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战争如果在海外发生，制空权与制海权依然是最重要因素。可战争一旦回到本土，或者到了占领土地与建立政权的阶段，决定性的，仍然是那千年不变的山川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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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25：完成初稿

读后感

这本书是三部曲（军事/哲学/财政）里面最有意思的，也是结论最明确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抄作业是最快的。祖国的名山大川真的很吸引人，如果能走走看看，那该多好。

读书笔记

既然从北方攻打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那么蒙古人在这三条道中选择哪一条为主攻方向呢？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军事行动中，往往会采取以一路主攻，其余方向佯动（牵制敌人兵力）来进攻。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作为进攻大师的蒙古人很少采取“一路主攻，其余佯动”的做法，而是习惯于数路大军并进。由于他们的机动性太强，在每一个方向都配备实力雄厚的大将，几路大军是竞争关系，他们争先恐后，谁先获得突破谁就是主攻方向。这种做法在北亚、中亚、西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敌人根本无法配置兵力在广阔的战线上做出有效抵抗。当某一处被突破后，蒙古人就蜂拥而入，整条战线一溃千里。在最初的宋蒙战争中，蒙古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三路并进，进攻南宋。但这一次，蒙古人却遭遇了巨大的困境：南宋的疆域太庞大了，地形也过于复杂，超过了蒙古之前并吞的任何国家。要想在如此庞大的战线上进行机动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公元1259年8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哥可能死于疾病，但对于汉人来说，他们更愿意认为他是死于汉军的炮火。大汗的死亡，让几乎没有弱点的蒙古人突然显现出一个最大的弱点：一旦大汗死去，蒙古各路诸侯将会集到漠北的斡难河边举行新的选举。汗王之间的钩心斗角，让所有的人都必须撤军，赶去争夺权位。忽必烈是蒙哥之后最有权势的汗王，也最有可能继承大汗之位。他试图继续进攻鄂州，为争夺王位留下点儿可以称道的成果，但随着汗位斗争形势的恶化，他不得不与南宋签订合约，赶快北返争夺汗位去了。南宋在已经接近崩溃时突然间获得了新生。这次撤兵，让赵氏江山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年时光。中国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一次军事行动竟然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说，这就是战争的魅力之一。

蒙古人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云南从此彻底并入了中国版图。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在秦汉时代，云南的部分地区曾经属于中央政府，唐代丧失了大理地区，却还保留着一部分疆土。到了宋代，云南大理虽受册封，但相对独立。是蒙古人的征服行动，让云南永久性地与中国合一了。蒙古人没有征服的越南、泰国、缅甸，则再也没有属于过中国的版图。

蒙古人的另一个贡献出现在忽必烈进军的六百八十一年后，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几乎沿着蒙古人进攻的反向，重走了这条道路，他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在我访问蒙古人遗迹之路上，经常会看到纪念长征的纪念碑。比如，在达拉沟附近，就是举行红军俄界会议的所在。而在丽江蒙古西路军渡江南下处，也是某支红军渡江北上之地。

蒙古人还有一个小贡献，在如今的湖南省桑植县境内，竟然还有一支白族人幸存。云南大理是白族人的故乡，在数千里之外又怎么会有另一支白族人呢？他们的祖先就是跟随兀良合台征战湖南的蛮人士兵。据说，当蒙古人决定撤军时，兀良合台就地解散了云南部队，让他们自行回家。大部分人都归去了，但还有一小部分留在了湖南，在深山里披荆斩棘，开辟了另一片天地。蒙古人在阿富汗留下了哈扎拉人，在中亚产生了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将吉尔吉斯人从蒙古赶到现在的中亚，他们也在云南留下了蒙古族、回族的后代，而给湖南的礼物，就是那一支白族人。

战争却是有规律可循的，最基础的要素就是地理。地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他因素都是变化的，只有地理是相对固定的。天时是不固定的，虽然季节有规律，但天气每天都在变。所谓人和，也充满了偶然性，不容易把握。只有山川是近乎静止的，只要掌握了地理规律，就可以计划一场战争，至于人和、天时，都是在根据地理制订了作战计划之后，才去考虑的因素。

春秋与战国时期战争的最大区别，是春秋的战争不以杀人为目的，而战国的战争是以杀光敌方有生力量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击败对方。用战败者的头颅垒金字塔，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特征之一，并非蒙古人的发明。这种号称“京观”的人头塔至今仍有遗存。

秦国的统一可以概括为：扎根关中，先取四川，同时拥有关中与四川，占据上游，再从北、中、南三路依次打击中原，这是秦汉时期最大的军事密码人头墩的发现也向人们揭露了战国时代的一个战争秘密。在春秋时期，战争不是以杀人为主，它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战争双方并没有想要灭绝对方，而是点到为止，最终是为了签订条约，获得对方几座城池。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战争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并吞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消灭对方的国家。在战国时期，人们的国家归属感也非常强烈，一个赵国人哪怕投降了秦国，一旦被释放，他仍然回到家乡变成一个赵国人，下次打仗时，秦军又会在战场上看到同一个赵国人。秦国唯一能够消灭赵国抵抗力的有效手段，就是将对方的年轻人都杀光。于是，战国时期的战争突然间变得血雨腥风，失去了原本文质彬彬的特征。秦国是最早体会到战争变化的国家，也更加娴熟地完成了对敌国有生力量的屠杀。

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秦国却激发出了最强的动力。在历代秦王的领导下，秦国一直致力于两方面的变革：第一，从制度上建立一种能够供养庞大军队、激发士兵斗志的财政和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比六国的更加持久，也更加能够组织起庞大的军事供给；第二，多杀人，消灭六国的有生力量，让他们因为人员不足，从财政和社会上出现总的崩溃。致力于战争的财政和社会制度是由商鞅建立的。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连续两次进行变法，将秦国社会打造成了一部专门为战争服务的财政机器。

司马错的观点与张仪相反，他认为暂时放弃韩国，进攻四川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但司马错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在司马错死后两千两百年，英国的一位战略学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提出了一个概念：间接战略（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6) 。所谓间接战略，就是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并不是直接向目标前进，而是适应环境，随时做好改变路线的准备，积攒必要的“势”，当万事俱备的时候，再向最终目标发动总攻。司马错的观点恰好与哈特的战略是一致的。

秦国的统一，实际上是将中原国家的人口资源消耗干净，使得他们无力反抗才获得的。在中国历代战争中，以血腥消耗人口为代价获得胜利的例子并不多，除了秦之外，就只有蒙古人的对外扩张，以及清朝对准噶尔人的镇压。在大部分时候，战争是为了让对方臣服，而不是消灭。秦的统一之所以如此残暴，和中国第一次进入统一帝国模式有关。在进入帝国模式之前，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地域归属感，哪怕暂时被打败，也牢记自己是楚国人、赵国人，不是秦国人。一旦进入了帝国模式，人们自认为属于一个国家，就会随时做好归顺胜利者的准备，在天下一家的心理作用下，征服者不用做动员，人民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时，杀人就变成了辅助手段，最重要的反而是人心。我们总是把秦国的统一当作一个事件，实际上，它却是很长时间段内各种事件积累的结果。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并吞六国，其根基是在孝公时期打下，并由历代秦王通过蚕食逐渐积累优势的。

在秦国历史上，对统一贡献最大的是在位五十六年的昭襄王。他在穰侯魏厓和将军白起的帮助下，南征北战，将楚国、魏国、韩国、赵国一一削弱。他的继承人完成统一已经只是临门一脚了。昭襄王的战略，可以视为中国战略思想的高峰之一。他熟练地挑选对手，每一次都先认准最强的那个对手进行打击，而与其他的弱者相联合。当把强者削弱后，他再从其他对手中选出下一个最强的，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的国家都疲弱不堪。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其他的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秦式和平，或者被动迎战。

