先考虑的是屯田积累粮食，其次才是打仗。魏晋在统一过程中，屯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西晋建立后，曾经试图进行平均化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晋代继承了从汉到魏的庞大遗产，社会结构已经固化，改革很快就夭折了。南朝时期，政府的头等大事是清查税源。由于大批的人都依附于豪族，变成了非纳税户，而大量的土地都成了豪族的免税田，南朝各代皇帝不断清查户籍和土地，却从来没有查清过，税收也不断萎缩。因此，南朝被行政效率更高的北朝所超过、灭亡。

在这时，曹操前来收留了皇帝，把疲敝交加的皇帝带到了许都。这一年，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袁术、袁绍、吕布、公孙瓒等各霸一方，征战不止。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就在这种局面下，曹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他却强调农事。这一年，羽林监枣祗给曹操出了一个主意：赶快进行屯田。曹操听从了这项建议，以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自此，屯田成为惯例。曹操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正是靠着屯田，他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他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

在中国历史上，屯田制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以现代人在新疆地区的屯田制为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但是在战争时期，由于普通农户无法得到安全的保障，只有军队能够出面维持治安，屯田反而成为唯一能够有效组织生产的方法。

司马懿对财政和经济的深刻理解，更体现为他能够严格把握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界限。他认为，虽然要重视财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扰民过甚。随着魏国的扩张，一些新的边境地区加入了魏国。这些地区的人民大都没有户籍，政府想通过核查来落实户籍制度，便于未来征税。司马懿不赞同这么早清查户籍。他说，吴国和蜀国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也没有用。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在中国历史上，禅让是一件让人既爱又恨的选择。人们之所以喜欢禅让制，是因为这意味着在朝代更迭时没有发生新旧皇族之间的战争，政权是和平交接的，整个社会所受到的破坏不像武力夺权那么大。但人们之所以担心禅让制，是因为禅让之后的朝廷往往都比较羸弱，毛病不断，这些疾病伴随政权的终身。而那些从彻底的乱局中以武力脱颖而出的王朝却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束手无策。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马炎这样有心改革的人，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禅让的弊病在晋代显得更加突出。

从秦到南朝，帝国的财政系统一直保持着延续性。秦代和汉代初期是试验期，几位皇帝在试着建立一种新式的庞大帝国。在以前，人们甚至不敢想象能在这么大的疆域内维持统一和繁荣。但经过几代人的尝试，到汉景帝时期，帝国不仅存在，而且繁荣。然而武帝却发现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巨大缺陷：当产生战争等大的开支项目时，帝国的财政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开销。他试图引入一套国有垄断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奏效了，却给帝国带来了更致命的新问题。由于垄断体系的约束，社会永远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官僚体系在参与了经济的具体运行后，社会经济变得庞杂和混乱。当权力与经济勾结时，社会的结块和硬化再次损害了帝国的财政。王莽试图解决社会的结块问题，他想利用皇家权力，强行击碎社会结块，却只击碎了他自己的皇位和脑袋。东汉一代，皇帝都只能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然而由于社会的板结，东汉一直无法有效组织财政，经过官僚的侵蚀和外族入侵引起的财政超支，政权最终分崩离析。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作为胜利者，晋武帝却发现，他仍然敌不过惯性这个隐形的杀手，他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有结果。在更加板结的社会中，东晋和南朝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他们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每一次都指望着放松一点。到最后，八百年的试验终于结束。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的虚弱。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个蛮荒的时代，从游牧蛮族的部落制起，他们一点一点地学习和改造，在前秦时期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汉化，在北魏时期，巩固了汉化的成果，到了北周时期，才建立了更加成熟的制度，并传给了隋唐。这是一个从怀胎到分娩的过程，时间持续了两百多年，漫长得令人绝望，但是，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最终，北方的飓风席卷了南方，将自秦汉以来积累了八百年的垃圾全都扫入了风中卷走，中国大地步入了第二次社会重建。

唐德宗在叛乱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是皇帝，有着无数的美好计划，如果你没有钱，还是什么都做不成。他所谓痛改前非，就是变成守财奴。这个老守财奴的雄心都已经被钱给消磨掉了，他终生为财政问题焦头烂额，攫取着任何可以捞到的收入。他的形象显得如此卑微，以后历代的皇帝都把他当作笑柄，提醒后代不要变成受困于财政的守财奴。德宗皇帝去世时，唐代的财政制度已经千疮百孔，谁都无法纠正了。但他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宪宗能够利用这些钱重新实现中央集权。也许，宪宗烧钱打仗时，有一个老守财奴的灵魂正在天上欣慰地望着世间的风云，欣慰感慨一辈子的忍辱负重是值得的。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盛唐时期正式结束。在叛乱爆发之前，唐代的财政失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只是掩盖在表面的繁荣之下。而叛乱爆发之后，政府的财政问题迅速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暴露出来。

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原本唐代的正式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各位官员各司其职，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需要，利用租庸使绕过了正式官员直接办事，就破坏了政治制度。从这以后，各种各样的“使”职大批出现，这都是皇帝为了避开三省六部而设立的事务性官员。到最后，政府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人手中，将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办公效率的低下，从而加剧了财政的困难。

唐肃宗之后，唐代掌管经济的使职官员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旧唐书》列出的有：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等等。每一个使职都拥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由皇帝直接授权，超乎正规的官僚体系之上。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贪财吝啬的皇帝竟然积攒下了庞大的家底，唐代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当这个家底传到他的孙子唐宪宗时，宪宗竟然能利用它完成一次中兴，将主要的藩镇势力一一降服。历史将掌声送给了宪宗，却没有人意识到他将德宗留下的家底再次耗空，造成了唐王朝的最终衰落。历史将嘲讽留给了德宗，却没有意识到有了德宗的吝啬和抠门，才有了宪宗的武功。只有想到了这一层，我们才会对这个古怪的老皇帝多一分同情，理解他的无奈和苦心。

