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理解的教员】戏如人生

大战之前压力在所难免。能扛住压力的才是真英雄,被压力压垮的是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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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1.23:完成初稿

读后感

这本书一共有 10 卷,是我最近看得最久的一本书,也是最醍醐灌顶的一本。

读书笔记

罗荣桓强调:“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烦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该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的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人员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经政治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101,只爱战争,只爱和战争有关的事,因为那就是他的内心世界。当战争需要,他可以忍受饥寒交迫、可以忍受痛苦疲倦、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对着地图,沉思默想,如同艺术家在创造。对别人而言,那是痴狂。对 101 而言,那是享受。他不是在搞战争,而是在搞艺术,用战争的方式表达艺术——他做得很棒。

101 整日整夜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有啥妙用?还是用 101 自己的话作为解答吧。101 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大战之前压力在所难免。能扛住压力的才是真英雄,被压力压垮的是狗熊。多当几次狗熊就变成了兵油子。从这个角度上看,那些兵油子并非天生就是兵油子,而是被他们的领导、那些平庸无能的军阀给领导成了兵油子。所以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名将更难求了,因此教员才会在101 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

总部2日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总结电,盼切勿草率看过,而应深切具体地研究,使今后思想有个标准: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你是有长处的,有前途的,但思想不够实际。夏季攻势中,特别是四平战斗直至现在,从你们的电报和你们的实际行动的结果上看,表现缺乏思想,缺乏见识。为了今后战胜敌人,盼多研究经验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正确的思想的标准,是包括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上要发挥战斗的积极性,而同时必须从能否胜利的条件出发。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地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以上原则,有益于进步,望深刻体会之。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三三制:这个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一般人印象中,队伍最小单位是班。实际上大多数队伍,确实是以班为作战单位的。但是还可以更细,在班内分得更细,就是三三制。把一个班划分为三个(也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三个(或四个)人,再挑选素养高的担任小组长。小组长作为战斗核心。作战时,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散开或集中,但是要以班长为核心,不得不超过班长口令指挥范围以外。这样分工更为细致,比班长一个人指挥全班分工更为合理。在行军或作战时更为灵活。所以共军作战时,漫山遍野往前冲,看似乱得杂草一样,但是战斗力却一点也不损失。门外汉以为那是人海战术,但是同样很多人,国军在战场上就玩不转,归结起来就是最基本的战术问题。三三制保证了共军无论如何冲锋,甚至是败退逃走,可以保证形散而神聚,就像是一片高明的散文。

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所谓猛打,就是把各种武器装备适当配置,在合适的时间向合适的地方猛烈开火。至于啥时候是合适的时间,哪里是合适的地方,那是名将的工作。所谓猛冲,就是一阵猛打之后,趁敌人魂不守舍之际,突然发起进攻。表现在共军那里,就是拿着手榴弹往上扔,抄起大刀去砍,或者挥舞拳头砸他丫的。所谓猛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即可。

一点两面:这个用 101 的原话讲,就是: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於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勇敢包围办法,防止敌人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於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的精神在於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棹。大意就是如此,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追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四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行动时,四组相互支援,故曰一队。这一套是刘亚楼总结出来的,算是对 101 的补充。这些条令生动活波,形象具体,农民都听得懂,掌握起来容易。如果换成苏军或美军的作战条令,同样的意思,能罗嗦出一大堆抽象的言语。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是强调一点两面的突破进攻的。那么战斗前后应该怎么行动呢?有另外一套战术,曰,四快一慢。寻找目标,接近目标,一快。追上敌人,勘察地形,部署战斗,二快。扩大战果,三快。敌人溃逃,拼老命追击,四快。一慢是啥呢?就是沉住气,准备好了再打仗,选择时机不莽撞。概括起来,就是四快一慢。

不论多少士兵,都可以按照三三制去编排,可以按照一点两面去战斗,可以用三猛战术去进攻,可以四快一慢去运作。在那些简单的规则下,人数越多,战斗力越强。

正因如此,一九四六年,101 带着一帮残部向北逃窜,转眼一年,就可以大兵南下。又过两年,当年的残部发展为百万大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根源在于,土改赢得了兵员,101 的大练兵,把那些吃苦耐劳的农民训练成战无不胜的军人。

祸福成败,皆有因果。个人或者集体,灾难低谷时,暗藏重生的希望。上升阶段,灾难就来了。比方说长征,中共最为低谷的时刻,结束之后便时来运转。

历史教科书总喜欢把历史上的伟大组合描述为亲密无间的搭档,仿佛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一生其乐融融。事实却往往是另外一个样子:伟大的战友之间常常争论不休。有时候,伟大的战友之间必须争吵,因为战争毕竟不是过日子,战争中的男人如果想要存活、胜利,必须强悍。强悍,是所有伟大战士的基本素质。