从最初的落地关中，到缓慢蚕食山东地区，到获得四川基地，进攻楚国，最后摧枯拉朽般横扫六国，秦国的成功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 第一，关中地区的封闭环境，有利于秦国统一关中，又有利于秦国守卫边境，防止六国攻入家园。
• 第二，同时获得关中和四川后，有足够的后方生产粮食，保证了军事供应。
• 第三，秦国由于后起，国内的行政较为简单，便于商鞅通过变法将国家打造成一台战争机器，从民间压榨出最大的能量用于战争。
• 第四，关中、汉中、四川地区的上游位置，便于秦国包抄进攻楚国，击溃这个最大的敌人。
• 第五，中原地区的碎片化，让秦国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连横，各个击破。

在秦统一的过程中，关中地区的优势地位显现无疑，也为那一个时代提供了胜利的法门，这个法门是：一、同时占领关中和四川，就有了足以对抗中原的资源优势；二、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来说，如果不想被关中打败，就要避免关中和四川掌握在同一个敌人手中。汉高祖刘邦就是采取第一点统一了天下，而汉光武帝刘秀则是利用第二点，挫败了关中的敌人。

在关中时代，秦统一的难度也是最大的，由于处于摸索阶段，许多战略都是由秦国的尝试而定型。比如，对楚地的打击必须从上游着手，并利用分路包抄，才可能取得成果，这一点被后来的王朝无数次利用。另外，从四川进攻湖南、长江三峡、赵武灵王的北方通道，都是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当这些战略要地被秦摸索出来，之后历代的将军们都可以循着秦的足迹去排兵布阵。加上人心逐渐适应了一统的局面，统一全国的难度在逐渐降低。这就是为什么秦国要花几百年完成的统一，到了汉高祖时期，只需要五年就可以复制一遍。

战国与秦时期的三种长城反映了战术的变迁：包头赵长城建立在谷地之中，是长城的早期形态；固原秦长城建立在面向敌军的缓坡上，并有着严格的“两墙夹一壕”形态，便于防守，万一长城失守后，也可以利用车阵从山顶冲下，对敌人进行打击；包头秦统一之后的长城建立在陡峭的山脊上，更加易守难攻，是长城的完成形态。秦国之所以崩溃，除了政治层面之外，在军事层面上，在于它无法在原有的六国区域内建立稳定的军事结构，又无法将六国的年轻人吸收进入中央军队，从而造成了关东地区的失控。

四十八岁的刘邦在和二十四岁的项羽对比中，展现出了更多的战略性眼光。项羽有年轻人的冲击力，却缺乏足够的阅历去理解军事地理的重要性，他选择了最不具有军事价值的西楚，却把最具军事价值的关中留给了刘邦。刘邦占据的汉中与四川是最偏僻的，却由于项羽把关中分成了三个国家，被刘邦各个击破，迅速占领了全部关中。于是，刘邦按照秦国的战略，在同时拥有关中和四川的情况下，完成了另一次统一。

秦朝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灭亡？最大的原因在于制度。战国时期的秦国是一架典型的战争机器，每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这架机器添砖加瓦。农夫种地，多余的粮食要供应战备，商人养马卖给部队，人们要想受到社会尊敬，必须取得军功，获得军爵，一切都是以战争为标杆来衡量的。统一之后，这架战争机器由于惯性却停不下来，对于人民的严苛统治仍在继续，秦朝的庞大机器开始深入六国的土地，对民间经济进行抽血。由于一下子无法找到如此众多的理解秦朝体制的官员，秦的政策不仅没有让人民驯服，反而激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只要有一丁点儿的火星，就可以形成燎原之势。

另一个原因则隐藏在军事之中，秦朝虽然已经统一了全国，但在军事上仍然是关中本位的。它把主要兵力放在了如何保卫关中上，在六国区域内没有建立起强大有效的军事组织。征服六国后，如何防止六国的民间反抗？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是：收缴天下的兵器，只准秦国的军队持有武器。但政府却没有办法把六国的年轻人吸纳进秦朝的精锐部队之中，秦军的组织仍然以关中兵为主。

六国地区的年轻人无法参军，经济又由于管制下滑，上升通道被堵死，在民间形成了巨大的不满。为了对付六国民间的不满，最有效的方法本应该是在六国加强驻军，并形成联合指挥。可是，秦始皇在建立民政组织的同时，把中原地区的兵力也分散了，分散在每个郡的官员手中，缺乏统一领导和调度。而秦国的大部队仍然集中在关中地区和北方边境。这种处理方法，使得中原地区一旦有事，各个郡中的少量守军立即土崩瓦解，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领土由于没有政府军，反而成了游击队的天堂，陈胜、项羽、刘邦等人都出自这样的游击队。

关于刘邦为什么会崛起，项羽为什么无法统一全国，答案可以有很多。有一条重要的原因：项羽太年轻了，巨鹿大战时他只有二十四岁，可以打仗，却缺乏战略眼光。那一年刘邦却已经四十八岁，早已懂得战略和谋士的重要性。在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地利与人和。所谓人和，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士气，而是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最能够激发战斗力的制度。所谓地利，指的是必须了解全国的山川地理，以便选择主攻点和战场。项羽是一位战术家，在局部战役时可以选择战场，但他不是战略家，并不了解全国山川关隘的优势所在，所以才会在分封诸侯时，将所有战略要点都拱手让给别人，只选择了最不能守的平原之地给自己。要想认清人才、制度和地理的重要性，必须经过足够的历练才行，项羽太年轻了，没有办法积累这些经验。

经过了楚汉战争和七国之乱，地方诸侯终于没有能力再抗击中央。当儒教被汉武帝树立成中国两千年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国的分裂趋势终于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时代。在这个时代，统一已经成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基础，由于士兵不再有国别属性，在战争中的杀俘也得到了控制。但后续王朝的战争无不借鉴战国时代的军事经验，两千多年前开辟的战场和战略要地，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秦岭、淮河、太行山、崤山以及“几”字形的黄河，成了争夺全国必须掌握的屏障，函谷关、武关、汉中、河内、上党、四川盆地，是战争中巨大的胜负手，在历次战争中都会涉及，至少是涉及一部分。

汉武帝发动的战争对于国家最大的破坏作用，是对财政的破坏，使得汉代失去了健康的财政，不得不建立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国有政策，从而导致了经济的凋敝。西汉时期的汉匈之间的消耗战，几乎同时拖垮了西汉与匈奴，使得汉朝社会出现了极大的萧条，也造成了匈奴社会的崩溃。双方均得不偿失。当一个王朝处于稳定和繁荣期时，人们往往被大国崛起的幻想所迷惑，更愿意发动战争。然而，战争的巨大消耗又会反作用于财政，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导致社会的衰落。

在中原的战争中，双方士兵在战场上决一胜负，失败者的士兵或者投降，或被斩首，至于妇女儿童以及非参战人员，并不受影响。即便是最残酷的秦赵战争中，白起坑杀赵国士兵四十多万，但这仅限于士兵，而不包括非战斗人员。汉代之后，杀俘行为也少了下去。但在汉匈战争中，主要存在两个原因：第一，双方的战争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都不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第二，皇帝按照人头进行封赏，所以，不仅保留了残酷的杀人习俗，就连非战斗人员也不幸成了杀戮的对象。

卫青责问李广时，李广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他决定不面对皇帝的审判官，引刀自刭。他死时，率领的部卒全部痛哭，百姓中认识不认识他的，老的少的，都跟着流泪。李广不知道的是，他所参与的其实是汉武帝最后一次大的胜仗。汉代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汉武帝的挥霍面前耗空了，他已经无力再组织如此巨大的征伐。在世界上，规模巨大的战争往往不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而是看谁经得起战争对财政和经济的蚕食。

汉匈战争到最后也变成了漫长的消耗战，对战争的双方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匈奴而言，最大的资源是人，当部族被一次次劫掠，年轻人遭到屠杀时，人口稀少的匈奴人已经无法守住如此广阔的地盘，它开始收缩了。单于从漠南退到了漠北，整个民族开始向西方移动，左贤王退出了东部的北京、辽西一带，来到了云中郡北方，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和陕西一带。而右贤王失去了河西走廊，进入了新疆北部。除了人力之外，匈奴还失去了大量的牛羊和粮食储备，没有了后勤支援，战争就无法进行。