有人认为，唐德宗之所以这么窝囊，并不怪他本人，而应该怪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正是玄宗皇帝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导致了“安史之乱”。战乱之后，无论谁都无法控制局势了。在唐玄宗时期，帝国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玄宗不止一次受困于财政的不足，想出了种种方法去化解。而藩镇制度就是他想到的方法之一，只是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灾难。但人们在责怪玄宗时，也应该看到，玄宗时期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更早时种下的祸根，甚至唐代一诞生，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局。唐初，统治者继承了北魏、隋代的传统，设立了土地公有制，建立了一套过于复杂的财政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变得千疮百孔，让每一个皇帝都头疼不已。

中国历史上影响唐宋的一次著名改革，发生在北魏时代。北魏在冯太后与孝文帝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建立起土地公有制。这种制度通过北魏传承给了西魏、北周，之后被隋继承，并最终成了唐代的制度样板。北魏土地革命的核心是分地。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由政府分配一块土地，到他死后，由政府回收土地。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有制，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继承权。

土地公有制是一种极易退化的制度，因为农民们并不乐于在死后将土地还给政府，他们的子女往往对父母的死亡隐瞒不报，私藏了土地。北魏的直接继承者北齐就由于无法查清土地数量，出现了财政不足，而北魏的旁支继承者北周由于建立制度较晚，土地清查更彻底，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一点决定了双方的成败。隋代速亡之谜实际上是一场“大跃进”运动。隋文帝取代北周后，建立了一套严苛的土地和户籍制度，要求对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查清楚。隋文帝的喜好导致了官员们虚报土地数目，虚报数字最高时比实际数字高出了十倍以上。由于征税机器太高效，加上官员的浮夸风，隋炀帝时，利用强大的征税能力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工程和战争，最终拖垮了民间经济。

到了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后来成为太后情人的李冲提出了最后一项改革：三长制改革。所谓三长制，就是在县以下设立半自治机构，来负责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也可以实现民间经济的自我管理。在任何一个稳定的时代，虽然皇权不下县，但是，县以下都存在类似的半自治机构。北魏的三长制是：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三长要求挑选当地有威望的人担任，并享有一定的免徭役优惠。三长负责厘清土地和人口状况，征收土地税和户调。所谓户调，就是除了粮食产出之外，以户为单位来征收的农产品，主要是布匹。

冯太后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坚决把改革推行了下去。结果证明，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改革前，由于是按户纳税的，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一个家庭往往聚集了几十口人。由于户数太少，平均下来，每户达到二十多斛。没有那么多人口的贫困小家庭根本缴不上税。改革后，大家庭拆成了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每一对夫妇纳税帛一匹、粟二石，绵、丝等杂物也一并取消。这样的改革对于穷人非常有利。三长制的执行让政府的土地改革顺利推行了下去，获得了土地的人民瞬间享受到了好处，对于政策也不再质疑。

随着三长制的确立，北魏得以查清了统治范围内的人口和土地资源，政府有了广阔的税基。查明税基是一个政权走向正规的标志，但同时，查明税基在集权时代又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收税过于容易，就容易收过头。比如隋代将人口数字落实得清清楚楚，收税很容易，结果隋炀帝就花费无度。唐太宗和隋炀帝一样东征高丽，对民间经济破坏很大，但由于唐代查不清人口，征税难度大，反而对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保护。

北魏虽然亡国，冯太后的改革却跨越了朝代的界限，被北齐和北周继承。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北齐和北周大致采取了北魏的做法，只是偶尔做一些小小的修改。而隋代又继承自北周，接纳了北周的财政制度，再将整个制度传给了唐代。北魏冯太后的改革通过一系列的传承，影响了中国最伟大的皇朝。从制度意义上看，冯太后的功劳远远超过唐太宗，是从北朝到南宋这一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人。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在汉文帝之后，历史再次迎来了普天下的免税。根据《隋书》记载，这一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除去所有的花费之外，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由于没有地方容纳新的赋税，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历史上将这次事件当成是隋代鼎盛的标志之一。

隋文帝的盛世又引人生疑。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一个乱世中诞生的王朝，从开创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汉代由于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复最快的，从汉高祖建国（公元前202年）到汉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唐代建国（公元618年）之后，虽然很快进入了所谓的“贞观之治”，但“贞观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调整，经济仍然萧条，直到高宗时期，社会才显出了富裕的势头，而进入盛世则是在建国百年之后了；宋代从建国（公元960年）到仁宗（公元1022年登基）时期的太平盛世用了六十多年；明代从建国（公元1368年）到“仁宣之治”（始于公元1425年）也用了五十多年；清代从统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后期社会繁荣时期，也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时期则用了百年以上。

只有隋代是个例外。以隋文帝免税的公元597年为例，这时距离北周灭北齐只有二十一年，距离隋代替北周只有十七年，距离隋灭西梁（南朝梁的残余，北周的附属国）只有十一年，距离隋灭南朝陈，统一全国只有九年。在这些年里，整个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不断侵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休养生息。战争结束的九年之后，隋代就到达了繁荣的高峰，令人感到意外。

如果从帝国的财政角度去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隋代的“鼎盛”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泡沫。所谓“繁荣”，不是民间经济的繁荣，而是帝国财政收入的繁荣。 隋文帝建立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抽取到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所以，本节开头所描述的繁荣是虚假的，只是政府财政的丰裕，却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富足。

