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套着皮的自由主义
过去的争论基于逻辑，现在的争论基于立场，这样一种变化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比如在美国黑人运动中，就有着很鲜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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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4.28：完成初稿
读后感
这本书前面还挺不错的，后面就是低端版的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着实有点拉胯。
读书笔记
一个有共识的社会，同样会有争论、冲突；争论、冲突实际上是社会向前演化所必需的一种动力机制。但在有共识的情况下，人们的争论首先是基于逻辑的，是尊重知识的，这样的争论为的是把事情辩明；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迭代演化、风险社会的自我升级。如果没有共识作为基础，人们的争论就只是基于立场，有些人甚至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这样的争论过程不会尊重最基本的知识和逻辑，目的只是让己方获胜；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自我败坏、社会的风险叠加，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过去的争论基于逻辑，现在的争论基于立场，这样一种变化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比如在美国黑人运动中，就有着很鲜明的体现。
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还带来一个特征，就是能够在其中进行公开的交往与辩论的人，多半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他们在交往及辩论中，都是带着多重身份属性的。他们的身份可能同时是父亲、工程师、球迷、彼此的同事等等。就算彼此是陌生人，他们还是很可能通过三四个人的串联而形成关联的。多重身份属性的存在，让他们之间的社交关联相对较重，不是说摆脱就能摆脱的，所以即便有争论，也会有所节制，保持基本的面子。另外，由于彼此争论的人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可能发现，尽管两个人在A问题上观点尖锐对立，但是在B问题上观点又比较接近。 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必须习惯于与抱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存；并且由于多重身份属性的存在，人们通常也会主动节制情绪的宣泄，不会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地站队——“杠精”是很难获得朋友的。于是，人们之间即便有争论，也会更倾向于从逻辑出发，而不是从立场出发，讨论就更容易具有建设性，也更有可能达成基础共识。也就是说，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是过去社会的基础共识能够达成的前提。
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社交媒体的出现，把人们的社会交往所依赖的物理空间给击穿了，没有了共享的空间结构，“公共性”就进一步被消弭掉了。
人们日常接触的社交媒体可分为公共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博）和私人性的社交媒体（比如微信）。私人性的社交媒体很容易把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立场的人聚合在一起，这些人的日常讨论、互动也会不断强化既有的观点和立场，起到和推荐算法差不多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茧房”效应。而在公共性的社交媒体中遇到的人，即便能天天在网上对话，可能也永远没有线下见面的机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属性，在网络上都被剥除了，网络社交就只剩下单一的身份维度；网络上的社交关系因此也变得非常之轻，大家一言不合便可能大打出手，即使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线下社交的多重身份维度，可以节制个人不去任意宣泄情绪，线上却没有这种节制机制。我们甚至在属于私人性的社交媒体的微信群里也经常见到互相谩骂、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这些都与这种轻社交的逻辑直接相关。
人们在被迫走出茧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时，本来就一肚子怨气，突然间看到大量和自己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自然会想要反驳，但由于丧失了基于逻辑辩论的习惯和愿望，便开始在网络上以宣泄情绪的方式来争吵。社交媒体时代轻社交的特征，使得人们没有节制情绪的动力，心想大不了拉黑走人，所以争吵很快就会升级。这种争吵丝毫无助于认知的提升，只会让人感受到对手的“恶意”，对方的“恶意”很快就会发展为对己方人格的怀疑。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出于维护自我尊严的潜意识，情绪会迅速取代理性，逻辑变得不再重要，人们会逐渐强化自己也许本来未必那么坚定的立场。结果就是，公共事件击穿了茧房，人们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又在其中迅速进入“二阶茧房”，社会陷入更加撕裂的状态。自2020年年初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撕裂，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以清单的方式总结一下：