但对于汉帝国而言，这些战争同样是得不偿失的。人不是问题，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人员损失比例都高达百分之三十，但汉帝国仍然可以找到源源不断的士兵去送死。出乎意料的是，汉朝最先被消耗光的资源竟然是马。在卫青、霍去病发动的最后一场攻势中，汉军一共使用马十四万匹，活着回来的不满三万匹。巨大的马匹消耗让武帝凑不够足够的马匹发动下一次战役。整体而言，汉匈战争是一场悲剧。两个正在崛起的民族，随着各自变得更加富裕强大，信心满满，冲突不断，最终变成了规模巨大的连绵战争，两败俱伤。匈奴进入了衰落期，而汉代也过了鼎盛期。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性质的战争。一种是原有世界崩溃之后，为了将中国重新捏合起来而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原有世界崩溃的自然结果。这样的战争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重建，由于前期的崩溃，社会经济已经糟糕到极致，随着统一进程，社会经济逐渐好转，到了统一之后，全国性市场的建立、和平的维持，经济立刻进入全面恢复时期，带来一次盛世。另一种是不必要的战争，当一个王朝处于稳定和繁荣期时，人们往往被大国崛起的幻象所迷惑，更愿意发动战争。然而，战争的巨大消耗又会反作用于财政，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导致社会的衰落。

与秦和西汉的统一不同，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统一难度更大，他只带了少量人马，从无险可守的河北地区出发，仅仅三年就攻占了两京，又两年已经称雄了东部，再七年后统一了全国。刘秀的战略为中原地区提供了击败关中地区的可贵蓝本。刘秀占据河北后，为了获得战略立足点，必须获得山西的控制权。刘秀的战争展现了山西在北方的战略重要性。山西是中原的脊梁，在群山之中拥有四处价值巨大的盆地，分别是河内地区、上党高地、汾河谷地和太原盆地。同时拥有山西与河北，进可攻、退可守，就在中原的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中国东部，洛阳之所以成为十三朝古都，在于它在东部无与伦比的战略地位。洛阳盆地的四面皆山，崤山、伏牛山、嵩山环绕着西、南、东三个方向，北面邙山之外就是黄河，伊水、洛水穿盆地而过。在洛阳的周围有八个关口将它与其他地域分开，既可以防守，也是个富裕肥沃之地。同时，黄河和洛水还方便地把洛阳和外界沟通，便于外界的粮食进入。从战略地位上，东汉时期的洛阳仍然无法与关中相比，因为关中的平原更大，产粮更多，地理要塞也更加险峻。但由于洛阳平原比长安平原小，使用更少的兵力就可以防卫。同时它比关中更靠近富裕的东部，使得洛阳成了乱世时期最佳的战略要地。只要关中、汉中、四川没有统一在一个人手中，洛阳就不用担心关中的压力。

光武帝的战争，是对从周代形成的战争传统的反叛。从周代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军事上的关中时代，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周武王伐纣、秦始皇统一、楚汉战争都是首先统一关中，再蚕食中原的最好例证。关中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容易形成一家独大的局势。关中统一后，再向外扩张，就可以将四分五裂的中原一一击败。

周武王时期，中国的文明区域还太小，一个关中就足以将中原降服。到了战国和秦代，随着六国对中原地区的深耕，特别是楚国对南方的经营，关中已经从世界的二分之一下降为三分之一，仅凭关中已不足以和中原对抗。但秦国幸运地发现了四川的重要性，处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可以打击楚国的湖北，却很难被楚国反向进攻。在四川粮食的支援下，关中重新获得了战略优势，帮助秦统一了六国。楚汉战争基本上重复了秦统一的战略思路，由于轻车熟路，战争的进程也加快了。

此时，四川也不再是关中的后花园，从这时开始，直到数百年后完成，长江通道逐渐成为通往四川的主流通道。由于水运的承载能力远大于陆运，蜀道逐渐成了客运通道，而物资交流则转移到了长江之上。失去了四川的关中显得更加寂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中时代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凄然落幕。 历史突然进入了第二个时代：分裂时代，也是长江时代……

三国初期，人们仍然认为决定中国统一的关键在于北方，长江上的四川和江东只是附属性的，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诸葛亮第一个提出，依托于南方，也同样可以完成统一大业。他的《隆中对》之所以具有开创性，在于确定了南方和长江在中国军事战略中的新地位

诸葛亮《隆中对》的实质，是利用西南的战略地理反攻中原。这要求刘备必须同时占据四川和荆州，利用四川作为粮仓，再利用汉中与荆州两条通往北方的通道，实施钳形攻势，进攻中原。荆州作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被诸葛亮发现，这里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在这里会合，因此成了战争的胜负手。诸葛亮的《隆中对》将四川和荆州，以及江东提到了与中原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认为即便在这些中华文明的边角地区，也一样可以借助地理优势统一中原。他如同先知一般觉察到，中国的战争局势早已变化，其轴心已不再是那条短短的“长安—洛阳”轴线，长江的地位可能超过了黄河，成为中国战争下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

落拓一生的刘备之所以如此颠沛流离，在于他缺乏整体性的构想。他不断地寻找可以依附的势力，辗转于战争的间隙。他很少有时间考虑如何获得一块长期的根据地，如何经营自己的势力，而不是仰仗别人的鼻息。在他前半生的绝大部分时光，他都是作为别的军阀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公孙瓒、田楷、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人都习惯于将他看作手下来使唤。时间长了，他虽然保持着成为老大的野心，却缺乏老大的视野和能力，以及独当一面的勇气。他唯一一次独当一面，是陶谦死时把徐州牧让给他。不幸的是，他证明了自己的确没有当老大的实力，很快把徐州输给了吕布。

当然，徐州之所以这么快丧失，也因为这里并不适合作为根据地。一个完美的战略要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拥有足够多的肥沃土地，生产粮食作为军备；第二，拥有强大的地理条件作为防守。徐州地处江苏大平原的北部，在汉末，这里河湖纵横，有利农业，符合第一个条件，但是，也正因为地处平原，徐州缺乏必要的军事屏障，反而由于富庶成了各方军阀争夺的对象。只是在首府徐州城附近有些许起伏的小山，却不足以成为定都的条件。刘备缺乏战略性思维的缺陷却由于他遇到了诸葛亮得以弥补。诸葛亮提出的建议也让人第一次见识了这个年轻战略家的风采。

与刘备念念不忘的北伐相比，诸葛亮建议他先忘掉北伐，而是掉头向南和向西，占据在当时人看来最边角的土地。他的战略包括几个层次：

• 第一，首先肯定曹操和孙权的优势地位，暂时不与他们争锋。
• 第二，曹操和孙权又是不同的，相对于曹操，孙权的南方战略刚刚完成了一半，占领了江东和赣江盆地，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占领两湖（那要打败刘表）。可以说，孙权也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是刘备的联合力量。(6) 实际上，后来的历史证明，蜀国的发展依赖于与吴国的和平友好，一旦闹翻，蜀国就会立刻陷入被动之中。
• 第三，既然暂时不与魏、吴争锋，那么又怎么发展呢？诸葛亮战略的核心放在了两个地方：荆州和益州（四川），只要占有了这两个地方，未来就有可能进攻中原，统一全国。这两个地方只要有一个丢失了，就基本上丧失了统一全中国的可能性。

人们往往理解四川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完美的盆地，周围一圈全是高山，要想进攻四川，在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条是从荆州坐船沿长江而上，进入四川盆地；另一条是走古代的蜀道，从陕西翻越秦岭和大巴山进入四川。不过，如果仅仅占领四川和汉中，仍然是不够的。接下来，就要看荆州在诸葛亮战略中的重要性了。而这一点，也是人们很少了解的。