司马懿作为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看到了集权时代的一个本质：为了财政，政府必须建立户籍制度让老百姓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样，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历代帝王也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以致于无法征税，导致政府的失败；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否则征税必然过度，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

公元609年，隋代的一切看上去还是那么金光闪闪，雄才大略的皇帝、繁盛的人口、繁华的两京，无不诉说着这个新型帝国的繁华。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帝国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被压碎。执政前五年，炀帝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成就，在于他的父亲隋文帝留下了一个高效的财政系统。他需要多少税收，就可以获得多少。即便他曾经推出了减税措施，这个系统仍然一丝不苟地从民间压榨出一点一滴的物资，送进官方的各个仓库。特别是，炀帝为了兴建东都，又在东都附近修建了大量仓库，为了装满仓库，官员们已经将民间挤压殆尽了。只是这个高速的征税机器根本停不下来，就算在垮掉的那一刻，也不会发出警报声。

直到隋代灭亡，帝国的仓库里仍然堆满了帛匹和粮食。与府库堆积对应的是遍地饿殍。叛乱者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开仓放粮，粮库里都满满当当的。在堆积帛匹的仓库里，人们甚至把帛当柴烧。随着隋代的统一，社会的生产效率的确在迅速提高，只是，社会上的物资都被一台高效的征税机器送到了政府手中，又被束之高阁，或者浪费掉了。无论人们生产多少东西，都无法满足政府的浪费行为。资源的错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却饿着肚子。这提醒人们，在集权帝国时代，高效的征税机构貌似实现了公平，但很可能意味着普遍的贫穷，因为当税都被政府拿走之后，留给老百姓的，只剩下劳苦和饥饿。因此，隋代的“大跃进”，并没有引起后世的任何警惕。

武则天时期，由于政府无法把足够的税粮送到长安，又由于陕西的关中平原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长安人口，皇帝只好不定期迁往洛阳居住，以减轻长安的缺粮压力。唐玄宗时期，皇帝的财政更加紧张，围绕着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两个集团：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贤相集团强调减少政府开支、不增加农民税负；而聚敛集团则迎合皇帝的财政需要，想方设法增加收入。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集团。随着北方的边事紧张，唐玄宗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足够多的士兵，玄宗只好设立节度使的职位，将行政、司法、财税、军事权合一，授予节度使。这种做法导致节度使权力过大，并引起了安史之乱。中唐以后，帝国的财政事实上已经从财政集权制变成了财政联邦制，唐代中央政府的税收孱弱不堪，无力镇压藩镇。

在征高丽的过程中，一个真实的李世民显现了出来。抛开被神化的纳谏因素，晚年的太宗已经变得奢侈傲慢，军事行动也愈加失控，本质上与隋炀帝并没有太大区别。历史上对他英名的推崇其实表现了百姓对圣君的渴望。特别是到了中晚唐之后，由于人们对现实政治不满，就夸大了初唐时期的政治清明。当吴兢的《贞观政要》问世后，更是没有人怀疑太宗的治国能力了。但实际上，使唐太宗免于落入隋炀帝结局的，不是他故作姿态的纳谏，而是比隋代低得多的行政效率。

唐代每户征税二石，而隋代每户三石，也就是说，唐代的税率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二，加之统计人口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负只有隋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量的财富留在民间，才能促成所谓的贞观之治。即便唐太宗在晚年也有了大把花钱的习惯，但是，由于户籍管理不完善，政府即便想多征税也找不到人头，这种模糊性间接保护了百姓。

总结起来，从北魏到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度之所以失败，源于它本身固有的巨大缺陷。在任何朝代，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公有制，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农民将土地占为己有，或者土地进入地下市场，流入权贵的手中，政府无法收回土地。政府虽然在某些时间可以强迫人们退回土地，但随着官僚惰性的滋长，以及人情世故的变化，退地会越来越少，到最后，政府不得不认可土地的私有化进程。而唐初，就是这一进程的起点。

中国从1978年改革以来，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农村最初实行类似于唐代的土地回收和流转制度，每当本村有孩子出生（有的地方要求是男孩），村里就给孩子分配土地。但实行不久之后，这个制度就已经名存实亡，无地可分，回收制度成为画饼，实际实行的是变相的继承制。

虽然中央政府的财政不健康，但是，由于政府对民间缺乏控制力，民间经济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只是，不健康的财政最终迫使政府用各种歪门邪道来获得收入。在唐代初年，问题看上去还不大，越往后推，财政紊乱引起的问题就越明显。随着官僚系统的膨胀和军事开支的增加，政府的财用出现不足。税收制度不能满足所需，政府就更有动力去绕开正规的税收制度，采取其他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正规财政是政府的一道紧箍咒，因为从民间要钱总是困难的。政府采取正规财政之外的其他做法都是为了方便，带着偷偷摸摸的成分。有的政府给货币减重造成通货膨胀，有的政府搞经营垄断资源，等等。唐代的财政制度既促进了初期的经济发展，又造成了最后的失衡。

在李林甫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杨国忠试图从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下手，整治藩镇。安禄山也意识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在天宝变乱发生后，杨国忠依然保持着高效的财政工作。当各地的勤王士兵们纷纷赶到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为军队花掉太多的钱感到惋惜。他决定尽量不动国库，而是另外找钱来帮助皇帝打仗。