伟大的统帅也一样,必须强悍。因为伟大的统帅不是因为他是朱德或者教员而伟大,而是因为他干的那些事。所有的伟大的统帅必须做出伟大的选择。选择,往往伴随着分歧。即使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教员和朱德,也不可能立场完全一致。分歧总是伴随着着争吵,所以教员和朱德之间也有争吵,没啥好隐瞒的。两个伟大的男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争论,争吵也是伟大的,所以称之为伟大的争吵。

这就是教员最特别的地方——总是能根据形势自创原则,并且非常有效。按照中央那一套,共军早就玩完了。既然中央搞不定,那就自创原则呗,只要能够扭转不利局势,只要有用。事实证明确实非常有用。比方说三湾改编,教员创立“党指挥枪”;比方说教员自创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比方说在长征途中,教员自创放弃西进而北上等等。没有教员的这些自创原则,队伍差不多可以散了。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这种随心所欲的自主性在战争年代非常有效,在和平建设的时候往往是一种伤害。

神奇的周恩来仿佛是永远的胜利者。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讲究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地方,周恩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周恩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但领导过所有的军人。看看周恩来和军方的历史渊源吧。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中共在黄埔的象征。凡是黄埔出身的将帅都要买他的账。共军方面的黄埔教官聂荣臻和叶剑英,还是黄埔学生徐向前、林彪、陈赓他们,都对周恩来尊重有加。国军方面许多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军面对周主任也是相当客气。他是南昌起义的实际策划者,理论上调度过所有参与南昌起义的军人,包括贺龙和朱德。他和朱德合作指挥过第四次反围剿,并且赢得了胜利,理论上全面指挥过井冈山反围剿斗争。他曾经是红军总政委,也曾是共军总参谋长。

周恩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但基本上领导过所有从政的人物。他长期在中央工作,一把手换了又换,从右倾路线到左倾路线摇摆转变中,人事起起伏伏,但基本上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即使一把手,下台之后也要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比方说重庆统战的博古,比方说建国之后的王明和张闻天。只有少数人能逃过这个规律,比方说郁郁而终的陈独秀,比方说牺牲的瞿秋白。特别是建国之后,只有教员和刘少奇没有被他“领导”过。

周恩来不是纯粹的党务活动者,但是能影响基本上所有党员。生前就不用说了。即使身后如今,绝大多数党员提起周恩来都会竖起大拇指。

周恩来不是纯粹的特务活动者,但是他创建了中央特科。他领导中央特科避过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叛徒事件。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都是周恩来一手培养的。他把间谍安插到国军司令部:淮海战役中,郭汝瑰可以把国军的战略意图传递给共军;他把间谍安插到国军巨头身边:胡中南进攻延安,机要秘书熊向晖就是周恩来的间谍。

从历史角度上看,周恩来集权臣、能臣、干臣的特点于一身。他可以如权臣那般集大权于一身,却没有他们的嚣张跋扈;他可以如能臣那般,在各个位置上恪尽职守;也可以如干臣那般精明强干,行肱骨之功能。在周恩来身上可以找到管仲、李斯、张良那些谋略家的影子。但他和他们又不一样。他比他们任何一个干的事都多。

从现实角度上看,周恩来是一个标准的实干家。不论在那个位置上,工作起来总是加班加点,很少休假。必要时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不用加班工资。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而且凡是经他手干的事,不见得完美,甚至不见得能干成,但是换成别人,却很难干得比他更好。

前往日本的周恩来血是热的,但在日本呆了两年,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救国之道,甚至连日语都学得不怎么样。要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也不对。他在日记中写到:“大凡天下真有本事的人,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的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现在终于明白为啥一把手倒台时,周恩来总能安然无恙的原因了吧。因为他总能在一把手们犯下大错时迅速做出应对,而且有效。陈独秀太右,周恩来在左。瞿秋白和李立三太左,周恩来在右。之后类似的事情还会出现很多次,长征途中,博古和李德还在想着推卸责任时,周恩来已经转而支持教员了。同样在文化大运动中,教员太前,周恩来在后。周恩来的这种能力和处事方式,比起教员那种凡事敢为天下先的个性和巨人般的魄力是差一点,但是留下的弹性足够大,足够周恩来“弯而不折”。

周恩来年少时是个乖孩子,勤奋好学,模范少年。蒋介石则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很早就开始和别人烧香结义拜把子。所以如此,和早期家庭教育有关。周恩来的叔母文化程度更高,诗书礼仪教育更全面。蒋介石的妈妈也很注重教育,却不能亲自教蒋介石知识。