可以这样断言：四川是一个守成之地，有了它，就有了根据地，但荆州却是统一之地，有了它，才能够统一全国。荆州的意义在于：这里是当时全国的交通枢纽，是从长江通往中原的高速公路。要想最终打败曹操，必须从荆州出发，才能最快地入侵中原。三国时期，从曹操所在的中原地区向南到达长江流域，由于两者之间西部山岭纵横，东部河流密布，可以走的道路并不多。在陕西与四川、湖北之间，横亘着庞大的秦岭；在河南与湖北之间，则是外方山、熊耳山、大别山等一系列的山脉；在江苏境内，虽然没有了山，却是沼泽遍布的地方，并不利于行军。如今的江苏是大平原地貌，但在一千多年前，却是难以通行的湖沼地貌。这就是诸葛亮《隆中对》的实质。在当时，当群雄醉心于争夺中原时，只有少数人从更大的角度看待问题，发现了四川、荆州、汉中等地区在全国战略中的重要性，而诸葛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当然，四川、荆州、汉中不仅对刘备，对曹操和孙权也同样具有决定意义。在孙策拜访张竑时，张竑已经将东吴的策略说得很透彻：先占领南京一带，再向上推进占领荆州，然后进攻四川，最后向北推进，进入中原。孙权如果能获得荆州和四川，就统一了南方，以江东平原、赣江谷地、两湖盆地和四川盆地，加上汉中小盆地的资源，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北方，足以一争天下。而荆州和四川对曹操也有着很大的战略意义，如果曹操占领了它们，则拥有了进攻四川和东吴的交通要道，后来的西晋就是借助这样的优势击败东吴的。

赤壁之战，反映了长江防线的崛起。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长江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但随之形成的荆襄拉锯战，却反映了长江防线的另一个方面：长江防线固然重要，如果只是退缩到长江以南去防守却是极端危险的。事实上，长江防线的关键，在于一定要在江北控制足够的缓冲地，才能抵抗住北方的攻击。在未来，守卫长江的关键在于襄阳和淮河流域，一旦襄阳和淮河流域失手，也意味着长江防线很可能会崩溃。所以，历代南北对峙政权争夺的焦点不在长江本身，而在于襄阳与淮河。

历史上将赤壁之战视为南北战略的转折点，也是开启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模式的第一场战役。对于刘备而言，这场战役的意义却是：它使得早已希望渺茫的“隆中对”战略复活了，荆州本来已经输给了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借助余勇，孙刘联军从曹操手中又夺回了荆州城和南襄走廊的南部。由于诸葛亮的事先预置，当曹操战败，周瑜与曹操在江北周旋时，刘备乘机派兵将长江以南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一一收入囊中，将现今湖南的南部地区变成了刘备的势力范围，加上在江夏的刘琦，刘备实际上控制了湖南、湖北的广大土地。

赤壁之战后，周瑜牢牢地将荆州的主城江陵控制在手，避免刘备在荆州的势力过大。当刘备希望获得更多的地盘时，周瑜仅仅是割了两个县给他，而战略地位最重要的江陵仍然归属东吴。但周瑜的防范却被别人破坏了。当刘备向孙权提出要借荆州时，主张孙刘联合的鲁肃竟然力主将荆州借给刘备。于是，孙权调回了周瑜，刘备得到了荆州的主要区域。鲁肃的目的是让刘备正面面对曹操，为东吴挡住曹操的进攻。却没有想到，将荆州借给刘备后，实际上也阻断了东吴进攻四川的通道。当年张竑提出的江东战略也不再完整，因为东吴丢失了两湖盆地，就只能成为割据政权，无法做到统一中国了。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最具有希望的一年。这一年，刘备从西部大举进攻汉中地区，而东部荆州的关羽也在准备北上抗曹。荆州和汉中这两个着力点形成的钳形攻势正在展现出威力。第二年，刘备在汉中有了巨大的收获，曹操在汉中地区的主帅夏侯渊完败被斩，曹魏撤出汉中，刘备加冕汉中王。

这时可以将刘备与当年的刘邦做一个对比。刘邦也是封为汉王后，同时控制四川和关中，吹响了兼并天下的号角。刘备也和刘邦一样同时获得了汉中与四川。但刘邦时，天下一共有十九个王，是一团乱粥。而刘备时，天下三分，要想进攻就不容易了。更何况这时的中原和江东都已经发展起来，要比当年的实力强大得多，四川和汉中在世界中的地位实际上下降了。不过，刘备比刘邦多了一个荆州，也就多了一条进军中原的道路，使得他同样有希望统一天下。

决定“隆中对”战略失败的，是吴蜀战略的冲突。吴国试图利用江东为基地统一南方，蜀国试图占据西南和中南，再反攻北方，这两个战略最多只有一个能够实现。当蜀国在实施“隆中对”战略时，吴国夺取荆州的计划，最终破坏了诸葛亮的全盘部署。吴蜀虽然达成了划湘江而治的协议，但由于湘江不是天险，双方的边境是不稳定的，要么蜀国将吴国赶入赣江谷地，要么吴国将蜀国赶到四川，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边界。丢掉了荆州，意味着蜀国北伐的钳形攻势丢掉了最主要的一钳，再也没有了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丢掉荆州后，诸葛亮的北伐只能从汉中进攻关中。从汉中进攻关中的道路一共五条，诸葛亮的北伐就是在这五条道路中不断尝试、不断失败的过程。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选择了最西面的祁山道，从天水方向翻越陇山进入关中平原，以达到奇袭的效果。但由于马谡丢失了陇山道上著名的连接点街亭，造成蜀军无法翻越陇山，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第二次北伐选择了陈仓道，仍然失败了。之后，魏国分三路进攻蜀国汉中，也失败了。巨大的秦岭对于双方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诸葛亮倒数第二次北伐，遭遇了司马懿的闭门不战。蜀军耗尽粮草，只能退军。这次退军，也证明，从四川和汉中单臂出击，几乎没有可能攻克关中。汉高祖乘三秦分裂夺取关中，只是孤例。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着重解决粮草问题，他采取了屯田的做法。但他的死亡为这次本有希望的进军画上了句号。

关羽之死，不仅仅是蜀汉气运的转折点，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诸葛亮制定的战略从此残缺不全。失去了荆州，意味着蜀汉北伐的钳形攻势丢掉了那只主要的钳子。从荆州北上中原要比从汉中经过陕西，再过潼关的道路方便得多，本来是诸葛亮设想的主要进攻点。荆州一失，对于蜀汉领土的连带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荆州是蜀汉三峡以东领土的中心，一旦这里丢失，意味着整个三峡以东领土都会慢慢地被东吴蚕食。蜀汉必须退到四川一隅，要想从万山丛中找到东进和北伐的出路，已经不再现实了。

更麻烦的是，在关羽镇守荆州前期，对周围各地方的震慑作用已经出现了有利于蜀汉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被打断了。比如，在汉中到襄阳之间，有一条著名的水路相连——汉江。在汉江沿岸以及南侧的山地中，有一系列城市，如现在陕西省安康市在三国时期称为西城，是扼住了汉江的交通要道，在汉江以南的武当山中分布着房陵（现湖北省房县）、上庸（现湖北省竹山），都处于沟通长江与汉江的交通线上。当刘备势力在汉中地区扩张时，这些原本属于曹魏的城市纷纷投降了刘备。

这次战斗让司马懿明白，要想击败诸葛亮并不容易，主动出击不是最好的选择。从此时开始，他采取了另一项策略：闭门不出，等待蜀军粮食耗尽，自动撤退。蜀军最大的问题不是兵力，而是后勤能力，看透了这一点，就决定了魏蜀战争的走向。果然，在司马懿的坚守下，蜀军只好撤退。蜀军的撤退，基本上已经证明，从四川和汉中单臂出击，几乎没有可能击败位于陕西的敌人。汉高祖从汉中的逆袭在历史上只能发生一次，却再也不会发生第二次。由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持续发展，四川的定位只能是偏安一隅。这个结论在现在如此明了，却是当年诸葛亮用血和泪尝试过，才得到的。

三国时期最被低估的军事家是邓艾。邓艾的奇袭不仅灭亡了蜀国，也为后来人们进攻蜀地指出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可以绕过狭窄的金牛道，从西部直捣成都。 在灭蜀战争之前二十年，邓艾就要求魏国必须为十万大军准备至少五年的粮草，才可以言战。邓艾选择的军粮基地在寿春一带。粮草的充足，为后来魏、晋灭蜀、吴奠定了物资基础。