“三武一宗”灭佛的理由只有一个：财政。他们在意的不是佛经对错，而是三样东西：

• 一是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都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时，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 三是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币，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采取限制寺庙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而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无法推行。唐武宗的灭佛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报告，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二十六万僧尼还俗，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佣的十五万奴婢也变成了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宋代最著名的改革是王安石变法，但最令人惋惜的改革却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一样，目的都是解决政府财政不足的问题，说具体一点，就是“三冗问题”：冗员、冗兵、冗费。范仲淹的出发点是：既然财政收入无法增加，就减少财政开支。通过整顿官僚制度，减少官员和士兵数量，提升士兵战斗力，从而达到节省财政的目的。

范仲淹的改革遭到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抵制，他们不愿意自己成为裁减三冗的牺牲品。改革最终不了了之。当人们意识到，削减开支的改革不能成功时，就有另一帮人开始呼吁进行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王安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关于府兵制的提议，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实行府兵制的时期，也有实行募兵制的时期。实行府兵制时期，人们就想改革成募兵制；而实行募兵制时期，又想改革成府兵制。比如，隋唐时期人们看到先前的募兵制花费太高，所以用府兵制解决花费问题[7] ，这和范仲淹的初衷是一样的。但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府兵制虽然节约军费，但士兵的战斗力不强，为了打仗，还是得用募兵制。募兵制持续到宋代，由于花费控制不住，范仲淹又提出要改为府兵制。这种循环说明，军队的战斗力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无解的难题，要么战斗力低，要么军费高，即便暂时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也无法长期保持。范仲淹想从募兵制往府兵制调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寻找再平衡的尝试，在北宋军费太高的情况下，找到一个降低花费的方法

范仲淹的改革暗含着这几条原则：

• 第一，政府虽然要收税，但不是越多越好，财政应该量入为出，而不是量出为入。政府的职责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加强税收。
• 第二，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利，而应该只依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
• 第三，政府的主要问题不是财政收入不足，而是规模快速膨胀，政府的规模降下来，花费自然减少。
• 总之，改革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自身，要从自己身上割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在中国的历史上，绝大部分改革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有少数改革是为了缩小政府规模而推行的，庆历新政属于后者。如果它成功了，那么北宋可能会统治得更长久；而如果它失败了，人们将会从另外的角度考虑问题：既然无法限制政府的规模，那么就只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到了这时，就该聚敛之臣上台了。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财政混乱的时代。宋朝拥有最复杂的官僚体系、最庞大且无用的军队、最全面的专卖制度、最先进也是最无赖的金融工具。宋朝的命运在它建立之初就已经注定。人们虽然反抗过，改革过，但最终都无法对抗庞大的财政惯性，政府在不断找钱中消耗着力量，最终瓦解。而北方虎视眈眈的敌人利用这个机会，吞并了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王朝

青苗法也是一项前人的制度，不过王安石将它的规模扩大了。所谓青苗法，是政府给农民发放青苗贷款的法律。[36] 当地里还是青苗时，可能是农民最缺钱的时刻，因为这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把去年的存粮都吃完了，可是今年的粮食还没有下来，青苗还没有熟。有的农民甚至把留种子的那点粮食都吃掉了，连地都种不下去。这时官府如果出面，拿出钱来将钱贷给农民，等粮食熟了再让农民还回来，这样，官府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息，而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这个想法看上去是很不错的。可是，很不错的想法在执行的时候却必然失败。为什么？因为官僚效率的低下和粗暴。

从理论上分析，这个做法的确可行，但实行起来，如果中央政府不强行推动，各地政府就懒得理睬，不了了之。中央政府要想推动，就必须下达指标强行推进，如果官员完不成指标，就要受到惩罚。可是，一旦下达了额度指标，每年必须贷出去多少，收入利息多少，这个额度就必然被滥用。本来可能一百户农民只有五户需要贷款，但官僚系统的低效率却无法找到真正需要的这五户，反而抓到了另外的人，强行把钱贷给不需要的人，好赶快完成指标。到最后，地方政府执行青苗法就变成了强制贷款、强行收租，把额度指标完成了事。

在王安石的改革中，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法律是免役法。在所有的法律中，免役法是最可能成功的一项。由于宋代有着繁重的劳役，已经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衙前和里正这两个差事，可以使人倾家荡产。王安石制定这项法律，是想让人们缴纳一定的钱，获得免役，再用免役钱去雇佣劳役。这符合当时的需求，进行职业的分工和细化。从执行的情况来看，由于把户籍分成了五等，按照财富输钱，也将主要的出钱方锁定在了富人身上。最穷的人不需要纳税，而中间户也获得了足够的利益。根据杭州知府苏轼的观察，杭州的三等户人家一般八年一个轮回，出差役两年，再休息六年。如果按照免役法的规定出钱免役，那么每年需要出三四千，八年合计约三万钱左右。如果不免役，必须服役的话，那么两年的服役费用约为七万多。即便不算时间成本，仅仅从金钱上衡量，免役法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宋代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但宋代也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另一大奇观：恶性通货膨胀。纸币造成的恶性通胀，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宋代，一直到现代仍然是各国政府敛财的主要手段之一。纸币之所以发展，是民间抵御政府不当政策的结果。

当时的四川，是宋朝政府规定的铁钱区，在这个区域内没有铜钱流通，只有笨重廉价的铁钱。除了四川之外，陕西则属于铜钱和铁钱混合使用区域，而剩余的地方才是铜钱使用区域。在四川，由于铁钱的价值太低，有商号发明了不记名的交子。人们可以把铁钱拿来存在商号，由商号开给交子作为存款证明。人们可以用交子做交易，不管谁持交子到商号，都可以按照票额领取铁钱。