这个差异导致了日后的性格差异。比方说在表达爱国方式上,青年周恩来会严肃地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青年蒋介石则是另外一种表达,在课堂上见日本老师拿着一块泥巴说:这里面有四万万细菌,和你们中国人一样多。把中国人比喻为细菌,蒋介石气坏了,上去把泥巴砸成八块,拿出一块说:现在每块泥巴有五千万细菌,和你们日本人一样多。

周恩来行事风格是雷厉风行之外透着一团和气。蒋介石果敢的内心隐藏在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外表下。比方说他扣押胡汉民,行为就很流氓。一段时间之后,又跑去给胡汉民道歉讲和,同样很流氓。那流氓的事,周恩来就干不来

南昌起义失败,周恩来痛定思痛之后,决定先保住共产党老本,小心行事。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一个机构,可以消灭党内叛徒,同时向国民党全面渗透。于是中央特科诞生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出现的最重要、最高效的特务机构,相比之下,陈家兄弟的中统和戴老板的军统黯然失色。

要创建特务组织,必须有合格的人,也就是要有优秀的特工。在我们看来,一个出色的特工需要种种技巧。但是还有比技巧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价值观。技巧可以训练,价值观的认同是一切的保障。要创建特务组织,必须有价值观的认同。这世界干啥最难,找人,找对人。要找到价值观雷同之人,如同人海之中寻找知音,难。

周恩来把特科的规章制度归纳为一句话:三大任务和一不准。所谓一不准,就是严谨党内相互侦查。这个规定影响深远。

  • 影响之一:它使得中共特务工作避开了明朝锦衣卫和两厂之间的明争暗斗,避开了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之间的相互倾轧,成功地让共产党集中有限资源办重要的事。
  • 影响之二:避开了苏联那种秘密逮捕、秘密处决的模式。尽管中央特科在一九三五年就没了,但是各项规则还在发生作用。日后中共搞斗争时采取政治运动,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比起秘密逮捕和处决好多了。如果按照苏联那种模式,邓小平绝对活不到改革开放。

所谓三大任务:一,搞情报;二,惩罚叛徒;三,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惩罚叛徒,也是基本的活。任何一个特务组织都不允许叛徒存在,上面已经说过不少例子。但中央特科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只对内处决叛徒,不对外搞暗杀,更不搞恐怖活动。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把现代拍摄的大多数间谍剧否定掉。如今的影视作品中,杀人放火,权色交易,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中央特科也搞那一套,结果很明显,很快完蛋。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战斗力所以强悍,是因为坚定的信仰和几近完美的政治策略。

周恩来也没想到顾顺章会出事,但他已经没有时间表示震惊了,必须展示他的高效。他了解顾顺章,知道顾顺章要干啥,和陈赓、陈云、李强、李克农赶紧行动。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他们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步,斩断顾顺章和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具体办法,火速转移中央主要领导人,把顾顺章熟悉或能侦察到的领导秘书全部调换成新人。——这些容易办。因为主要领导人不多,关键是次要人物。第二步:把上海有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快速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这个有些难办。人数很多,关系错综复杂,保不准又有人叛变了,甚至某些人根本就是国民党的人。怎么办呢?周恩来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发表讲话: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人,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第三步:清理顾顺章的爪牙。顾顺章原本是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行踪诡异莫测,他用的人也都是自家人。关于对顾顺章家人的处理上,显示了周恩来的另一面,铁血无情的一面。顾顺章叛变之后,他的家人,包括妻子、岳父岳母、保姆就成了不安全因子。因为他们因为顾顺章的关系接触到很多人和事,那些人和事又可能涉及到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全部杀掉,灭门。

现代所有涉及到周恩来的题材,基本上都是谦谦君子、待人和善、爱护一切能爱护之人。史料中的周恩来为人处世确实一团和气,但那些和气和善意都是有界限的。他的善意,是对战友、对同志。战友有难,他会尽量伸手搭救,比方说对叶挺;同志的后代,他会出手抚养,比方说孙维世。但是对待敌人和叛徒,则是铁血的、冰冷的。

首先蒋介石就不信任他,认为他反复无常,可用不可信。实际上共产党这边所有的叛变者,在国民党那边混得都不好。前有周佛海和陈公博,后有张国焘。可见叛徒不受待见啊。

王世德被捕之后,叛变。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被抓,多半表现得悍不畏死,比方说蔡和森被钉在墙上也没有屈服;比方说陈独秀虽然被共产党抛弃,也没叛变;比方说瞿秋白,有委屈也没有出卖同志。而特工一旦被捕,立马投降。出卖顾顺章的尤崇新如此,顾顺章本人如此,因为顾顺章叛变杀害顾顺章家人的王世德也是如此,怪不?