东晋以后，北方对南方战略的基本模式是：充分利用地图的宽度，将南方的四川、两湖、赣江谷地、江东四大单元逐个剥离，再兵分数路集中于江东。这个战法至今有效。

在三国历史上，邓艾是一位最被低估的将领。他是孤儿，年少时给人放牧为生，还有口吃的毛病。如果不是出于乱世，被司马懿发现，在东汉时期近乎板结的社会结构中，必然只能当一个下等人。历史上的名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只管行军打仗，在战术上百战不殆的将才；另一类是运筹帷幄，从全局上筹划战争的帅才。前者只管打仗，后者除了对于兵法的精通之外，还需要对政治、经济、地理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在三国时期，符合帅才的人寥寥无几，邓艾就是其中之一。军阀混战时，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士兵，而是经济和财政。只要有粮食，就能招足够的兵来替自己卖命。很多小股部队不是被击溃，而是被饿散了。

除了对战争资源有着深刻的认识之外，邓艾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也恰到好处。吴国的孙权死后，诸葛恪掌握了吴国的权力，他为了巩固权力，树立权威，立刻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北伐，令魏国朝野震动。当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失败退军后，魏国群臣都担心他还会回来，只有邓艾对司马师说：诸葛恪不会回来了，他的灭亡马上就要到来。邓艾的理由是：孙权刚死，大臣都还没有归心新主，特别是吴国有很多江东本土的大户人家，都有私人军队，依仗着武力与中央对抗。诸葛恪新掌权后，不是先对内巩固根基，而是想靠对外侵略立威，驱赶着大批的士兵，随意地驱使人民。但兴师动众不仅没有攻克合肥，反而死了上万人，这样的人必然会被立刻推翻。诸葛恪回去后，果然如邓艾所言，被政变所杀，夷灭三族。

当中国出现南北对峙时，如果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方政权拥有四川，就足以与北方抗衡；可如果丢失了四川，就连两湖与江东都很难守住。南方虽然已经很富裕，但由于人口的缺乏、战略纵深的不足，仍然不足以与北方抗衡。不管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还是张竑的江东战略，都很难在四川、两湖、赣江谷地、江东四大单元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协同，因为它们太分散了。如果北方要攻打南方，最佳的战略方案是充分利用地图的宽度，将南方的几个地理单元逐个剥离，再兵分数路集中于江东。在未来的一千多年内，这个战术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南方，不管是南北朝人还是蒙古人，都是在这个基本战术的基础上进行变形，获得更加机动的效果，完成了对南方的并吞。那么，南方又依靠什么战略来进行自保呢？东晋的淝水之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

刘渊和石勒的出现，为中国军事史增添了另一种模式：如何利用山西的高原山地来统一中国的北方。山西作为中原屋脊，有着发达的交通系统。两晋南北朝时期，山西进入陕西的通道有四条，进入洛阳地区的通道有三条，进入河北地区的通道主要有两条，还有无数小道。这些道路使得山西成了控制北方的锁钥之一。要从山西统一中国，必须趁中原大乱之时。这是因为山西地理优势很明显，却缺乏粮食资源，当中原统一时，山西是无法抗衡的。

东晋唯一比当年东吴强的是在淮南地区。当年西晋占领了寿春、淮阴等地，将边境打在了淮河与长江之间，而如今寿春（寿阳）和淮阴仍在东晋的掌握之中，没有被前秦夺走。所以，东晋的战略纵深比当年的东吴稍强。但就是这一点点区别，造就了淝水之战的奇迹。东吴之所以速亡，在于它没有足够的纵深来进行防御，它的防御线就设在了长江之上，一旦长江失手，政权立刻崩溃。东晋由于多了一点儿纵深，战略防御设在了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虽然防线只比东吴北移一两百公里，但不要小看这一点儿距离，即便到了现在，寿春周围到了雨季也是泥泞不堪，在当时更是河流密布。这种地形对于北方军队来说就是死地，一旦陷入其中，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把历史界限放宽，就会看到，从蜀汉时期开始计算，直到元代，都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利用元朝末年的混乱，投机取巧成功了，但这个特例并不能改变南弱北强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南方的北伐大都以失败告终，无法取得持久的成就呢？答案隐藏在中国的战略地理之中。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政治地理中心在长江边上的南京，一旦南京失守，就宣告南方政权的结束，所有的抵抗也会慢慢终止。皇帝即便想逃也没有地方可逃：在当时浙江杭州一带仍然属于边缘地带，政治影响力不足，蛮人多，逃到那儿就基本上丧失了对中原的影响力；荆州一带虽然是战略要冲，但由于它四面临敌，如果实力不足，逃到荆州就等于陷入了死地；湖南和江西如同两个布袋，一旦进去就难以出来。所以，南方政权就相当于南京政权，北方攻克南京，就等于大功告成。而北方的政治地理却要复杂得多。在北方缺乏一个一旦占领，就能让所有抵抗土崩瓦解的中心。

南方政权如果要北伐成功，必须控制洛阳和长安；为了稳定控制洛阳和长安，必须获得山西；而为了获得山西，必须进攻塞外，环环相扣，到最后，没有人能够完成如此众多的任务。历代历次北伐行动，只有刘裕完成了攻克长安这一步，而大部分甚至连洛阳都没有攻克，就已经结束了。更多的则陷入了在淮河流域或者荆襄地区，对某一个具体城市的争夺，在耗尽了军事资源之后，就回军了。

中国历史上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大分裂，中间只经过西晋的短暂统一，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南北对峙状态。三国时期，曹魏统一了北方，南方的蜀、吴分别制订了北伐战略，却由于南方的分裂，无法集中资源完成北伐。东晋之后的南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统一状态，而北方却分分合合，一直不够稳定，这本来是南方反攻北方的好时机。但事实证明，南方反攻北方的难度比诸葛亮和张竑想象的要大。南方之所以难以反攻北方，在于北方的地理特征过于纵深。南方即便攻克了洛阳，未必能攻克由潼关保护的长安；南方即便进入了长安，抵抗者仍然可以退到山西，借助地理优势居高临下打击入侵者。

北方进攻南方时，只要攻克了建康，战争就算结束；而南方进攻北方时，即便占领了华北平原、洛阳和长安，战争也只是刚刚开始。不过，即便从南方很难完成统一大业，但东晋南北朝的大分裂丰富了南方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内，南方政权在发展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开发出一条“荆州—建康”轴心，长江也成了战略调兵的通衢大道。同时，广州也进入了战略视野，卢循和陈霸先两次利用广州为基地进攻长江流域，前一次失败，后一次却取得了成功。

南北对峙下，淮河流域的战略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要守长江，必守淮河”已经成了南方政权的魔咒，在未来一直受到了遵守。任何守不住淮河的政权必然丢失整个国家。最后一次实验这个魔咒的是国民党政府。公元1949年，蒋介石虽然在长江上布满大军，却禁不起解放军的一次集体冲击，就是明证。分裂虽然不利于人民的生活，却是发展战略的最佳时机。南北朝之后，中原的战争战略基本已经定型，只有向外扩张时，才由于新的地理因素的引进而有所发展。

隋炀帝组织了上百万人（号称两百万）的东征高丽行动，由于无法在如此庞大的军队中进行有效协同而告终。历史证明，军队不是越多越好，超过需要的军队无法组织协同，还会把军粮吃光，反而成了失败的根源。隋朝的崩溃在于财政机器太高效，将高于民间承受能力数倍的税收从民间抽走。由于财政收入来得太容易，刺激了皇帝的野心，修建了一系列的大工程，并发动了数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拖垮了隋朝。在各地叛乱时，隋炀帝本应该留守北方镇压叛乱。但他却选择去战略地位远不及北方的扬州，实际上放弃了北方，这也宣告隋朝的统一结束了。

李渊进攻长安最大的障碍不是军事，而是安抚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李密，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作战目标。李渊利用低姿态迷惑了他们，从而完成了军事计划。李渊是最后一次利用“关中—四川”模式统一全国的开国君主。他的策略是：首先从山西借助汾河谷道进入关中地区，获得四塞之地，再将汉中、四川收入囊中，并平定甘肃、山西内的反抗势力，拿下所有对关中可能产生威胁的战略点。