交子最初的发行是在民间，随后由于有的发行交子的商号出现了倒闭的情况，引起了信用纠纷，政府开始限制民间发行，并最终改为政府发行。官方交子发行之初，实行了准备金制度。但随后，政府开始加大印钞量，准备金制度被破坏。这时候的交子已经成为不可兑换的纸币。一旦政府掌握了利用印钞来筹款的秘密，纸钞就成了最隐秘的敛财术，让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将财富吸走。

据统计，1949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粮食三百零三亿斤，而财政支出却达五百六十七亿斤，赤字达到二百六十四亿斤。为了平衡收支，政府将大批的纸币抛向市场。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内通货增加了一百六十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二百七十倍。结果物价横飞，人们纷纷囤积粮食，爆炒金银。中央政府决定打击投机倒把，禁止私藏银圆。到了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取代第一套人民币，规定第二套的一元兑换第一套的一万元。这次通胀虽然没有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的通胀猛烈，但在几年内贬值一万倍，也可以称之为一次巨型通胀。

为什么交子对四川如此重要？如果看得长远一点，就会发现它是一千多年以来民间最大的金融创新，代表着民间社会对中央集权式的金融体系的反叛，也解决了从汉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民间的问题——钱荒。

自从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国有之后，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让民间缺钱。在中国古代，把这种现象叫作“钱荒”。所谓钱荒，是指与经济规模相比，铸币的数量总是不足，而铸币的质量也总是持续低劣。每个朝代之初，货币质量是最高的，但由于政府的造币能力不足，铸造的钱币数量有限，人们无法找到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谓的铜钱大部分都已经不是铜了，而是铜、锡、铁和各种合金的杂合体，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政府通过铸币从民间抽取了过多的资源，却总是生产不出足够的货币数量。

关于交子还有几个特点：

• 首先，交子并非凭空发行的。每发行一贯的交子，必须有一定的准备金。最初时，一界交子印行的数量是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而官方为此准备了三十六万贯的准备金。[24] 虽然保证金不是足额的，但考虑到人们不会同时提现，三十六万贯已经足够安全，保证了金融稳定。
• 其次，交子有界的限制。每界三年，到第四年头则发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时将旧交子换回并销毁，保证市面上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五万贯的流通量，避免产生通货膨胀。
• 再次，交子只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为钞票，但在其他地方只是废纸。
• 最后，交子实行铁币本位的，它标明的面值都用铁币来衡量。

宋代是金融创新的朝代，除了交子之外，在北方，特别是陕西使用的盐钞也是一种信用票据，即用盐来计算财富。可以说，盐钞就是一种用盐作为准备金的货币。

从世界的经验看，只要纸币与硬通货挂钩，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许多政府就依靠印钞票制造通胀，从社会的手中夺取财富。这个规律在世界上算是新经验，而在中国，却已经是老智慧。交子出现之后，宋代政府就已经有了利用纸币来筹钱的实验。这个实验在北宋时期还是小心翼翼的，到了南宋则加速并失控。而与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国，则由于效仿时用力过猛，脱缰野马般直接进入了超级通胀状态。

北宋末年，中央政府的财政几乎年年赤字，甚至财政收入只够满足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三。当群臣束手无策时，只有一位大臣可以解救皇帝于水火，这个大救星就是蔡京。蔡京的敛财手段包括：第一，将纸币从四川引向全国，发明一种叫作钱引的货币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第二，加大食盐的票据化，把盐票当作第二货币使用。通过这些做法，蔡京实现了中国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大量的纸片从政府飞到民间，将民间的真金白银和粮食掠走。蔡京的做法造成了民间金融系统的崩溃，当金兵入侵时，政府再也筹集不上新的财富来抵御外辱，北宋灭亡。

蔡京的做法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的尝试。交子、钱引、盐钞、茶引，层出不穷的纸片将社会财富从民间送到了政府手中。这些纸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们都反应不过来，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最终被政府剥夺干净。不仅仅是宋代，在任何时候，只要政府手中掌握着印这些纸片的工具，就必然会制造通货膨胀和财富再分配，在攫取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诱人的官商泡沫。

从王安石开始的政府理财实验，到蔡京时期终于达到了高峰，只是，整个社会的金融系统已经在实验中分崩离析。当北方的战事兴起时，政府已经无力再为战争筹集经费了。北宋虽然亡于金人之手，但真正令它衰弱到无法抵抗的地步的原因，不在于外界，而在于内部的资源已经被剥夺到了极致，不管面临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经无力作出响应了。

令马可·波罗惊叹的纸币也成了蒙古人掠夺的工具，元代的纸币一直持续不断地处于贬值当中，并不断发行新币来取代旧币，将旧币贬值。在掠夺财政、包税制、纸币敛财的共同作用下，元代成为最孱弱的朝代之一，一直缺乏真正的经济恢复和盛世时期。元代末年，雄心勃勃的丞相脱脱为了振兴大元王朝，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改革。他的改革核心是：利用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这是元代版本的“四万亿”。然而，政府主导花钱必须有钱可花，当政府手中没钱时，就只好偷偷开动印钞机，依靠印制钞票来筹措财政。脱脱的做法导致了民间经济的紊乱和金融上的大崩溃，随着各地反元起义的兴起，脱脱的改革没有拯救元朝，反而葬送了元朝。

随着蒙古军事行动的扩大，大汗需要更多的钱，各个王公们更是需要立刻拿到现钱。这时，中亚的理财专家们再次登场，把耶律楚材给边缘化了。他们向大汗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选项：蒙古人不需要操心所谓的税制结构，只需要将征税权包给他们即可。所谓包税制，就是帝国将税权包给某些人（包税商），包税商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从地方上榨取税收，然后每年向帝国贡献固定的数额，剩下的收入都归包税商。包税制带给了帝国便利，大汗和皇帝们不用费心就有了固定的财政收入，却让包税商们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地方上榨取财富。这种方法将短期效益最大化，却破坏了帝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征税能力。