看看周恩来和蒋介石较量的过程,前三个回合周恩来都失败了:一败南昌起义;二败城市争夺;三败苏区较量。前后将近十年时间,周恩来都没有占得先机。难道就这样一直失败下去么?当然不是。如果周恩来一直失败,如今统治中国大陆的还是国民党呢。经过艰难的长征之后,红军到陕北。周恩来又有了和蒋介石继续较量的机会。这一次善于防守、并且一直处于防守位置的周恩来终于抢占一次先机。

尽管谈判决策是教员策划的,但整个谈判过程由周恩来一手操控,换成别人未必能搞定。看看蒋介石那反复无常的手段,如果是军人谈判,估计早就拔枪了,但是周恩来以无比的耐心把事情办成了。如果说教员在长征中把队伍带出绝境,那么周恩来则通过一系列手腕,让共产党摆脱困境。

有了教员就不一样了。教员是史上最杰出的战略决策者之一,共产党里面,也只有他可以在战略决策上高过蒋介石。当长征结束,周恩来走到教员身边,史上最出色执行者之一的周恩来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按照正统宣传,教员和周恩来是最铁的同志关系,最亲密的战友,合作无间,纵横无敌。教员负责战略设计,周恩来负责战略执行,天衣无缝。总体上来看确实如此,二人基本上决定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走势。

但一切光辉的背后,还有另一面,一种不被熟知但切实存在的一面。先看一条规律:凡是领导过周恩来的人,除教员之外,最后都被淘汰了。凡是领导过教员的人,除了周恩来之外,最后都被淘汰了。再看一条规律:中共历史上,经历过战争而没有被淘汰,经历政治运动而没有被淘汰,且没有猛人提携、完全靠自己奋斗之人一共只有两个半,教员和周恩来外加半个朱德。朱德在建国之后逐渐淡去,因此只能算半个。

最高档次的合作是什么?和上面那个问题紧密相连。答案如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为了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彼此交心,舍命相护。并且在彼此的合作中,龙飞九天,赢得生前身后之盛名,把自己的姓名和事业深深刻入青史,直到书页泛黄,字迹依然历历在目。但是彼此之间又不完全依赖对方,是为和而不同。——纵观近代史,能做到和而不同者,也只有孙中山和黄兴,教员和朱德,教员和周恩来,勉强算上李宗仁和白崇禧(档次不够),也就寥寥数人而已。

为了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发动最残酷的斗争。尽管彼此不认同,但并不撕破脸皮,依然彼此配合,同时紧紧守护自己的阵地。不论如何风吹浪打,我的船依然可以安然无恙。要做到这点太难了。孙中山和黄兴斗过,黄兴郁郁而终,破。教员和朱德有过小纷争,但朱德隐退,谈不上斗。蒋介石和汪精卫斗,汪精卫出走当汉奸,破。只有教员和周恩来,完美地诠释了最高档次的斗争和最高档次的合作。

因为二人的合作,把国民党那帮大佬巨头折腾得奄奄一息,加速共产党夺取天下的进程。尽管合作了一辈子,但两人各有不同。因为二人的斗争,直接影响了建国之后的走势。斗争的结果集中体现在邓小平身上。尽管斗争了一辈子,但两人的关系却从未破裂。

其实实干分为好几个层次。最低层次的实干,就是数千年以来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老牛一样的实干。还有现在农民工,为了几个钱,累死累活;稍微高点层次,就是所谓有理想的基层干部和想往上爬的中产白领;再高点层次,就是那种在人际关系中八面玲珑,不辞劳苦,左右逢源之人。最高层次是哪一种呢,就是周恩来这种,可以从上到下一人干完。如果需要,他可以脱稻谷;如果需要,也可操控很多人的生死。

周恩来是一个干实事的人。干实事的另一面,就是把事情都抓在手里。说直接一点,就是抓权柄。所以历史上任何一个实干家,首先都是权臣。看看诸葛亮,大事小事一把抓,其他人只有听命行事的份。看看张居正,也是一样。周恩来也没啥不同。即使如今的中国,想干点事,也依然要和权力挂钩。如果要大干一番,必须和权力挂钩。如果那事业足够大,必须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手中没有实权的实干家,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没有实权的周恩来也就不再是周恩来。

按照之前历史书上的说法:遵义会议确立了教员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按照当时的情况,不可能一下子把领导层全部更换,何况上面还有共产国际。所以还是现在的说法比较靠谱: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教员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所以如此,皆因周恩来的主动退让。