- 风险社会的有效运转非常需要社会的基础共识。
- 过去，共识是通过公共空间/公共领域逐渐建立起来的。
- 今天，信息茧房让公共空间弥散掉了，也就消弭掉了共识。
- 公共事件的出现，有可能击穿信息茧房的墙壁，逼迫人们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 在重回现实世界之初，人们反倒可能会进入二阶茧房；但是随着公共事件越来越多，带给人们的伤害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真切，无论几阶茧房都会坍塌。
- 共同的伤害可能是重建共识的起点。只不过，从这个起点出发，具体该如何往前走，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 共识的基础必须是某种公共性。过去我们习惯于公共领域式的公共性，像现在这种公共事件带来的共同伤害式的公共性可能让人非常不适。然而，公共性在人类历史上也经历过多次转型。大型技术演化或危机可能让过去的公共性就此消失，但人类总会找到或者遭遇新的公共性。
- 过去的公共领域式的公共性有可能就此远去，人类必须适应公共性的新结构。人类要想突破当下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想象力。
- 获得新的想象力的前提是，人们必须去除观念的遮蔽，直面事实本身。信息茧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观念对现实的遮蔽，梳理清楚这种遮蔽的逻辑，是非常有必要的。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很多看似激烈实则没有意义的争论。
电影《教父3》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这句话颇值得玩味。“憎恨”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强大的行为驱动力；“判断力”则是理性，它可以帮助人辨别事实。如果被情感遮蔽了理性，就无法看到事实，无法做出任何有价值的判断。信息茧房在当下就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它会导致人们经常用情绪替代理性，用观念遮蔽现实，当下社会中的各种撕裂，都与此有着很深的关系。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规模决定了它是世界秩序的自变量。无论你喜不喜欢，这都是个必须面对的事实，这背后确实有着某些“中国逻辑”。所谓自变量，就是说它不是单方面被外部秩序所规定的，而是它的活动直接参与了秩序的生成过程，并构成因变量的约束条件。至于中国作为自变量，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是另一个问题。
先来看一下什么样的国家算超大规模国家，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世界秩序中有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各个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也都会遵守这些规则，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国家可能会违规行动。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是否有人能够真正地约束住你？如果有人能约束住你，那你就不是超大规模国家；如果没人能约束住你，那你就是超大规模国家，是有能力参与底层秩序博弈的超级玩家。
所以，让表层秩序获得约束力的，并不是人们愿意守规则，而是有人有能力执行规则。在国际秩序中，有能力执行规则的，就是超大规模国家，因为它们的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压倒性的优势。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力量太大了，要是它们自己违规的话，又由谁来执行规则呢？答案是，没人能做到
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在国际秩序当中，表层秩序是成文规则，底层秩序是力量博弈。超级大国的力量博弈，会使得表层的成文规则获得生命力；超级大国对表层规则的遵守，经常会更有利于它在底层的力量博弈。
因此，国际秩序分为两个层次：超级大国层次和一般国家层次，或者说自变量层次和因变量层次。这两个层次所依从的是不一样的行为逻辑，不能混在一块来理解。如果你试图用瑞典的行为规则来规范美国，那是天真；试图用俄国的行为规则来理解日本，那同样也是天真。
国际政治当中真正的高手，根本不靠阴谋，靠的是“阳谋”。所谓阳谋，就是对国际秩序的格局及其演化逻辑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较为清晰的把握，从而能够恰当地理解当下的棋局，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迭代自己的策略，顺势而为，借力打力，从而即便是下明棋，自己每下一步，对手也都不得不跟。达到这种境界的前提是对国际秩序的真正理解。
一些简单的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一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中有70%是制成品贸易。这就意味着，大部分产品都在单个国家内完成生产，各国之间是在不同的产品层面实现国际分工的。而依据2018年的数据，国际贸易中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贸易。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都是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各国之间是在生产流程层面实现国际分工的。
我们前面说到，30年前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这首先是因为那时候产品的绝大部分生产流程是在单个工厂内部完成的，只不过分配在不同的车间里。所以30年前如果说某种产品迁出，那就是整个工厂搬走了，很可能意味着该产品全生产流程的迁出。