大蒙古帝国时期的财政就在正规税制和包税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之间摇摆着。可见，一个游牧民族要建立完整的社会架构、维持长期的统治有多艰难。但不管多艰难，到了大汗蒙哥时代，蒙古帝国的税收结构已经逐渐建立起来。当时的税收项目包括人头税、农业税、商业税，附加一定的徭役。在中原，征税以农业税为主，农业税的征收类似于宋金时期的两税法，一年收两次，这说明蒙古人学习的能力并不弱。

与其他朝代不同，蒙古人的元代始终缺乏一个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类似的盛世时期，除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政治架构过于简单、财政结构过于粗暴之外，还和元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有直接关系。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发展出盛世，都要有一个较长的休养生息时期，但元代是个例外。建国者忽必烈从上台起就一直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

元代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帝统治时间都不长，他们如同匆匆过客，虽然制定着不同的计划，但这些计划又在死后被推翻，由新人重新制定新的计划，这些政策根本没有时间得以落实。另外，忽必烈是典型的汉化派，但在他死后，子孙们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到底是保留蒙古传统，还是拥抱先进文化？到底是保留蒙古人的部落制，还是实行汉人的官僚制？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总是朝三暮四，基本上这个皇帝愿意采纳中原统治方式，下一个皇帝立即决定恢复蒙古文化。后期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这一点决定了政策具有摇摆性。在摇摆当中，帝国的财政问题被搁置了。元政府不仅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还随时出台各种临时性的措施来破坏财政。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统治了十四个年头，算是中期统治最长的皇帝。他在位时期，元代经济有所恢复，但随后就进入了彻底的失控期。

面对比第一任时更糟糕的情况，脱脱又如何应对？脱脱仍然满怀信心，试图用更大规模的政府行动来实现中兴。这次他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手段也已经纯熟，他的措施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通过整顿吏治减轻人民的负担，发展经济。这是历代政府的常规动作。特别是到了帝国后期，吏治已经比较混乱，这是任何一个强势的宰相都会动用的手段。
• 第二，大规模地兴建水利工程。由于黄河的泛滥，如果要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和运输问题，必须首先治理黄河。脱脱高效地组织了数十万劳工治理黄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第三，由于北方的粮食问题很严重，脱脱提出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在北方种植产量更高的稻米。他采用了政府指导的方式，专门从南方请来了熟练的稻农，由政府出资来教北方的农民如何种植稻米。在整个国家都处于非常状态时，脱脱仍然投入大力去做这些基础性、长效性的措施，说明他认为帝国是可以治理好的。
• 第四，为了维稳，他还建立了庞大的军事系统。由于黄河泛滥、灾荒加重，帝国的财政已经处于非常状态，各地官吏争相采取非常规方法获得收入，反抗也层出不穷，并且规模在不断增大。为了对付这些反抗，脱脱尽可能建立起一整套高效的制度，来保证调兵的需要。

总之，脱脱的思路很明确，利用政府的一切资源，一方面加强维稳力度，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力量，让社会暂时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加快改革进度，加强基础建设和经济指导。这两方面都需要政府庞大的财政投入。当时政府是否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即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我们还不敢确定，但他们肯定是相信一旦政府出手进行刺激、控制和指导，就可以让问题马上好转。

脱脱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不管他最初如何小心，恶性通胀还是如期而至。物价上涨超过十倍，在价格失控的情况下，政府为了解决采购和发薪问题，只好加班加点地加印钞票。最后钞票要用车船装运，运往四方。由于购买力太小，纸币散落得到处都是，也没有人去捡，如同废纸一般。金融秩序乱套，是导致人们对政权丧失信心的最关键因素。

第二，大量的政府工程占用了太多的劳动力。去修黄河、运河的人很多，而参加维稳的人也脱离了劳动，不再创造产品，于是种地的人少了，粮食减产，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同时由于天灾，村庄的人手不足，抵御能力也下降了。宣判脱脱依靠政府发钞，花钱刺激经济的措施走到尽头的，是无情的军事动乱。由于经济秩序紊乱带来的民不聊生，山东、浙江、江苏、湖北等地先后叛乱。脱脱组织人马进行征讨。元政府最后自掘坟墓的举措是：在脱脱征讨南方的叛军张士诚即将取得突破时，突然将他罢免了。这次罢相反而让人们忘记了脱脱此前的作为，纷纷同情起他来，认为如果不罢免他，也许元朝能够拖延得更久一些。

明代拥有着最严密的集权手段，也拥有着最笨拙的财政工具。前代的许多财政经验，到了明代却都成了累赘。明代皇帝由于对金融无知，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的概念，成了空头纸币，在明代初期就已经崩溃，变得一文不值。民间为了避免通胀，不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而是自觉采用白银作为货币。白银的采用是民间自发抵制政府掠夺的行为，纸币被抛弃后，由于政府缺乏制造通胀的能力，明代反而成了金融秩序最稳定的朝代之一。

明代财政严重依赖于土地，使得政府收入不具有扩张性。明代规定了严格的户籍与土地清查制度，却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变成了形式主义，到了明中期之后，户籍与土地已经无法查清。明后期，大学士张居正为了整顿财政，试图改革税法，增加财政收入。他的整顿将加税的工具赋予了政府。万历后期，随着战争的开启，这些工具逐渐被滥用，使得明末在一片加税声中灭亡。