遵义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是共产党在危急关头,第一次不在莫斯科直接干扰下的权力再分配。会议主要有如下重要结果:第一,教员当选为常委。——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之后,教员再次进入核心领导班子。之前那次之后很憋屈地度过两年,这一次就不再离开了。第二,张闻天取代博古。——张闻天也是国际派,也是所谓王明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但是通过一番实践之后,张闻天变成教员的支持者。用张闻天取代博古,莫斯科那边也没有意见。第三,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作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周恩来虽然是副主席,实际上很少再插手军事,转而搞统战外交。一手策划西安事变,又负责重庆谈判,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帮助共产党立下大功。——这也是周恩来与众不同之处。他可以失败,但是每一次失败之后总能找到新位置。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他创建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遭受巨创之后,他去了苏区;苏区失败之后,又去搞统战事业

评价周恩来的方式之一:张良和诸葛亮的结合体,前半生张良多于诸葛亮,后半生诸葛亮多于张良

教员的脑别有一番天地,想别人所不想,注定影响历史走势。周恩来的手精巧世间无双,能别人所不能,注定影响历史走势。没有教员的头脑,周恩来的巧手受限。没有周恩来的手,教员的天才也将减色。在他们没有合作之时,各自面对对手(蒋介石)挣扎。当他们合作指挥,他们的对手开始挣扎。

建国之后,中苏建交,教员第一次出国去苏联,原本打算:先要点好看的(签《中苏友好条约》),再要点好吃的(要贷款)。那是教员第一次见斯大林,原本以为会受到热情款待,没想到斯大林对教员摇摇手指,谈判的事,让周恩来过来谈。周恩来一到,教员就没事干了,看看书,到处逛逛,倒也自在。他脑子想要的“好看的”和“好吃的”,就通过周恩来的巧手,一样一样都拿了过来。彼时的周恩来还不是周总理,但斯大林认为,新中国的总理非周恩来莫属。

从个人能力看: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充沛的精力、缜密的心思,具备非凡的判断力和无与伦比的观察能力。周恩来一生中在各个时期都是最顶尖的,可以说久经考验,不论单项素质还是综合素质,皆为顶尖。

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党内党外,各个角落的人都要买他的账。一九二七年,共产党手中还没有几个兵时,就能说服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三六年,共产党刚风尘仆仆地来到陕北,立足未稳就能说服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这种能力是一种天赋,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甚至不是经过后天锻炼就能得到的。

要论周恩来和教员的关系,请看一个实例:一九六六年五月,教员、周恩来等人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七十三岁的教员顺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 舟,舟行洲不行”。动静相对,意境悠远,应对难度极大。教员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啊,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沉思一阵,对曰:“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绝配。

评价大运动中的周恩来,有很多话要说,总体来说只有两个,周恩来是教员发动大运动的两根支柱之一,这个算是过。另一条,就是被各路专家忽视或遗忘的地方:以当时的国力,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没有再次发生饥荒。评,周恩来没有能力阻挡大运动。但是周恩来避免了第二场大饥荒,拯救了国家。赞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举对周恩来本人,甚至对整个共产党组织,都至关重要,堪称周恩来一生最大的贡献,胜过策划南昌起义的贡献,胜过创建中央特科,胜过各种外交成果,没有之一。

出山后的邓小平成了教员和周恩来的新焦点。日后的邓小平能够东山再起,再起再落,落了又起,终于成为左右中国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起点就在陈毅的追悼会。当时邓小平在江西农场里闲着,静静地等待机会。原本一团漆黑,林彪的死相当于太阳从乌云背后出现,给了他机会。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和教员关系的新阶段,斗而不破的结果。

看周恩来和教员的关系,前期和而不同,后期斗而不破。在林彪的问题上,周恩来支持林彪就是在斗争,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和教员的关系,事后又主动完成善后工作。林彪事件之后,教员和周恩来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为尖锐。

从国家角度看,从周恩来个人角度看,从组织利益角度看,文化大运动都应该消停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大运动进行到第六个年头,建设基本上没的说,破坏基本上说不完。站在现实主义立场看,大运动的实践基本上失败了。大运动的主力军,知识分子都上山下乡去了;大运动的核心人物,林彪都无法生存了。周恩来也是一肚子窝囊气,很不爽。

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一旦失败,万劫不复。领袖如陈独秀,一旦下台,尝尽世间炎凉。刘少奇和林彪,一旦失势,身死魂灭。中共高层人物中,能经得起政治斗争起伏的,只有两个人,教员和邓小平。能一直在政治斗争中摇而不倒的只有周恩来。

教员定乾坤。邓小平改变了教员的乾坤。邓小平之所以能改变教员的乾坤,是因为周恩来。评:邓小平有教员和周恩来的双重气质。他不会像教员那样大手笔,也不会像周恩来那样谨小慎微。

周恩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薄一波:“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周恩来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人身上、怎么干,最终要看结果能否落实。如果无法落实结果,所谓举重若轻,可能变成吹牛放空炮;所谓举轻若重,就是婆婆妈妈、拖拖拉拉,唧唧歪歪。