隋文帝本人生活节俭，为人刻薄，特别重视财政，并以财政来衡量民间的富裕程度。隋代由于经过了长期的分裂，刚刚统一，隋文帝的雄心壮志也造成了同样的问题。为了表现盛世繁荣，隋文帝很重视户籍和土地的增长情况，他一方面加大对人口的核查力度，将每一个不纳税的逃籍户都找出来；另一方面加大对土地的丈量和分配，务必让全国没有隐藏的土地。由于隋代的税收是根据土地、人口、户数三方面进行征收的，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就能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 结果，隋代统计的土地和户籍数据在政府的倡导、官僚的浮夸下，出现了极大的失真。以土地数据为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隋代的土地达到了十九点四亿亩，约合现在的二十一点三亿亩土地，已经超过了中国现代的耕地面积。而事实是，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数量在五亿亩（现代亩）左右徘徊，明代之后才大幅度攀升

节度使的出现是由于唐代财政问题的恶化。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财政收入不够养兵，节度使就是为了解决军事财政问题而一步步出现，直至彻底失控的。安禄山的军事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保住河北和北京的大本营；第二，由于出征的距离遥远，要想获胜，必须保证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第三，必须尽快破坏敌人的军事补给线，让敌人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战争的消耗；第四，出其不意，迅速占领两京，瓦解唐王朝的指挥中枢。保护自己的补给线，掐断敌人的补给线，这两条充分展现了安禄山的军事智慧。

大唐是一个失衡的帝国，它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但经济和税收中心则转移到了江淮一带，一旦切断了税收线，整个帝国就如同缺血一般陷入困境。要想看清安史之乱的根源，就必须追溯到唐代初期建立的制度。

唐代继承了隋代和北周的军事制度，建立了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所谓府兵制，指的是士兵以府为单位聚居，他们既负责打仗，在打仗之余也要种粮食养活自己。之所以要让士兵自我谋生，与唐代极其简化的财政制度有关。唐朝的前两位皇帝都不重视正规的财政税收，而是想建立一套自我经营的养官体系，不用太多的税，就能让官员和士兵自我生财。

为什么要设立节度使？因为军事财政的需要。唐代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养兵，府兵制的战斗力又太差，设立节度使的意图就是，将军们除了带兵之外，还负责地方财政，从地方上直接搜刮钱财养兵，而中央政府不再管这事了。由于士兵们脱离了劳动，节度使的兵战斗力更强，当他们守卫边关时，对蛮族的威慑力更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有利于军事作战的改革。但问题在于，以前的兵都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而现在由于节度使搜刮钱财养活士兵，士兵们就认为自己是节度使的私家兵，对节度使的忠诚逐渐替代了对唐朝政府的忠诚。由于节度使士兵的战斗力更强，又不用花中央政府的钱，唐朝政府开始削减其他士兵，到最后，边关地区的藩镇兵已经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造成了严重的失控。

安禄山制订了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战略才能，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他的不足。安禄山的计划可以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保住大本营；第二，由于出征的距离遥远，要想获胜，必须保证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第三，必须尽快破坏敌人的军事补给线，让敌人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战争的消耗；第四，出其不意，迅速占领两京，瓦解唐王朝的指挥中枢。他对于“保护自己后勤”和“破坏敌人后勤”这两方面的强调，尤其显示出一个军事家的智慧。

安史之乱结束时，全国已经有了三十六个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有些是以前的，有些是为了镇压叛乱，在临敌的前线临时设置的，还有河北的降将们。节度使们拥有着地方统治的全权，又有兵权，控制着地方财政，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被逐渐消解，最终产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有的节度使甚至对抗中央，完成了世袭制。当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以为战争结束了时，却发现，现在的唐王朝早已经面目全非。

唐代后期，每一个藩镇都是一个小军阀，他们不能独活，却又抱团取暖顽强地存在着。中央政府无力消灭藩镇，只能孱弱地活在几十个军阀的夹缝里。节度使并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他们只是为了自保。为了自保，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抱团，二是世袭。保证皇帝无法将他们调走，又能通过联盟关系对抗皇帝的“军事入侵”。唐朝中央政府虽然失去了地方控制权，藩镇却由于过于碎片化，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授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中央政府与藩镇争夺最激烈的是征税权，谁控制了征税权，谁就有能力组建更强的军队。最初征税权被藩镇拿在手中，在唐宪宗时期，收回了部分征税权，达成了一定的平衡。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已经不可能回到民事、军事、财政分离的体系去。对中央政府来说，最可行的方法是：保留节度使，承认他们在地方上的全权，但同时设法让节度使不要世袭，而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只要中央政府能随时调动节度使，他们就无法发动叛乱。到这时，中央政府和藩镇的目标有了极大的冲突。中央政府的目标是把节度使变成“流官”，也就是随时可以调往别处的官员，而节度使的目标却是世袭，永远不离开自己的领地。当目标矛盾时，两者的冲突就爆发了。

由于经济中心的转移，唐代之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相继成为首都的洛阳、开封、南京、北京都在东部。但东部诸城市却缺乏长安的形胜，使得中国的军事战略也出现了变化。唐代之前军事行动主要依托于战略地理，守住城池是战争的关键因素；宋代之后，机动战的特征更加明显，守城逐渐让位给了野战和机动战。

黄巢的流窜作战提供了一个机动战的样本，并为后来的军事流窜作战做出了榜样。它的特征是：以运动战和流窜的方式，寻找中央帝国的薄弱点进行打击，利用机动性拖垮帝国的财政，从而造成帝国的分崩离析。黄巢从广州数千里跃进，直到攻克了唐朝首都长安。但此后，黄巢也陷入了运动战和守城战的悖论。运动战意味着可以通过劫掠来获得给养，而保卫战却必须在固定的地盘上来解决粮草问题。随着机动性的丧失，黄巢灭亡了。即便到现在，黄巢也是中国长征距离最远的军人。那些更加出名的后来者不管如何，从距离和难度上，也都无法超越这位前辈。

唐代到宋代，正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时代。唐代之前，长安是历代皇帝心目中理所当然的首都。唐代之后，长安就再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统一王朝的首都。与此同时，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地相继崛起，它们距离中国的粮仓更近，也更加容易完成后勤补给。不过，在军事地理上，不管是洛阳、开封还是南京、北京，与长安相比都有地理上的劣势。开封是四面平原的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最不适合做首都；南京、北京、洛阳虽然也有天险可守，但四面的关防却缺乏长安的完备性。

随着行政中心的转移，中国的军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长安时代，最常见的军事战略，是借助地理上的战略枢纽，固守城池，将进攻方拖疲，最后依靠反攻来取得胜利。唐代之后，由于东方区域缺乏长安这样的形胜之地，战争双方越来越多地依靠机动战来取胜，城池的重要性减弱，野战和闪击战却大幅增加。这种趋势，在唐末已经得到了体现。唐末的两次底层叛乱，都带有很强的军事流窜特征。由于东部河网纵横，平地千里，缺乏有效的山脉阻隔，叛军在东部流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后来的模仿者，为中国军事史上的机动作战提供了战略样本。

黄巢起义之后，一个统一的唐王朝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在这种分崩离析的模式下，虽然还有皇帝，却不再受到尊重。节度使几乎都拥有了独立的权力，他们之所以还承认中央政府，是因为每一个节度使的实力都不够强大，无法统一全国，在无政府状态下也无法保证自己不被别人蚕食。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选择，莫过于维持现状，维持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却不用遵守中央政府的规则。但是，暗地里取代唐朝中央政府的努力却开始了。节度使们互相吞并，从小变大，直至产生出最后的胜利者。

直到宋代，才又重新将中国捏合成一个整体。与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不同，这次分裂时间不过五十几年，也说明中国统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进入中央帝国模式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分裂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过了这个时段，随后的王朝更迭中，分裂的时间都很短就结束了。即便是清朝之后的“中华民国”，由于统治民族的更替和外来冲击的影响，维持了较长时间，但清政府崩溃三十八年后，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就接管了全国。分裂时间的缩短，除了说明人们已经习惯了统一带来的巨大好处，也是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进步的体现。随着全国地图的打开，人们对于山川地理有了全面的了解，军事行动更加坚决和快速。