但在今天，各国之间在生产流程层面进行分工，这首先是因为过去一个工厂里的不同车间，现在已经独立成不同的工厂了。工厂互为配套关系，组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网络内部工厂间的配套关系会不断进行动态重组。单个工厂里有多个车间的话，车间只能分布在一个很有限的地理空间中，难以跨越国界；但是在车间都独立成新的工厂之后，新工厂的地理分布就不一定受国界的局限了。所以，很可能贸易战中实际迁出的仅仅是负责最终组装环节的那个工厂，因为只有这个环节才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终端产品，其他的生产环节并不向美国出口，不受到关税的直接影响。
举个例子，法兰克福照明展总共大约有10个展馆，但是举办方只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展馆（通常固定是10号馆），不允许中国企业去别的馆参展。这个馆代表的就是低端，连展馆内部的设计、管理都比其他馆明显要差很多。2018年，为了摆脱低端形象，中国某龙头照明企业想去别的馆参展，无奈只能通过在荷兰注册的一家公司去申报展位，才得以和其他国际品牌出现在一个展馆。展馆上的如此安排，可能会挑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神经，觉得中国企业受到了歧视，这种展览不去也罢。然而真正在行业中做事的人才知道，这种安排只是真实反映了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因为中国企业拿出来的确实属于比较低端的产品，其他展馆展出的都是高精尖或者有独特设计感的产品。
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通常所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的一个庞大的支撑系统。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庞大的系统不断高效地自组织、自演化，越发显现出其力量。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台电脑的话，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就相当于电脑的硬件系统，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就相当于电脑的操作系统，各种具体产品的强大生产能力就相当于我们看到的各种应用软件在这台电脑上跑出的分。在跑分的软件既可能是最简单的扑克牌小游戏，也可能是庞大的数据库软件，无论是什么软件，在强大的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的支持下，都会有出色的成绩。
外包业务的承包方必须能够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生产流程中倘若没有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得专业化；但如果过于专业化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变，下游的小企业就死了，所以整个生产流程中又必须有弹性，能够迅速调整变化。但是有弹性就难以专业化，效率和弹性这两个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很难同时实现。
中国则同时实现了这两个要求，方法是通过供应链网络把效率与弹性放在不同的位阶上。供应链网络中的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地专业化，只生产被拆解到作为极为基础的元素的零件。由于已经被拆解到极为基础，这些产品的通配性反倒特别好，可以和许多别的工厂生产的其他零件，形成各种各样的配套组合。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每个中小企业只生产一个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无数个中小企业就有了无数种形状的乐高积木，它们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彼此之间可以以各种方式被组合在一块，拼搭出各种东西。这样一来，高度专业化的单个中小企业保证了效率；通过中小企业不断动态重组相互间的配套关系，整个网络又有了弹性。这样的供应链网络不是谁能计划出来的，它就是在市场过程中自发演化出来的；中国加入WTO，更顺畅地进入世界市场，也进一步加快了供应链网络演化的速度。
这些中小企业不是国企，而是在市场过程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民营中小企业。国企更多应该是作为让供应链运转起来的广义基础设施而存在的，提供交通、通信、原料供给等基础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广义基础设施，那么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就会大受影响；而广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在一种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出现的。这个部分并不符合我们对于完美的市场经济的理解，但它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真实世界中也并不存在完美的理想市场经济，一如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而大宗商品是其他产业能够市场化运作的基础。
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在规模上是举世无双的，其发展也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结果就是中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转移。在未出现实质性的技术变迁的前提下，这种转移差不多是终局性的，也就是说，进得来出不去；除非某种产品对供应链需求很低并且对远距离物流成本很敏感，那它就更适合靠近市场来生产，才能够从中国转移走。