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国家的大管家。如果去举重若轻,那相当于甩手掌柜,结局只能是走人。刘伯承掌控野战军,一个细节就可能决定很多人的命运,也去举重若轻,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周恩来对邓小平的评价,恰好说明邓小平的才华所在:在政治,而不在军事。广义上说,虽然军事和政治不分家,但狭义区别还是很大。看看两人在刘邓大军的分工就知道了。

教员说:“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下来教员分别评价了四个人。教员评价刘少奇:“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教员评价邓小平:“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并且对赫鲁晓夫说,“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教员又说朱德年事已高,还说周恩来心肠太好。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五七年的教员眼中,邓小平排在刘少奇之后,是接班人的备胎。事实上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两个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教员还说过:“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邓小平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大跃进之后的失误,是因为党内的一些优良传统被削弱。主要有两条:一是忽视调查研究,空口号多,有许多是不切实际的;二是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能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

那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邓小平开出的药方: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四点不动摇: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二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三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四是学习的问题。压根儿没提三面红旗大道理。

按照邓小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大饥荒一笔带过,压下,不提。正如三十年后改革开放,把左右两派全压下,什么意识形态都要靠边站,专心搞建设。邓小平说:“今后不准搞整人运动,只有增产节约和学习两个运动。这样好处太多了,不会整错干部,不会耽误生产,还可改造省市书记的懒汉思想”。 然而三十年之后可行的事,三十年之前却行不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际环境不一样,六十年代,周围都是敌国,面对苏美双重压力;八十年代,跟美国已经和解;另一个原因,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不论是教员还是刘少奇,理想主义色彩都比较浓。他们二人都不打算忘记大饥荒,都想对那段灾难来一番清算。所以两人先后搞了四清运动。

邓小平的想法和周恩来一样,大运动到了这个程度,应该转变了。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即使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已经决定行动,也不能说出来。政治第一要诀:妥协。不懂妥协,啥都没有。邓小平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必须想办法取得权力。取得权力的前提就是妥协,必须消除教员的顾虑。

评价教员一生,就一个字,难。遇见难题,解决困难。还有比一统天下更大的难题么?之前不曾有过,教员时代有了。不管是教员还是蒋介石,面临的历史困难都超过历史上的那些前辈。中华民族早熟,并且一直延续,秦始皇之后的一千八百年,中华帝国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

农村,一个压抑且有诗意的地方。如果内心世界不够强大,那么就会被黄土压住,变成一个普通农民,性情可能变得冷漠而灰暗。如果内心世界足够强大,那么会被它那原始而神秘的意境催化,感情将更加丰富,思想将更加深邃,意志将更加坚定,最终会走出农村,成为精英。历史上的农民或精英都是这么来的。

当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倔强的人,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最终必然走上领袖地位,就是雄才大略的另一种说法。看看教员的性格特征,对立统一,简直就是辩证法的压缩版。

真正影响教员命运、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还是一次选择:根据杨昌济的想法,教员应该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教员也应该去欧洲留学。在那里,他将碰到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是临行之前,教员选择留在国内。那是革命者基本上都是满世界跑飞年代,看看孙中山,家人都在檀香山。看看蒋介石,日本也去了几趟。再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是到处跑。唯有教员,基本没出国。

两千年前,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鬼神的条条框框。孔子意味深长地回答子路:“未能事人,焉知事鬼?”翻译过来,连你熟悉的眼前世界都搞不清楚,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干什么呀。要问教员为何不出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直白说,对自己的国家都不了解,跑到国外搬一大堆条条框框回来有啥用?

日后的历史终于证明。中华大地上,任何外来的思想系统想要发生影响,首先落地生根,首先和中华文明兼容,并且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从古文明进化而来,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那个时代,教员比其他革命者更早更深刻的看到这一点。比方说周恩来,经历一系列挫折之后方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方才认识到教员的重要性。

蒋介石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有三个。前面说了两个,东征和北伐。现在说说第三个因素,屠杀共产党,也就是清共。在历史书上,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具体就是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伙同桂系攻占长三角之后,建都南京,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峙。四月十二号那天,蒋介石撕去伪装,抽出屠刀,对共产党人一番砍杀。那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杀戮。所以说最残忍,并非专指杀戮共产党。——那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影响深远,超出东征、北伐、抗战等任何一个决定。那个决定中,蒋介石把自身优点和缺点充分曝光。他的聪明和愚蠢,一览无余。

清党之前,国民党全国党员在百万以上,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份,只剩下六十五万。这个数字还包括清党开始之后乘机加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投机倒把分子。比方说四川,清党那个时候的党员反而变多了,因为各种投机分子来了。看到了吧,在清党中损失的国民党远远多于共产党。更糟糕的是,共产党的精英骨干保存完整。国民党有气节之士损失殆尽。国民党基层组织毁于一旦。