秦代对于中原地理，三国对于长江形胜，都摸索了足够长的时间，才彻底了解了新的区域。隋唐时期的战争已经将几乎所有信息都汇集起来，战略显得更加完整和丰富，战争的速度也加快了。安史之乱骚扰了大半个中国，黄巢之乱更是席卷了全国，但这种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都可以在短短的数年间完成。五代时期，中国分裂成如此众多的小碎片，把它们捏合起来也不过只用了几十年。时间虽然缩短，但战争的破坏性却并没有减少。事实上，随着技术和战略的发展，战争带来的平民和军人死亡都大幅上升。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军事财政的消耗也呈几何级数般上升。在海外，两次世界大战都被称为“绞肉机”；在中国，抗日战争虽然打了十四年，但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却比历代任何一次战争都大，也是战争提速的最新例证。

当上了皇帝的赵匡胤意识到，既然郭威和自己都可以通过兵变当上皇帝，那么，在现有的体制下，一定会有下一位权臣利用机会登上帝位。要想防止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只有从制度上来遏制。五代时期最大的制度特征，仍然是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武将控制政局。节度使们成了每个地方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军队，从地方收税来养兵，甚至有自己的官僚系统。宰相赵普向赵匡胤提出了三点计策：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

宋太祖的制度变革，就是加大官员和兵员的冗余度，让这些冗官和冗兵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避免任何人有过大的权力来发动政变。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此复杂的制度经过自然生长过后，其复杂度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到最后，就连皇帝都无法控制事态。北宋中后期，冗官和冗兵如同巨大的肿瘤生长在社会肌体上，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去掉。为了养活冗官和冗兵，宋代不得不生成了极端复杂的财政体系，从国有企业、专卖制度、金融体系等各个方面，从民间抽取财富，即便这样，仍然无法满足政府的需要。与此同时，士兵的战斗力却得不到保证，将军们由于没有足够的权力，处处受到制约，在战争中败仗连连。可以说，宋太祖在防止内部叛乱上极端成功，却以牺牲了对外作战能力为代价。这个特征，决定了宋代的战争大都是对外的，而内部的叛乱规模小，也容易镇压。

当和平到来后，辽国的军事能力也在退化。由于长期不用打仗，加上地理位置过于偏北，辽国的经济一直无法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到最后，随着蒙古人和金人的崛起，辽国显出了颓势，无法应付更加北方的敌人了。从战争和对抗程度上看，对北宋造成最大危害的不是辽国，而是西北的西夏。北宋与辽国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几年就告结束，之后双方维持了一百年的和平。但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却进行了一百多年，直到北宋被金灭亡，与西夏不搭界了，双方的战争才告结束。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北宋的财政步入了危机，皇帝开始四下找钱，却始终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北宋在河北的冗兵既拖累了财政，也没有起到保家卫国的目的，可谓得不偿失。

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最后一次大战，发生在宋神宗改革的时代。皇帝为了扭转积弱的现状，利用王安石发起变法运动，对财政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由政府控制各个经济命脉，并以计划经济、国家参与的方式，来谋求财政最大化。王安石认为，当经济中加入一定的计划因素，由政府控制之后，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作为现代计划经济的鼻祖，王安石的改革也以失败告终，并形成了内部官僚系统的党争，使得中央政府的分裂倾向更加明显。为了增加内部凝聚力，宋神宗决定对外发动战争。

蒙古本土的地理由三座山脉组成，自东向西分别是肯特山、杭爱山和阿尔泰山，这三座山脉之间有许多山间盆地，适合各个部族居住。成吉思汗在蒙古的统一，就是依托于一个超大型盆地，将其他盆地并入统一旗帜下的过程。

成吉思汗却创建了一套崭新的军事架构。这个架构依靠对他的绝对忠贞来进行指挥。每一个将领对大汗本人都绝对服从，而二级将领又完全服从于一级将领。在兵员上也采取了全民皆兵的方式，蒙古社会完全按照出兵的数量进行划分，设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进行统治。大汗一旦下命令出兵，蒙古虽然看上去是松散的游牧人群，却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社会上压榨出最多的兵卒，并保持对于君王的绝对忠诚。他们会尽自己的全力去争取胜利，不会背叛，更不会逃避。另外，蒙古人在进攻西夏、金的时候，摸索出了一套心理震撼战略。进攻城市时，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进攻，而是制造恐怖。将抵抗的城市夷为平地，将人口全部灭绝，对不抵抗的城市给予优待。最温顺的城市几乎不会受任何影响，蒙古人只派一个人去担任象征性的最高长官，真正负责行政管理的政治架构都不改变。

萨迦班智达属于西藏萨迦地区的一个佛教小支派——萨迦派（俗称花教），萨迦班智达出使蒙古，表面上是将西藏地区和平地移交给蒙古人，实现了蒙古人在西藏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却意外地让蒙古本部皈依了藏传佛教。西藏和蒙古的合流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蒙古人从此有了国教，变成了宗教化的民族；其次，蒙古帮助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虽然经过波折，却一直保留；再次，蒙古人在西藏建立了官僚制度，这也是历史上西藏并入中央帝国纳入管辖的起始阶段；最后，西藏的归附，也让蒙古人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经过吐蕃人的土地对大理发动了一场堪称经典的远程打击。

在中国人看来，元朝只是一个如同唐、宋、明、清一样的朝代而已，但蒙古人却认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中国只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他们把元朝看作是对汉地的征服，而不是对汉人政权的继承。不管谁是谁非，有一点却是明确的：蒙古对现代中国疆域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甚至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南方界限是由蒙古人划定的。之前有许多地区还属于外国，但之后，那些在蒙古征服中被并入中央帝国的国家在未来大都成了中国的领土，而蒙古人没有征服的地区，现在大都成了外国。

最典型的是西南方的西藏和云南。在宋代，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放弃了大渡河以外的领土，使得云南被排除在宋朝疆域之外，而西藏在唐宋时期也一直保留着较强的独立性。经过蒙古征服，这两个地方正式进入了中国的统治范围，直到现在仍然保持在政权之内。在宋代，与西藏、云南类似独立的还有东南亚的众多国家，这些国家与大理一样，属于附属国却有独立的统治权，蒙古人也试图征服这些国家，却失败了，导致它们现在仍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南到北完成统一的战争，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做到逆规律而行，其原因更多是由于元朝势力的薄弱，如果北方政权足够强大，朱元璋并没有机会完成统一大业。朱元璋统一的战略是：

• 一、首先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首当其冲的是盘踞在江西和两湖的陈友谅，之后则是盘踞苏杭一带的张士诚。一旦获取了这两个地方，就得到了中国的粮仓。
• 二、完成第一步之后，再通过地理优势压迫浙江南部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和广东的何真，将南方掌握在手中。到这时，整个中国南方只有四川的明玉珍和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仍然在控制之外了，不过，这两个地方并不影响统一的大局。
• 三、掌握南方后，再进行北伐。北伐从与江苏接壤的山东开始，由山东进入河南，这两个地区被占领后，也就获得了进攻元朝首都以及河北地区的基地。
• 四、北上进攻元朝首都，将河北地区收入囊中。一旦完成了将蒙古人赶出大都的任务，把守住了燕山关口，元朝就象征性地落幕了。这时，再派军扫荡其他地区。
• 五、扫荡其他省份的步骤是：从河北进入山西，从山西进攻陕西，从陕西和湖北两方面进入四川，再从湖南和四川（重庆）两道进入云南，完成最后的统一。

如果不是蒙古的分崩离析，朱元璋要想反攻北方，会在华北平原遭到来自山西的压迫。从南方进攻北方，暂时性获得平原并不难，但北方只要不放弃山西、豫西、北京以北的高地，就总可以利用暂时的撤退加大南方进攻的臂长，当他们疲惫时，就是反攻的时机。但蒙古人早已不似当年，缺乏战斗力，又得不到统治区汉人的拥护，才让朱元璋完成了近代之前唯一一次从南到北的统一。