来到索马里兰的人们看到当地巨大的钞票堆，都会带上疑问：为什么政府不多印刷一些大面值的钞票来方便人们携带？比如，从比值上来说，越南的越盾比索马里兰先令更不值钱，三越盾才能兑换一索马里兰先令，但由于越南政府发行了许多大额钞票，民间并不会出现钞票太重不好拿的问题。那么，索马里兰为什么不能借鉴越南经验呢？

原因在于：索马里兰缺乏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对通货膨胀做出反应。当一种新钞票第一次发行时，政府一下子印刷了太多的钞票存放起来，准备未来分批投入市场。在新钞票大量投入时，也触发了市场上新一波贬值，结果，新印刷的钞票还没有投放完，就已经贬值成了毛票。政府必须硬着头皮将已经印刷出来的毛票继续投入市场，消化完毕后，才有可能印刷更大面值的钞票。钞票贬值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政府做出反应的速度。

在索马里兰，市面上许多一千先令钞票都是全新的，一沓一百张的钞票全是连号，人们使用时也是按沓算，不用拆开。如果按照正常的磨损速度，在十年内，这批钞票仍然不需要退出流通。了解原因后，许多人都会哑然失笑，仿佛在看西洋景。但不幸的是，这曾经是中国特有的“东洋景”。当其他国家还没有听说过纸币，宋、金、元时期就已经发生过巨大的钞票贬值。不过，到钞票如废纸时，这三个朝代都已经进入了皇朝的灭亡期。而在明代则更进了一步：在朝代中前期，钞票就成了巨大的废纸堆，出现了与索马里兰类似的景观。甚至比索马里兰还不如，钞票堆积在市场，人们连看都不看

奇怪的是，明代宝钞制度虽然很快崩溃，可是宝钞却如同细小的尾巴一样一直存在。由于明代是个对祖宗之制无限尊崇的朝代，一旦朱元璋建立了制度，没有人敢于废除。到了后来，宝钞就成了一种礼仪性的东西。逢年过节，皇帝就会装模作样地向大臣发放宝钞作为赏赐。大臣明明知道宝钞已经形同废纸，没有了市场，也要感激涕零地接受下来。由于这种礼仪作用，大明宝钞一直保留着。对于明代人来说，皇帝发行纸币唯一的公平之处是：它不仅仅坑老百姓，对官员也毫不手软。实际上，官员是明代纸币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中国的银本位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欧洲和中东都再次进入了铸币时期，而在历史上铸币发展最完善的中国却正好相反，民间用银并非是以钱币的形式使用，而是夹成碎块称重使用。虽然银为交易中介，却缺乏统一的形制，货币形式变得更加落后。 不过，虽然有着种种不方便，当全国普遍采用银本位之后，民间经济却因此受到了保护。汉代政府学会用铸币造假的方法从民间抽取铸币税，而宋代以后的政府屡次使用纸币来筹集财政资金，不管是铸币还是纸币，都会沦为政府的财政工具，破坏民间经济的繁荣。明代政府把纸币玩崩溃之后，不得不把货币职能交给了天然的贵金属银，银子的供应量只和储量、开掘能力有关，政府不能控制。 结果，明代政府虽然失去了一张财政王牌，却出乎意料地有了新的收获：由于民间金融系统脱离了政府摆布，变得更加健壮，反而使明代经济更加经得起政府的折腾。不管是外敌的入侵，还是内政的败坏，二者对于民间经济的破坏力都大大下降。银本位制保护了民间的繁荣，无意之间，让这个原始、僵化的帝国存活了近三百年时光。这或许是朱元璋当初也没有想到的。

明代是一个农民意识最强的朝代，朱元璋试图建立最严密的户籍和土地制度，用这种方式来约束整个社会。但不幸的是，这套制度过于严密，除了朱元璋，没有人能够玩转。等他死后，这套烦琐的制度反而成为继承人的枷锁，令他们疲于奔命却徒劳无功。明代的财政制度主要依靠两种资料来收税：针对户籍的黄册和针对土地的鱼鳞册。前者相当于现在的户口簿，后者相当于土地簿。

与汉唐时期不同，明代是一个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人口的流动程度超过了汉唐，政府也不限制土地兼并，数据统计的复杂度比起前朝更是高出了很多倍。而明太祖为了巩固政权，避免子孙后代乱改法令，又制定了中国历代最僵化的行政体制。当明太祖还活着时，这套行政体制因为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此，在他的摆布下，显得得心应手。但等他死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驾驭这套制度。行政退化从明太祖死后就已经非常严重，谁也无法再维持系统的高效运转了。到了后来，户籍和土地普查已经进入了蒙人阶段，有的人死去几十年，名字照样出现在黄册里，至于鱼鳞册则更是乱七八糟。

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制度天才，他设计的制度成熟耐久，让所有人都感觉动弹不得，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的税收结构虽然很原始，却又由于太原始，为工商业的发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这是一个无法进化的政权，与进步和创新无缘，却又由于稳定而长期存在。整个官僚架构保证了行政工作的刚性。这是一架自动运行的机器，虽然随着年久失修，越来越耗油，越来越吃力，但如果一个人指望这台机器会很快坏掉，那就大错特错了。没有人喜欢这个制度，但每个人又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无奈地巴望着它倒掉。可是制度冷冷一笑，稍微伸个懒腰，就把人给熬死了。朱元璋设计的制度之所以稳定，得自于他吸取了元代的经验和教训，保留了那些利于稳定的因素。