当时党内主战派主要是两个人,周恩来和教员。周恩来掌控中共主要武力,精心策划之下搞出南昌起义,拉开绵羊变身的序幕。但是必须指出,南昌起义并不彻底,至少政治上并不彻底。它的旗帜是国民党左派,而非共产党旗帜。它是周恩来为了挽救时局的无奈之举。过程和结果,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败给了优势敌人,但打开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但南昌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周恩来的思维进入一条死胡同:采用和蒋介石相同的方式同蒋介石较量。军队编制,作战方式,和国军相同。除了士气高一点,没有任何优势。在方式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力量大的一方取胜。蒋介石力量大。周恩来力量小。所以失败是必然。能成功才是奇迹。当然不是说周恩来能力不行。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已经做得很好了。用相同的方式,换成包括教员在内的任何人,未必比周恩来做得更好。

日后的广州起义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也失败了。其他大大小小的起义,大同小异,结果也是大同小异。众多起义中,只有秋收起义是例外。按照中共中央的设计方案,秋收起义也没啥不同。因为是教员领导,所以有了不同。教员带领大家走出死胡同,为共产党找到一条出路,从此打开了局面。

三湾整编之后,队伍脱胎换骨,迅速壮大,经过苏区反围剿,敌后游击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成长为百万大军;武器装备也从当初几百支枪,到如今的坦克、大炮、飞机、导弹、航母、卫星。那么教员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里究竟干了啥?两件事:第一,把他的个人魂魄融入到那支军队中。第二,建立一种制度。—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爱戴,是所有一流统帅共同特征。——好吧,我们走,我们将发展壮大,我们将战无不胜。我将带你们勇往直前,我将带你们开天辟地。如此便把他的魂魄融入队伍。

共军战史有很多精彩篇章:反围剿,长征,敌后游击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每一个阶段都很精彩,要阐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要诠释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可以参考基本指标:基本功,创造力,执行力。

基本功:也就是训练程度,对环境适应能力。这个方面共军是顶尖的。共军有先天优势——来源主要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看起来并不强壮,有时候甚至很碍眼。但他们是世界上最坚韧的群落。高温或苦寒,爬山涉水,中国农民都行。这么说吧,现在的特种兵,经过严酷的训练之后才能具备这些基本功。对农民来说,只要组织起来,吃饱饭,就具备这些素质,就可以跑得比别人快,耐力比别人强,就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任务。这些已经无须说明。共军的看家本领是野战。因为共军在每一个阶段的战争,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要赢得辉煌,必须野战,通过穿插迂回等灵活的战术弥补装备上的差距。就需要在相同的时间内比对方跑更多的路,比对方更能爬山涉水,更能隐蔽自己。比方说长征途中攻打腊子口,命悬一线,需要攀越现代只有专业攀岩队员才能攀过的山,共军轻轻松松完成任务。

所谓创造力,简单说就是面对困难时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无到有,一切都需要亲自动手。为了形象一点,结合一个实例看看。抗美援朝时期,美军在空中占据绝对优势,志愿军吃亏很大,尤其是后勤供应。如何应对这个局面呢?一个普通战士想到了办法:从前线到后方的山头上设置防空哨,前方看见美军战机触动,立马就打枪,一个接一个,枪声传到后方,沿途运输的车辆马上隐蔽。飞机那么快,汽车如何隐蔽呢?办法是沿途挖防空洞。汽车可以隐蔽在防空洞中。从而大大降低后勤补给困难。

执行能力吧,也就不用说了,黄继光、龙世昌、邱少云等人的故事已经说明了一切。比方说飞夺泸定桥,二十四小时强行军二百四十里,无人掉队。为了形象一点说明问题,引入一个美军精英做参考。

红军时期入党誓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抗战时期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党的十二大以后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虽然文字不同,内容不同,精神风貌是一致的:忠诚,团结,牺牲。

某种意义上说,遵义会议首先是一种党内串联,私下约定。从法理上讲,这种行为相当不可取,而且应该是禁止的。日后教员就很介意这一套。建国后高岗再私下里卖弄这一手时,教员毫不犹豫的把他舍弃。这种方式只能在特殊时刻使用。就好比叶剑英抓捕四人帮,特殊时候干一次才行,如果变成常态,就乱套了。

张国焘这个人,足够精明,心够狠,手够辣,有自己的主意,敢于坚持,也就是有领袖范儿。但是在战略决策时总是差那么一点。这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当初国共合作,对共产党很有利,张国焘不热心。南昌起义,到了决绝关头,张国焘在犹豫。事关生死的北上和南下上,张国焘再次犹豫退缩。这种个性注定禁不起起落。