明廷没有意识到，贸易永远是对双方有利的，限制对方的同时，也限制了己方的发展。正因为这个，明朝的边关永远只是不发达的边关，以军事目的为主，军人们生活艰苦，谁也不愿意长久待下去。但明朝的禁止并不会消除卫拉特人的贸易，只会逼迫他们转向西方和南方，从西方获得金属和武器，从南方的藏区直接获得茶叶，将贸易链条绕开了明朝控制的区域。

在明代，进贡对于外藩来说，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买卖。每次对方纳贡时，朝廷给他们的赏赐总是要超过纳贡的价值。外藩纳贡越多，获得的回报越丰厚。由于明朝禁止中外贸易，纳贡就成了外国人和中国做买卖的唯一机会，而且是有利可图的大机会，所以，外藩都抢着纳贡，而朝廷则要限制外藩纳贡的规模和次数。比如，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了获得明朝的奢侈品，就接二连三向中国皇帝进贡工艺品、木材、刀具等皇帝并不需要的东西，来换取奢侈品。由于日本进贡太频繁，来人太多，皇帝只好对日本做出限制，一方面对日本的贡品大幅度压价，甚至只给到日本人希望价格的六分之一；另一方面规定日本人不得频繁地进贡，每十年进贡一次，每次只允许两艘船、两百人。结果，这些限制根本无法满足日本人的贸易需求，日本就只好发展海盗行动，这就是倭寇时期。所谓倭寇，并不纯粹是日本人的贪婪造成的，也是明朝政府限制贸易的结果，导致许多沿海居民与日本人勾结起来，对抗中央政府错误的贸易政策。

皇太极进攻北京虽然失败了，他的进攻却已经造成了蝴蝶效应，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让明朝在内部崩塌了。明朝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要对付清军的入侵，还要动用更多的军队。明政府只能靠加税来筹集军费，民间的税负普遍增加了一倍，社会经济的垮塌制造了大量的流民。为了节省财政，甚至把驿站人员（驿卒）裁撤，这些走投无路的驿卒都变成了民间哗变的一部分。明朝的士兵由于兵饷不足，也频繁地闹事。更意想不到的是，当清军进攻北京与河北地区时，从各地来的勤王军也纷纷造反。与清军作战的明军被打败后，逃兵们也加入了劫掠的队伍。明朝就这样被大大小小的叛乱吞噬了。叛乱分子经过多次整合之后，变成了两支著名的起义武装：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进攻四川建立了政权，而李自成更是从陕西进入山西，最后进攻北京得手，灭亡了明政权。李自成进北京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随即投降了清廷，使得清廷获得了辽西走廊的控制权。一个政权的内部垮塌竟然如此彻底，对清廷而言，天险得来全不费工夫。

对于历史学家，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金国灭亡北宋之后，宋王室随即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并存在了一百多年。为什么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在南方却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南明政权呢？这同样和明朝坍塌的形式有关。北宋虽被灭亡，但社会结构仍然存在，即便在北方区域内，也有着大量的自治势力组织民众与金人对抗。在南方，也形成了坚强的抵抗核心，并不时有北伐的举措。

明朝的坍塌却是来自内部，由于王朝过于集权化，当清人入侵后，随着民间反叛的兴起，集权式政府就彻底失灵了，它的失灵又导致了社会的崩塌。当清军占领北京后，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竟然没有成型的反抗力量。另外，由于明朝的集权化过于严重，官僚们的能动性更小，不敢自己当家做主，没有了主子，就要赶快再找一个主子。许多地方不仅不反抗，反而在等待着清军的南下和占领。他们没有反抗意识，更没有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和对清朝的愤恨。

在元代，由于元政府在南中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和税收机构，导致南方分崩离析。在清代，皇帝对汉族区域的控制要比元朝彻底得多，也造就了清朝两百多年的江山。清政府是中国中世纪制度中最完善的，它采取了经济上宽容民间，但政治和思想上强力控制的方式，保持对社会的牢牢掌控，却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不是外来入侵，清朝也许还会多维持一两百年。清朝的统治给现代中国也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我们现在的地理基础就是清朝打下的。在中国，完全帝国模式的王朝只有两个，除了元朝之外就是清朝。明朝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其有效疆域大都限于如今汉人主导的地区，清朝的帝国主义传统却将西藏、新疆、蒙古、川西的广大地区纳入了中原的有效统治，这些区域占现代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

清朝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对中华帝国外围地区的控制，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却拥有着巨大的地理价值。在孱弱的朝代，它们独立成为一个个小国，即便在强大的朝代面前，它们虽然称臣，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行政权。清朝不仅控制了这些地区，还通过改土归流将许多地方变成了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在其余的地区也派去了驻军，使得它们再也无法从中央帝国分离出去。

清政府征服南疆的过程也预示着在未来统治新疆的思路。作为不随意屈服的民族，维吾尔人并不害怕战争，却又有着过好日子的渴望。只有理解和支持了他们的愿望，采取怀柔的政策，避免高压，才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作为最后一块征服的土地，新疆仍然是不稳定的。清代后期，新疆还发动了一系列的叛乱，但每次叛乱都作为契机，反而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即便在沙俄手中丢失了部分领土，但作为主体的新疆最终保持了下来。

在中国历代的历史地图上，人们往往习惯于夸大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比如，秦代已经在广东地区建立了郡级行政单位，但实际上，秦只能控制广州等城市周边很小的区域，而出了城市，进入广大山区之后，这里的山区居民并不归秦管辖，秦也不熟悉山区的地形和社会结构。广东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央帝国，却充斥着化外之地。明代，在南方和西方各省仍然存在大量的化外之地，比如湖南、湖北西部，贵州、广西、云南的山区，以及四川西部。这些山区的居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仍然过着近乎独立的生活。

中央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控制力，往往满足于给部落首领加封一个官职，委托他进行统治，算是“归化”了他们。但实际的行政权仍然由首领们单独行使，中央政府无权干涉。首领死后，权力归他们的子女，不能由中央政府撤换。这些首领就是所谓的土官（或者土司）。清代是对这些山区居民征缴最激烈的朝代，基本上将位于湖南、湖北、广西等地的山区飞地消灭，废除了土司制度，设立了行政区划，派遣外地的官员前来管理，这些官员就是所谓的流官。

西方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战争哲学。在这之前，中国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来进行防御或者攻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战争武器的进步非常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上有绝对优势。但西方人到来后所展现的却是另一种战争的可能性：依靠科学技术，跨越地理障碍，从原本不可能的方向发动袭击；利用先进武器，可以达到以一当百甚至当千的作用。僧格林沁的战术没有问题，但落后的武器系统却让任何战术都无法奏效。所谓战术，必须在双方武器基本对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施展。

一旦以前的战争规则都失效了，海洋不再是屏障，反而成了最危险的所在，武器的差距之大让军事家失业了。这意味着，敌人可以从海岸的任何地方实施打击，并且都能获胜。清末的主战场已经从秦岭、太行山这些地理要素转移到了广州、天津、大连这些海滨地区。海权时代到来了。直到清朝灭亡，整个国家都没有从海权冲击的休克中缓过神来。但是，海权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都成了废纸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一旦武器再次获得了均势，一旦防守方将海防也纳入了战争考量，以往的经验会再次复活。

清朝之后的陆地战争又回到了旧的地理限制之中，当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国民政府与八路军分别选择了中国西部的高山地区进行机动。日本人虽然从海洋出发，占据了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平原地区，却由于缺乏制高点，始终无法完全征服中国。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类似于黄巢机动作战的翻版，依靠机动寻找薄弱地区，等待对方政权财政失衡引起崩溃。长征在路线选择上，与当年蒙古人进攻大理有很大的重合，蒙古人顺着川西、甘南向南进攻，如果把路线倒过来，就是红军北上的线路。当公元1949年国共双方在长江对峙时，仗还没打，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告诉我们，南京地区的命运不在长江，而在于淮河。淮海战役失败后，国民政府丢失了淮河，已经注定无法坚守长江了。

未来的战争如果在海外发生，制空权与制海权依然是最重要因素。可战争一旦回到本土，或者到了占领土地与建立政权的阶段，决定性的，仍然是那千年不变的山川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