人们常对科举产生巨大的偏见，认为考试制度是一种“毁人不倦”的制度。但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科举，而在于集权社会里没有第二条可以光宗耀祖的途径。所有的人都扎进了这座独木桥，才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单一化。明代科举制的完善，也彻底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汉代至魏晋，往往会产生许多传承数百年的大家族，而官员名额大部分被这些家族垄断。在唐宋时期，虽然科举制已经在起作用，但社会上有经济优势的大家族还是长期存在，当官靠家族和祖辈的这一官场习俗也没有完全扭转。只有到了明清时代，由于科举制已经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地方的人才输送到中央，只有科举一条路可以当官致富，所以使得地方上的大家族萎缩了，反而形成了另一个传统：富不过三代。通过科举，明代彻底打碎了社会结构的结块现象，民间分散成了一个个原子，互不隶属，中央的权威不会受到任何挑战，形成了彻彻底底的集权模式。在继承元代制度的基础上，明太祖又吸取了若干教训，将元代的开放型社会变成了保守和封闭的社会。

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地位表现在三方面：

• 第一，它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历代的财政问题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麻烦。每个朝代的初期都会制定复杂而严密的税收法则，但是没过多久，随着行政效率的退化，就无法完全贯彻执行，税收也大受影响。一条鞭法把复杂的设计形式都抛弃掉，直接简化成政府的财政渴求，只要能征税，形式能简化就简化。
• 第二，为了简化形式，它牢牢地把握住一个根本：土地。只要土地在，就有税收，把所有的其他税种都折算入土地。中国历史上的人头税距离退出舞台不远了。如果完全执行一条鞭法，就没有所谓的人头税了，只是各地在执行时不能完全贯彻执行，因而还保留了一定的劳役税。到了清代“摊丁入亩”时，人头税彻底废除。
• 第三，从征收实物变成了征收银两，确定了以货币为税的原则。从汉代以征收实物为主，到明清逐渐过渡到以货币为主，表明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减少征收实物，是因为利用货币已经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实物了；而政府征银也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张居正的财政措施让政府收入大幅度增加。他死时，北京的粮仓装满了够吃九年的粮食，府库里也堆满了银子。

但这是明朝政府最后一次过好日子了。如果究其根本，他的税制整理是通过将明代社会的税基完全榨干，来获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他没有做过任何发展经济的尝试，也没有为民间经济松绑的意图。他只是一个理财专家，对于此外的领域则无能为力。长长的万历朝将张居正积累的这些财富花光之后，迎接明朝的就只剩下衰落了。

如果仅仅在所有集权社会中作比较，清代已经达到了中央集权模式的最高峰，它兼具了稳定和繁荣两个特点，在康乾盛世的百年之后，经过了多次战争的消耗，仍然能够保持财政盈余。只可惜，此时的西方已经发展出代议制宪政模式，将这个稳定的集权帝国抛在了身后。清前期继承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做到了税制简单，征收方便，加上清代进行的三大改革：新增人口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使得政府的财政长期保持盈余，民间经济保持了百年的稳定繁荣。

清朝政府始终没有意识到，当人口过剩时，就是发展工商业的最佳时机，人口过剩虽然会产生粮食不足的隐患，却又是巨大的财富。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工商业可以提供比农业更丰厚的财政收入。它依然把财政建立在农业之上。

中国进入康乾盛世，经济步入了快车道，一百多年结束后，是否能将欧洲人甩得更远呢？恰恰相反，当皇帝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之后，回头却发现，当年惨不忍睹的西欧国家已经弯道超车，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这一百多年里，世界的政治风头已经彻底转变，流行了两千年、占据压倒优势的集权帝国体系被另一种新兴的制度超越了。这种制度在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更能够促进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当然，如果深入研究，会发现实力变化并非如此突兀。公元17世纪前期，欧洲虽然进入了乱世，但制度、商业因素已经具备，而清朝却仍然沿着老路前进。清朝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欧洲人面前也不值一提。清政府的财政仍然围绕着农业来安排，但欧洲的工业、金融、商业带来的综合实力，却已经逐渐过渡到了强调资本、强调工业的轨道中，工业比重加大，全球性的开发也让欧洲人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威胁。政府依靠工业、金融杠杆获得更多的税收。

其实，清代社会学习西方的速度并不慢。从1840年起，在西方的冲击下，除了战乱时期之外，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中。虽然大量外国货的涌入带来了贸易的不平衡，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但随后海外投资的大量增加，填补了巨大的贸易赤字。与中国北方的小农经济相比，中国南方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社会，也乐于接受新的商业规则，民间社会的自发转向就是中国商业的收获期。它们必须在全球化的野蛮背景下打拼出一条路。

与民间社会的自发成长相比，另一场运动（洋务运动）却有着更大的争议。人们常常认为洋务运动是一场官商运动，直接压倒了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让中国在进入近代化时无法发展出更健康的经济。但是，任何一个后进国家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化时，都不能避免官商经济的发展。

当国门打开后，有两种人总是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直接与海外接触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以及一部分上层官员。这两种人分别代表了民间和政府开始效仿海外模式发展经济。代表政府的开明官员眼界最宽，且拥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导演了第一波近代化浪潮。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积累了更丰富的资本和知识之后，才能引领第二波，取得发展并逐渐超过官员主导企业。在日本、土耳其等转型国家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局面，最初是政府主导，随后民间完成接棒，进入更加自由的经济时代。

中国社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洋务企业，而在于第二波的民间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完成接棒，而它们跟不上的原因也不是由于洋务运动，而是大部分集权制官僚仍然无法按照新商业模式转换头脑，因而抑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这也是问题之一。如果整个转型能够持续百年以上，等大部分思想守旧的老人死去，新上台的年轻人主导了政治进程，随后的转型会更加顺利。如果要持续更久，就必须保证政治上的稳定性。同治时期，中国财政的稳定已经有助于王朝的持续，然而，新到来的中日甲午战争打碎了可持续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