战略不对头,还想强迫中央跟着他走。连蒋介石都办不到的事,张国焘能行?难。看到了吧,这就是张国焘的两个错误。两者相加构成这样一个尴尬:想当袁绍而不得。因为袁绍人家好歹是东汉末年实力最强大的军阀。张国焘充其量就在共产党内实力最强大。当时的共产党全部实力加在一起在蒋介石那里都不够看。

为何共军可以在敌后发展壮大?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共军有领袖教员。教员创建共军之时,就是白手起家,没有军饷、没有武器、没有人。教员带出来的队伍,不发工资、不搞个人团体,可谓是奇迹。所以敌后虽然艰苦,那是对其他人。对教员和共军而言,正常生存。因为他们原本就在一无所有中诞生,一无所有中壮大。他们从来都是面对炮火,面对穷山恶水。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越无人区。敌后并不算特别艰难。所以其他人无法生存时,他们不但生存,还能壮大。

一九三七年七月份,也就是卢沟桥事变那会,教员写下两篇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它们名义上在谈论哲学,实际上奠定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也为共军在敌后生存提供理论依据,从脑袋里打通共产党人的奇经八脉。

所谓实践论: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这个有点类似于古人推崇的“行知合一”。通俗一点说,先干,再想,再干,在想。干多了,想多了,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用在具体事物上,到天上摘月亮或许不可能;敌后生存,实则可能。事实上共军就是这么实践的,而且很成功。

所谓矛盾论:事物本质上一分为二,对立的。但是在彼此交替作用时又合而为一,统一的。归纳起来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这些是政治教材上的东西。不禁要问,这个东西对敌后生存有何现实意义?答案是意义很大。

根据这个标准。蒋介石在战略上是对的,且战且退,并且迫使日本沿长江向上游进攻。但是他在战术上犯了若干错误。教员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系统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 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

看到了么,《实践论》是一种决策,《矛盾论》是一种认知,《论持久战》是一种战略战术分析。三篇文章可以看成是三部曲。共军就是在这三部曲指导下完成全部事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术走向都验证这些观点。——这就是教员在延安干的第二件事:从思想上给国人指出一条路。——这件事完成,教员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战友们。

从外部看,对中国影响有三:第一,战后,中国的力量再一次延伸到朝鲜半岛。尽管只是一半,但以中国当时的国力而论,能在美国面前守住半个朝鲜已经是奇迹。第二,中国证明了自己是强国,可以和强国对抗,实现立国之梦。一八四零年以来,再也不会有国家试图用武力挑战中国主权。第三,此战影响极大。对整个世界而言,东亚局势泾渭分明,世界格局泾渭分明。大国之间不再有直接冲突。一方即使需要出去练练手,也是捏软柿子;另一方最多暗中支持。对中国而言,赢得一半世界,丢掉另一半世界。

在当时中国最困难的岗位上,邓稼先是如何带领大伙克服困难的呢?两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邓稼先把理论部分的人分成三组,分别公关。一日三班,计算日夜不停。他们仅仅依靠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纸笔、计算难以想象的数据。算完的草稿纸,都是用麻袋装,堆在一起。当时的计算机是每秒仅百次的乌拉尔,还得用手摇,算个除法,得分几步走,要是算个开方,还要查巴罗表。但每一个数值都要不同人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一个关键数据,算一遍就有上万网点。每个网点牵扯出若干方程。愚公移山也不过如此。只不过愚公移眼前大山。邓稼先移的是脑海里的大山。

第二个法宝:无与伦比的才华。许鹿希回忆:“这段时间(接到任务之后)他非常沉默。即使家里说了有趣的事让他开怀大笑,也会突然停下来。”许鹿希感觉到,邓稼先的人分成两半。属于工作的那部分永远运转。杰出人物的一生,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愿意为某件事付出一切,将生命托付之。邓稼先在思考切入点。思考的结果,他决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物质三个方向作为主攻方向。这三个方向,就是原子弹的喉咙。攻破这三块,就扼住原子弹的喉咙。

这是战略把握。关于战术细节又如何呢?许鹿希回忆:“某日清晨,理论部一帮人把计算一夜的结果告诉邓稼先。邓稼先听说后就说错了。重算以后,确实错了。”许鹿希很奇怪,人家计算一夜,你怎么知道错了。邓稼先告诉她,他的方式叫‘粗估’。每一个关键值计算,邓稼先都会对结果有一个大致预测。如果计算结果在预测范围之外,就是错的。至于邓稼先如何进行“粗估”,只能说他是天才,只有天才的计算方式和直觉。许多天才都是其貌不扬。但是他们的直觉却非比寻常。