总结一下这段历史：海陆秩序的对抗史，就是海洋秩序不断获胜的历史。海洋秩序每获胜一次，就有可能把失败的陆地霸主拉到自己这一边，此时又会冒出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并且搞出一套新的玩法，但海洋秩序还是会获胜，再等待下一个陆地霸主的出现。于是，这个对抗史又可以说是海洋秩序不断扩展的历史。
拿破仑努力控制的欧陆市场，规模肯定小于英国能主导的全球市场，小市场的经济效率低于大市场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所以拿破仑的政策注定失败，不是因为俄国吃里爬外，而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所致。
既然开放秩序是一种注定的方向，回看历史，为什么又会不断有新的封闭秩序的国家来挑战开放秩序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在此之前都是一个落后国家。那么它们又是如何成为新的陆地霸主的呢？原因之一恰恰就在于，它们打造了一个封闭秩序。这很重要，因为封闭秩序虽然不利于经营全球经贸网络，却有利于对特定的人群进行动员；一旦它还能与技术跃迁相结合，这样的国家就有机会成为新的陆地霸主。而在成为霸主之后，曾经的成功经验反倒成了它的诅咒，它在巨大的制度惯性之下，难以适时摆脱封闭秩序所带来的视野局限，意识不到此时进入开放秩序是更加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反倒会和主导开放秩序的海洋霸主发生对抗。
虽然陆地霸主对海洋霸主的历次挑战都失败了，但是这个历史过程也很重要。一方面，陆地霸主对海洋霸主的反抗，会让海洋霸主本身也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改进；另一方面，陆地霸主都是大国，它们在反复失败之后，最终加入开放的海洋秩序，由于其体量规模，海洋秩序也不会是老样子了，而是会不断发生演化，也不再是由海洋霸主一家独大地来主导了。只有这样，开放的海洋秩序才能逐渐发展为属于全人类的秩序，而不仅仅是海洋霸主自家的天下。 总结一下：海洋秩序/开放秩序与陆地秩序/封闭秩序之间的对抗史，是海洋秩序不断扩展，但陆地秩序不断反抗，进而使得海洋秩序不断地朝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演化的过程。
用一个商业上的概念来打比方，就是作为霸主的英美首先是做平台的，当然它们也会做自己的产品，但是它们最大的利益来自做平台，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自己的产品利益而牺牲平台利益。其他国家都是产品型国家，而英美是平台型国家。 尽管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平台型政策是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的，但从内部具体的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产品型政策更符合特定群体的需求。如果这些代表具体利益的群体在特定时期对内政的影响力比较大，就有可能生成不那么符合平台逻辑的政策。用国际政治学话语来表述就是，美国的国家性可能会伤害其世界性。
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政策则应该是更富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很可能表现为：政府退居幕后，民间力量更多地站到台前。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的分布式组织技术具体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没人能够说清楚。但我们知道的是，政府更擅长集中式组织技术，而分布式组织的演化天然地适合以民间力量为主。而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对跨国的民间力量抱有更多期待，因为信息技术对国界具有穿透性，新的秩序及新的法权原则的演化和生成，需要具有跨国视野的民间力量的参与。
边际效益递增，就意味着互联网类公司会形成极强的头部效应。公司越大，就越容易变得更大；公司越小，也就越难以获得机会；除非这家小公司发现了一个大公司无法占据的全新赛道，从全新生态位上出发。但这家创新小公司很容易被人模仿，最终的结果是，它或者成为头部公司，或者默默死掉。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诸如WTO之类的多边组织运转得非常艰难，原因之一就在于权责不对等，这导致大国不愿意配合，小国没能力推动。如果我们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国际秩序，就会发现：小国天然地有进行多边外交的渴望，因为如果小国和大国进行双边外交，那么大国是毫无悬念的甲方，小国基本上只能屈居于乙方的位置。而一旦进入多边外交的秩序，大国的优势地位马上就被多边结构约束住了，所以即便是靠双边外交就能解决的事情，小国也渴望把这类事情放到多边平台上来处理，以改善自己的不利地位。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多边组织的民主特征是靠投票来呈现的，但小国的票数和它们在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关联度，并不成比例。这就好比小区里的业主委员会在投票时会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你的投票权重，应该跟你所拥有的物业面积之间成正比例关系。但在各种多边外交组织中，小国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利益关联度和它们所拥有的票数之间并不对等。这就让小国经常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想法而扰乱议程，使得实际议程经历大量冗长无效的波折。同时，由于各个成员国彼此价值观不一致，大国也可能会收买小国，让投票结果更有利于自己，结果就是，多边组织本身的决策经常仅仅是基于偶然结成的利益关系，而不是稳定的价值观输出，这也就让多边组织的行为进一步背离发起国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